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于9月27日发布《北京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鼓励公众向政府和相关部门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对非恶意的不实报告不予追究责任。此条款被网友称为“李文亮条款”。然而，有公共卫生专家和维权人士对此保持悲观，认为新条例无法有效保护中国的吹哨人不再被训诫和消失。

在北京市通过这个应急条例之前，深圳市的吹哨人条款已于八月底通过，将于十月一日正式实施。这两个条例都鼓励公众通过公共卫生热线、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途径踊跃爆料，有关部门应对其提供必要保护。

武汉“吹哨人”李文亮离世半年有余，他的微博如今化身为上百万中国人每日问候祷告、倾诉喜怒哀乐的“哭墙”。那么他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哨声，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正名和保障了吗？

在公共卫生领域维权多年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看来，北京的新条例其实不配被称为李文亮条款，因为吹哨对象被局限于政府部门，仍然把公众排除在外：

“（网友）把这个当作救命稻草，就是上当了。任何人接触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开，非恶意就不受追责；同时可向疾控部门、媒体报告。李文亮条款最重要的是让（疫情）充分迅速地透明公开，同时不受打击，两者缺一不可。”

胡佳：吹哨对象不是公众、训诫系统依然猖獗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在去年年底时仍然处于静悄悄地秘密扩散阶段。李文亮于12月30日在微信上发布疫情信息后遭到警察训诫。中国随后迎来武汉、宜昌等多地封城、死亡人数飙升。

李文亮本人于2月7因新冠肺炎离世后，有一位派出所副所长和民警受到行政记过和警告的处分。

9月21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一一读出江学庆、刘智明、李文亮等献身一线的医护姓名，称其为“民族的脊梁”，声音哽咽并用手拭泪。

微博网友质问应勇，“该死的都还活着，你就是哭死又有什么用呢？”、“对渎职者的处罚是慰藉英灵，告慰人民最直接、最有用的方式！”

除了李文亮、艾芬、谢琳卡和刘文等人，起初被武汉公安定义为“造谣者”的八位吹哨人并未全部现身，外界尚未得知其身份和处境，是否收到道歉、纠责和赔偿。

“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心心念念的文明社会在他离去后也并未成真。更让胡佳担忧的是，网警、国保、基层公安等一整套浩大的训诫系统依然运转不休，小小一则卫生条例无法阻挡国家机器对公民和记者的习惯性碾压：

“你知道疫情期间有多少中国人的微信和微博号被炸号？武汉市民方斌、年轻勇敢的陈秋实，他们到底怎么样了？他们为了打开疫情的黑箱做自媒体报道，代价仍然在持续，这个打击仍然是现在进行时的状态。”

耗资七亿元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二十八天

北京的最新条例还要求建立健全网络直报机制，医护人员在情况紧急时可以越级报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9月16日出版的党刊《求是》上发文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事实上，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为避免官僚系统对疫情上报的政治干预，中国斥资7亿打造出一套覆盖全国省市县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这套系统在本次新冠疫情前期，基本处于架空和瘫痪状态。

《财经》记者经走访调查发现，1月24日之前，包括疫情中心武汉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长达28天的时间内主要通过口头、邮件、电话上报疫情。

而且，临床医生常常上报给主任，主任报给院长，院长再向上报，信息被拦截在市里或者省里，而不是直接通报国家。《财经》采访的六名武汉三级医院医生均不知晓直报系统的存在。

胡佳对中国传染病通报体系的最终完善感到十分悲观，“你的预警机制里，就没有说到向公众报告。只要不删帖封号，向公众报告、公众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让政府无力隐瞒。这就是在牛粪上打苍蝇，在你展示打了多少苍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那套制度是产生苍蝇的温床。”

美国吹哨人以《吹哨人保护法案》维权

“吹哨人”被噤声并非中国特色。美国“吹哨人”布莱特（Rick Bright）今年五月在被免去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BARDA)主管一职后向特别检查办公室提起申诉，指控部分高级卫生官员违反了保护政府吹哨人的联邦法律。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退教授李敦厚告诉本台，美国政府的医疗人员可以向卫生部门、疾控中心、政府议员甚至联邦调查局FBI通报疫情，且受到1989年通过《吹哨人保护法案》的庇护：

“政府不会让（吹哨人）永远的受害，申诉的管道会有，解决的办法会有。也许不能马上解决，但是迟早会有解决方式。中国有《条例》，但是做得到吗？以人为主的事情，还要看政治改革能不能跟上脚步。”

今年四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还提出了《2020李文亮公共卫生问责法》的议案，赋予特朗普总统取消歪曲或故意隐瞒公共卫生紧急信息的外国官员赴美签证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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