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说撰文：郑逸雯

2019年12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门口传来一阵阵激动的尖叫声，在支持者、传媒镜头的包围中，伊藤诗织高高举起写有“胜诉”字样的标语。“说实话，我现在还不知道作何感想才好……但总算能写下一个句号。”她说着话时不哽禁哽咽。

日本#MeToo第一人、勇敢的幸存者、女权勇士……一路走来，这位31岁的女记者似乎头顶诸多光环。4年前，她自揭“安倍御用记者”、日本TBS电视台记者山口敬之强暴，从此走上一条几乎从未有日本女性走过的维权之路。然而，挺身公开性侵遭遇，却被社会上反部分人斥责“不像日本女人”。这样的伊藤诗织，又能否触动这个国家一众沉默的性侵受害者们？

尽管得到很多支持，我（在裁判中）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孤独……今后各位若遇到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人，希望能报以同样温暖的目光。

性侵民事案胜诉当天，伊藤诗织在法院外对声援她的人们说道。裹着厚重围巾的瘦小女子，微笑着却泫然欲泣，一如她2018年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镜头前的模样。

与大多数日本女性相比，伊藤诗织无疑是“幸运”的：记者身份以及与外媒联系，在欧美留学、工作的背景，一口流利英文。这些均是她对抗施害者的利器——毕竟山口敬之在日本传媒界德高望重、背景强大，更曾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传记。不过，在部分日本民众眼中，这些“不像日本人”之处却反过来成为她的“原罪”。

2019年12月，伊藤诗织胜诉后来到东京一个教堂，这里举办她的支持者集会。（Getty Images）

自立少女 为“脱离轨道”出国

没有日本女性的精致妆容，或者腼腆的仪态，伊藤诗织予人感觉相当西化，却是出生自一个不折不扣的传统日本家庭。1989年，伊藤诗织在神奈川县出生，是家中长女，一家五口生活在市郊住宅区。她在自传中忆述，自己幼时相当调皮，总是带着小朋友们四处探险，并且“正义感爆棚”，常常把惹是生非的男生弄哭。

平成年代出生的日本年轻人，不时被贴上“没有竞争意识”、“缺乏自己主张”、“渴望安定生活”的标签。但这套成见不适用于平成元年出世的伊藤诗织，她从小能言善道、极有主见，9岁开始做兼职模特儿，赚下的钱日后悉数用在留学费用上。在高中入学考试那年，伊藤诗织因病住院，不得不暂时休学，却开始思考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读小学时，伊藤诗织与弟弟妹妹获得星探邀请，为模特儿公司试镜，她由此开始从事模特儿工作。（AFP）

“在（初中）学校里，只有泯然众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你不准脱离既有轨道。”伊藤诗织回忆，她曾因从事模特儿工作而经历校园欺凌，而因病被迫缺席高中入学考试，正正为她提供了“脱轨”的机会。可见早在少女时代，她便展现一种不愿循规蹈矩、不惧怕“不一样”的人生态度。

说服父母后，伊藤诗织远赴美国堪萨斯州读高中，之后辗转于德国、西班牙的大学，最终如愿以偿，进入纽约大学修读新闻。之后，她回流日本，在路透社实习，并四处发邮件寻找工作机会，其中一封寄给了TBS驻美分局局长山口敬之。接下来的事，已经为世人熟知。

2019年12月，日本TBS电视台前记者山口敬之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自己将会上诉。（AFP）

“真正的日本女性不会这样做”

据伊藤诗织所言，性侵事件发生于2015年4月，在警方调查未果、检察官对山口敬之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她在2017年5月向日本传媒公开身份与经历，要求检方重启调查。镁光灯下，身穿黑色恤衫的她神情镇定，说话时只偶有声线颤抖，鲜少显露身为“受害者”的脆弱。

然而，质疑与指摘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山口敬之一方的激烈反驳，在路上被不明车辆跟踪，这些或许也比不过各种网络暴力的杀伤力。最匪夷所思的阴谋论，声称她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间谍”、“中国商人”。在不少民众看来，“真正的日本女性不会这样做”，因“谈论这些关于性的私事令人羞耻”。

伊藤诗织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q~s Secret Shame）中的形象。（AFP）

在网上搜索伊藤诗织的名字，“说谎”、“谜团”、“真面目”等字眼比比皆是。因为是日本第一个站在镜头前、实名指控加害者的性侵幸存者，加上自身经历的特殊性，她被部分当地传媒描绘为一个极端异类，在民众眼中也变得愈来愈“不像日本人”。

无论多么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伊藤诗织也许终究抛弃了作为记者、女人、甚至只是普通国民，在日本度过平凡生活的可能。公开身份之后的两个月内，她极少出门，在家中写下三封“遗书”，信中叮嘱亲友：“我绝对不会自杀，（若我出事）一定要调查到底”。2015年7月，不堪重负的伊藤诗织接受英国一间NGO邀请，移居伦敦。

反性侵#MeToo运动，自2017年10月起通过社交传媒迅速发酵，由美国荷里活蔓延至全球各行各业。（Getty Images）

由#MeToo到#WeToo 不再是一个人的运动

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日本#MeToo第一人”的路并不好走。每一步棋都是一场豪赌，都必须走在最关键的时刻：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正值日本国会推动性侵刑法修正案；2017年10月出版自传《黑箱：日本之耻》，也是希望借助全球#MeToo运动的影响力。

书籍出版方希望用她的正面照作封面，却一度被其否决，“因为好像在说：这只是在‘伊藤诗织’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性质特殊，（对读者而言）产生一种距离感。”伊藤诗织解释。少女时期特立独行的她，如今在讲述性侵事件时，反而最不希望人们认为她有多么“特殊”，因其实谁也可能遭遇这样的噩梦。

“黑箱”一词出自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对她说过的话：“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图为声援伊藤诗织的民众。（Getty Images）

最初决定公开身份时，连家人也反对，自细跟她最亲的妹妹曾经问她：“为什么这件事非要你来做不可？”但伊藤诗织认为，正因为若她忍气吞声，未来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像妹妹这样的下一代日本女性身上。“任何时候，我的声音都能化作你的声音，或者你珍视的人的声音。”她在自传中写道。

尽管搬离日本，但伊藤诗织继续与国内运动团体合作，将原本似乎是她一个人的“#MeToo”，逐渐扩大为“#WeToo”。这个社交传媒口号，不要求幸存者们公开身份，而是鼓励所有反对性侵的民众一起发声，强调日本女性是“命运共同体”。此后，伊藤收到不少性侵幸存者的匿名信件，也有更多机会回到日本，参加宣传反性侵的社会活动。

图为东京地铁开设的女性专用车。（Getty Images）

争议背后 讲述最日本的故事

“人们称赞我是强大、勇敢的女性，但其实我是无能之辈。我跟大家期待的不一样。”同时背负光环与骂名，伊藤诗织不无迷茫。一方面，她是社会活动家、自由记者，其为半岛电视台、亚洲新闻台制作的纪录片在2018年双双获奖；另一方面，她在法庭上的抗争举步维艰，由于刑事案遭检方拒绝起诉，最终只得以民事案形式入禀法院。

在日本舆论中，她也仍是争议性人物，有家不能回的窘境未曾改变。离开日本一年后，被问到是否想回国，她感慨：“我也希望像以前一样毫无恐惧地上街，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是生活还要继续（life goes on）。”

图为伊藤诗织的自传《黑箱：日本之耻》一书。（资料图片）

个人经历与传统日本女性形象的矛盾，难免令伊藤诗织成为异类。但无可否认的是，不少日本女性都曾经历性侵，却是沉默的一群。2015年，日本当局一项调查显示，逾六成强暴或性侵幸存者从未将遭遇告诉任何人，仅4%曾报警。从这一角度讲，伊藤诗织讲述的也许是与日本女性的人生最贴近的故事。

《黑箱：日本之耻》的封面最终还是采用伊藤诗织本人的照片，只因摄影师的一句话说服了她：“你背后还有一张张看不见的脸，你的照片是为了让人们看见他们的面孔，听见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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