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国家站队的学问：中美势将两相倾间于齐楚当怎行？

The CCP implemented its national security law on Hong Kong, in violation of the commitments it made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and disregarding Hong Kongers’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 free Hong Kong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able, prosperous, and dynamic cities. pic.twitter.com/9Nrc7CT1wV
— Secretary Pompeo (@SecPompeo) July 2, 2020

刚过去的这一个多月无疑是多事之秋。当世大国外交工作更愈发考验政治家的智慧：持续维持在低位的中美关系，会否因两国政府要员6月16日至17日在夏威夷的会晤而有所改变？会怎样因已然开始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进一步恶化？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又会怎样造就更多摩擦？再广一步而论，迥异于美苏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关系，究竟是能找到共处之道，又或是酿就远甚于冷战的冲突？

浩瀚太平洋，究竟能否容得下如今的中国和如今的美国？这已不知是多少人的疑问。恍惚间，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的人，已经成为多数。

值此时，随着中美这对G2相互倾轧愈烈，其所激起的波澜，对夹在两者之间的世界而言就是惊涛骇浪。从新加坡到加拿大，从日韩到欧洲，都愈发强烈地感知到“间于齐楚”的压力，而他们不一的尝试，也正带来迥异的结果。

深受其害的“跟随者”

若要列数中美之间承压最甚者，加拿大一定名列前排。

5月27日，加拿大卑诗省高等法院就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一案做出裁决，认为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引渡聆讯进入第二阶段。主审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在判决书中表示，即使加拿大没像美国一样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但孟晚舟仍被判就“与伊朗交易与否”进行欺诈，且“美国的制裁在根本上没有和加拿大的价值观产生冲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随后发表声明，强调孟晚舟案是“加拿大司法机构独立运作的裁决”。

不过，对国际关系而言，价值观正确与否、司法独立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案件的判决很快就带来了附带代价。

6月16日，作为加拿大木材出口的第二大海外市场的中国，要求加拿大就其出口原木发现害虫一事进行调查和改进；而从2019年3月至今，加拿大Richardson International、Viterra Inc.等多家企业的油菜籽皆因检测出有害生物而被停止出口中国，占加拿大油菜籽40%的中国市场一直让加拿大吃闭门羹。

另一边，6月1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和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和“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对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提起公诉。一位是前外交官，一位是商人，在孟晚舟于温哥华被拘留后，此二人也于2018年12月起在中国遭拘捕。

加拿大依法办理孟晚舟案，中国也依法办理康明凯和斯帕弗案，依法审覈油菜籽和木材的进口。两国都是讲道理的，不是吗？

太平洋东北如是，西南亦是同理。过去半年有余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蔓延全球，各国因应对措施不一，受害情况也皆不相同，国际社会大有发起独立调查的呼吁。对此，中国政府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调查，而反对针对中国的“政治性”调查。而在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大会（WHA）之前，澳洲政府却领头呼吁国际社会发起针对中国的独立调查。

巧合的是，美国对此也异常上心——就在蓬佩奥与杨洁篪在夏威夷举行完会晤的2天后，前者便对媒体表示，“我有专门质问杨洁篪，为何中国反对澳洲发起的独立调查倡议”。

或许同样是“出于巧合”，中国商务部于5月依照2018年底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结果，对澳洲大麦加征80%关税；并以检验检疫要求为由，禁止四家澳洲牛肉出口商向中国出口牛肉，占澳洲向中国出口牛肉总额的35%。与此同时，那位2013年携带7.5公斤冰毒入境的澳洲籍被告人吉莱斯比（Karm Gilespie）更是于6月10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按走私毒品罪名作出“死刑”的一审判决，且中国媒体对此予以了高调报道。

对于这种演变，一直尝试与北京取得联系却未果的澳洲贸易部长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表示，澳洲人不应执意把对吉莱斯比的死刑判决看作是中国的报复行动——走私毒品被判刑自然不算报复，那澳牛进口呢？这又是不是“报复行动”？谁知道呢？

人们知道的是，无论是孟晚舟案，还是澳洲呼吁发起的以中国为目标的独立调查，都早已成为中美新一轮对峙的一部分。而无论是这些依法被拘被判的个人，还是加国、澳洲的农产品对华出口，都是随着中美竞争波澜沉浮的孤舟。

加拿大显然是明白的。其联邦法院6月12日允许公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半年前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加拿大联邦警务国家安全部门（FPNS）在逮捕孟晚舟之前就对该行动进行了评估，深知其“高度政治性”，并将“引发全球性的震荡波”。

可是，明白又如何？加拿大能做什么？如今，释放孟晚舟就会得罪美国，引渡孟晚舟就会得罪中国。加拿大已经在采取最可取的方案：采取“拖字诀”，任由孟晚舟团队一再上诉，既不释放，也不引渡，等待中美关系的突破——问题在于，加拿大原可不逮捕孟晚舟。

当时的一念之差，换来了时下的代价。孟晚舟面临着失去自由的困境，加拿大何尝不是如此？澳洲亦非同理？

命不由己的“抗争者”

对比加拿大与澳洲相对更顺从美国的做法，有些同样夹在中美之间的国家则力求自主独立，希望借自己手中筹码推动事态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韩国。

众所周知，韩国的保守与进步两大政治力量，皆同样重视与美国的政治军事盟友关系，同样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两派在对日、对朝立场上有明显分别。以文在寅为代表的进步派势力当下在韩国社会占有绝对主导权。过去两年间，首尔方面往返于华府、北京、平壤之间，一度为半岛局势迎来缓和的关键转机。若没有韩国的奔波铺垫，美朝之间大可能已经爆发冲突，乃至引发牵连中俄日等多国在内的东北亚巨变。以民族和解、独立自主为外交主基调，以小国身份推动大国政治运转的韩国政府，诚可谓坚韧的“抗争者”。

事实上，同样坚韧抗争的还有朝鲜。自冷战时期以来，处于大国竞争磨心之下的朝鲜，便以“主权”（Junche）为核心政治思想，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如何推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便更是平壤的核心难题。为此，金氏不惜让国家忍受国际制裁的巨大代价，也要以发展核武的方式确保国防主导权，乃至以此为筹码，推动朝美之间的平等对话。在这条路线上，平壤也确实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功。相较之下，韩国在半岛地缘政治中，即便再怎样努力也只能以配角角色予以铺陈，朝鲜至少有一定话语权。

可是，时局的走向归根结柢还是由大国推动。当白宫聚焦于中美关系、总统弹劾案、疫情及美国大选等事务，不再以美朝和解为重心，当北京划下“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不能生乱”的红线，朝鲜即便核武在手，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一面等待中美腾出手与自己沟通，一面继续忍受制裁的压力，与此同时将自己的脾气以“纵容人渣派传单”这种借口向韩国发泄——6月朝鲜方面向韩国放狠话、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重新布兵边境等一系列举措，与其说是对首尔的不满，倒不如说是“心有愤恨而力不足”的对美抗议。

纵使韩国是比肩俄罗斯的全球第12大经济体，自诩为“中等强国”，却只能在美国、朝鲜之间两面受气；又或是长期开拓独立主权的小国，虽然对自身政经政策有很大决定权，虽然手握核武及洲际弹道导弹，却终究只能循势而行。看似主动挑事的平壤，何尝不是和首尔一样命不由己？

力求独立的“犹疑者”

再将目光看向全球，这种身陷中美旋涡、备受压力的情况，又岂是加澳韩朝所独有？当今中美影响力之程度，已经大到任何社会都无法逃避。

6月初，李显龙在《外交事务》和《联合早报》刊布“濒危的亚洲世纪：美中对抗的危害”一文，直言各国面临“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而趋势的走向则取决于美国究竟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并试图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国；或是承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同时亦取决于“一个更大、更强大的中国”，是否能“尊重全球规则和规范”，“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维护和更新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国际秩序”。李显龙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新加坡经常以这种维度考虑问题，毕竟新加坡不仅夹在中美之间，亦曾夹在美苏之间，夹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区域大国之间，乃至夹在东西文化之间。有鉴于此，新加坡也一直维持着“平衡外交”的思维。那么，那些更有话语权的国家呢？

从5月底到现在，“港版国安法”一直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焦点之一，这归根结柢是因为它牵涉中美乃至中西的既有矛盾和竞争。有鉴于此，美国早在5月28日便联合英国、加拿大、澳洲一起，发布谴责北京该决定的声明。

诡谲的是，作为美国在亚洲重要的盟友、与中国大陆及香港都有密切政经关系的日本，却以“通知时间过于仓促”为由拒绝参与该联合声明。而当日本于6月17日参与发布G7外长联合声明时，也专门解释道“希望体现G7整体努力，而非跟在其他国家后面签一个名”，且该份声明的措辞也相对降级。待得国安法于6月30日午夜开始实施，日方也选择以规格次于“谴责”的“遗憾”一词予以表态。

与此同时，依然就人权这类普世话题对中国加以批评的日本，同时也在亚投行、一带一路、疫情等明显关乎中美博弈的实质问题上，愈发强调自己独立的立场。一如当美国政要公开批评中国是病毒源头，并主张对中国进行索赔，日本的表述则是“新型冠状病毒是从中国扩散到世界各地。希望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国际影响方面发挥应有的责任和全球地位”——既没有符合中国，也不迎合美国。

在欧亚大陆极西，欧盟也感受到一样的波荡。还记得欧盟去年3月刊布《欧盟-中国：战略前瞻》文件，将中国首次列为“系统性竞争者”（systemic rival），并反思欧盟必须协调自身各成员国的对华政策，从而正视中国这个不可或缺的竞争者兼合作伙伴。今年6月14日，欧盟“外长”博雷利（Josep Borrell）再度于欧盟对外事务部官网刊布文章，强调未来世界秩序将由中美竞争所型塑，而欧盟面临巨大的“选边站”的压力，既要与中国加深各方面的合作，也要与美国持续推动多领域的伙伴关系，因此必须寻找自己的指南针。

而同样关注港版国安法的欧盟，在以“谴责”（deplore）予以表态的同时，也采取了进一步观望的态度，表示“我们会就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保持谨慎关注”。

简单而言，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的领导人们，一方面不满美国的日益蛮横，一方面正就“我们该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陷入更深的审思，另一方面也在就欧盟27个成员国“若不联合一体就无法与中美竞争，但内部分歧又无法协调”而无比焦虑。但至少，欧盟和欧洲各国都明白，中美都是靠不住的，也都是避不开的，欧盟必须尽一切资源和智慧寻求统一的应对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