Martin是纽约一家金融机构的地区负责人，因为疫情的缘故，他在家闷了好久，不时还得远程面试，招聘一些新人。

他告诉我，现在就算招到新人，也会让他们在家待着，“等疫情结束了，再到我们新的办公室看看，不急的。”

当然，他不知道疫情何时能够结束，也不知道业务进展能否顺利。幸好他管理的团队，以客户关系经理为主——和客户打交道最重要，去不去办公室倒还是其次。

这种工作性质，大概是他们可以“逆势”招聘的主要原因吧。很多客户关系经理往往“自带”客户，每招到一位成熟的经理，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收益都要大于成本。

我们的另一位合作伙伴Jerry，情况也和Martin类似。他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大约两个月前，他把自己位于华尔街的办公室关闭了。但现在，我注意到他已重启招聘。

商业的逻辑是相通的。对于Jerry来说，他要招聘的都是投资顾问，和Martin急需的客户关系经理类似，既不用坐班，又能“自带”客户，拉高销售额。

这是疫情之下，许多金融机构的用人逻辑。换句话说，如果你对华尔街来说属于“成本项”，或“收益难以量化项”，那么即便没被裁员，想换份新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非常时期，华尔街日子也不好过。机构和员工，大家共患难吧。

（疫情前的华尔街     来源：新华社）

销售端的挣扎

对于不少机构的决策者来说，疫情之下，客户维护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

比如Martin和Jerry都在逆势招聘。尽管头衔不同，一个招的是客户关系经理，另一个招的是投资顾问，但本质都一样：属于直接面向客户的销售端。

通过在销售端奋力一搏，维护甚至拓展客源，稳住现金流，是他们的共同愿望。至于其他诸如市场部、品牌部什么的，预算优先级都得往后排。

这里不是说市场部、品牌部不重要。用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只是因为被视作“成本项”或“收益难以量化项”，他们在危机时可能会被CEO往后放，这也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除了我接触到的这些金融机构，许多华尔街老牌企业，也遵循着相同的逻辑。

就在此前，摩根士丹利的一份备忘录确认，一名身在纽约州Purchase办公室的员工已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该办公室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

这一消息引发金融圈子高度重视，许多华尔街公司为此加强了公卫安全措施。比如摩根士丹利和富国银行均表示，它们将为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采取特别措施。

此后，各大金融机构逐步调整了它们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让员工在家工作，大量取消非核心活动，严控出差，主动压缩与产品供应商的会面时间。但它们的一个共同做法是：死保销售端。

只要是客户的会面要求，机构永远当回事儿。特别是那些大的私人客户，能令银行家几乎随叫随到。即便是疫情期间，那至少也得在“云端”随叫随到。

据我了解，以下是部分机构的做法：

美银美林提出，公司只会批准“客户至上”的商务旅行。

摩根士丹利表示，只会批准“关键员工”（主要为销售端的投资顾问）的“关键旅行”。而且，针对前往高危地区的员工，会有特别安排。

瑞银集团等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表明“只为客户冒险”的态度。至于其他的出差旅行、商务会面，最好都缓缓。

疫情猛于虎。从这些安排中，不难看出金融机构的真实想法：如果真要冒员工感染病毒的风险，那也只能是为了客户。其他的，都不值得。

这里再举一个真实例子：曾有一位银行家，为了她的黑卡客户，自掏腰包飞行万里，只为帮助客户调查远在异国他乡读书的儿子，交了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业内人士都知道，华尔街的银行家个个看着外表光鲜，但在面对私人客户时，他们连“管家”的角色都要扮演。

这样看来，疫情之下，各大机构死保销售端的做法，就没那么奇怪了。

（疫情前华尔街某机构内部  顾乡/摄）

“保姆荒”下的焦虑

疫情之下，“只为客户冒险”，是机构合乎逻辑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尔街金融人士也是苦不堪言。即便未遭裁员，可以居家办公，但疫情造成的“保姆荒”，实在让人头疼。

“我现在陷入了工作的疲劳点，公司也知道。”一名家里有三个6岁以下的孩子、主要负责交易端工作的职场妈妈说，“挑战在于我和丈夫都得工作，疫情期间我俩都要随时待命。我要对接四名律师，而他则是一名交易员。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挣扎。想排好一张时间表都是非常困难的。”

“这让我不堪重负，不得不请假。”另一名金融分析师说。她有两个不到6岁的孩子，丈夫是一家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

“没有人帮我，我一直在努力管理我的工作量，同时还要照顾孩子。有6个星期，我在小一点的孩子午睡、大一点的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才能挤出时间挣扎地干上两小时。”她说，“如果我想再加班，那我老公就得带他们出去玩一会儿，但这很辛苦，他也要工作。而我女儿还处于一个只想要妈妈的阶段。”

虽然在疫情开始时，像瑞士信贷和高盛这样的大机构，会为员工提供额外津贴，并让他们可以抽出时间照看孩子。但这些福利一般不会持续超过两个星期，这对从事繁重金融工作（尤其是时间表混乱）的上班族来说，几乎帮不上什么忙。

美国各州法律禁止父母将低龄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而纽约与一些内陆州不同，双职工家庭较为普遍，那些要求女性做出牺牲的传统势力比较弱。这些因素，往往令许多金融家庭捉襟见肘（美国老人普遍不会帮忙带孩子）。

以往的纽约，由于保姆行业高度发达，问题还不容易暴露。但在这次疫情之中，用惯了保姆的纽约金融人突然发现，全城保姆已经难觅踪影。

“本地的保姆现在都不工作了，因为她们必须留在家里带自己的孩子。”有分析人士说，“年纪大的保姆也不想通勤，因为她们不想把自己暴露在病毒前。”

幸运的是，纽约职场精英们很快“开发”到大学生这一群体——这些被突然挤出校园生活的年轻人，如今成为很多金融家庭在这个夏天的“最后指望”。

“现在失业率如此之高，雇用年轻人并不难。”上述那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说，“我们决定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几乎可以兼任辅导员的人。”

“大学生是最好用的。”另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母亲说，“他们现在都在找事情做。”

只不过，根据金融招聘内容提供商efinancialcareers的调查，为纽约金融家庭工作的学生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夏天，将和任何一名银行实习生一样苦不堪言。因为大多数华尔街从业者，本质上都是“加班狂人”，特别是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妈妈，可能觉得这个夏天需要更多加班，以弥补前段时间的“损失”。

还有一名金融妈妈说，即便大学生应该能够帮她撑过这个暑假，但她还是忧心忡忡，“估计他们会在秋天回去上学。至于之后怎么办，我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一场疫情，看尽华尔街众生相。

（疫情前的华尔街 顾乡/摄）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