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杜尔诺沃是沙俄末期的顽固派政治家，以残酷和顽固恶名昭彰。他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后进入内务部国家警察局，逐渐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反革命（字面意义）专家。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叠加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他挺身而出镇压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导致1905年俄国革命最终失败。他“是沙皇反动派中最反动、最厉害、也是最有远见的家伙”。

2. 身为“反革命专家”，杜尔诺沃对于沙俄“黄金十年”的两任首相维特和斯托雷平都抱有很大看法。“给我（稳定的）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句常被安放在普京头上的话正是维特和斯托雷平当年所说的。而 斯托雷平在经济上的改革，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招致了各派别的不满，为了转移社会情绪，斯托雷平开始鼓吹大国沙文主义。

3. 狂热好战的民族主义让杜尔沃诺心生忧虑。在1912年呈递给沙皇的奏折中，他认为如果好战舆论持续蔓延，俄国陷入欧洲战争，那么整个俄国将会被点燃。1914年的又一份奏折里，他又对俄国命运做出了精准判断和预测，告诫不要为了所谓“斯拉夫人的土地”去挑衅强国。

4. 杜尔诺沃的经历和预言，串起了沙俄猝然死亡的线索。这位反革命老手，基于整个十八世纪欧洲革命经验、俄国国情与大国博弈斗争合作的深刻洞察，认为巨额战争开支会超出俄罗斯有限的财政能力，一旦战败，俄国必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鉴于今天的局势，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杜尔诺沃当年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质问。历史的真相在二百年后，应当被看清楚。

唐驳虎（凤凰新闻客户端荣誉主笔）评论文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在时隔百年的两相对比中，聪明的人一定能发现诸多相同与不同的元素，完善自己的历史观与判断坐标系。

列宾油画作品：1905年10月17日的示威游行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军事是政治的手段。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外因是促进矛盾变化的条件。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但是，比起本来就一团乱麻的欧洲帝国与小国博弈，沙俄末年的内部史和苏俄革命史，史料之庞杂，史观之对立，真相之难求，更是令人生畏乃至头皮发麻 的“混乱垃圾堆”。

那庞大芜杂的斗争、博弈、改革，真要讲清楚，需要一大沓的皇皇巨著，不可能在手机上承载。即使想要简单地梳理清楚，也是非常困难的。

思来想去，还是用一位反革命（字面意义）专家的经历和预言，串起俄罗斯帝国猝然死亡的线索。

无情的反革命专家

杜尔诺沃，全名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Pyotr Nikolaevich Durnovo ， 1842~1915），是俄罗斯帝国最后的国家机器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

作为沙俄末期的顽固派政治家、内政大臣，镇压1905年革命的头号刽子手，

他以残酷和顽固恶名昭彰，“是沙皇反动派中最反动、最厉害、也是最有远见的家伙”。

他1842年生于一个典型的传承500年的俄罗斯大贵族家庭，家族在全俄各地拥有大量庄园和房产。

父亲做到了萨拉托夫副省长，母亲是著名海军上将拉扎列夫的侄女，妻子是未来枢密院主席阿基莫夫的妹妹。

在克里米亚战争惨败的阴影下，1855年13岁的杜尔诺沃进入贵族子弟云集的海军学员团。“为国家复仇苦读”的五年，杜尔诺沃成绩优秀，才华横溢，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8岁作为见习官进入海军，在环游世界的长航远征中度过了10年。足迹遍布新抢来的海参崴，以及中国、日本、美国加州、巴西、英国、德国，见识了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的波涛。

28岁时杜尔诺沃通过军事法学院考试，先是继续在熟悉的喀琅施塔得，担任海军法院助理检察官，随后调任莫斯科、雷宾斯克、弗拉基米尔、基辅等地的地方法院检察官，开始了司法生涯。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39岁的杜尔诺沃被任命为内务部国家警察局司法司司长，负责调查有关国家犯罪的案件。

在他的领导下，沙俄取得了镇压革命最大的成功， 刺杀沙皇和大臣的革命者被捕，几座地下印刷厂被查明并摧毁，行动和情报工作得到加强。

“由于出色的勤奋服务”，1883年杜尔诺沃被任命为国家警察局副局长。1884年，杜尔诺沃受命赴法国、德国、奥匈等国考察各国警察系统和监视“危险分子”的方法。

回国后扶正出任局长。在此期间，杜尔诺沃大量阅览1789年法国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巴黎革命、柏林革命和维也纳革命的案卷，从中吸取反革命工作的经验教训。

按他自己所言，其中所学，自己更能把握到如何才能应对一场滔天巨浪的精髓——

“忠诚的下级军官和强大的意志，以及可靠的情报和财政系统”。

凭借与生俱来的行政能力，历练与思考，杜尔诺沃逐渐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反革命专家，沙皇最优秀的鹰犬，能够及时精准地发现并扑灭叛乱的火苗。

但是到了1893年，荣誉满身的杜尔诺沃局长被情色与外交丑闻击倒。

他把一位女下属发展为情妇，但这位女士同时还与一位巴西外交官有染。

得知此情，杜尔诺沃指示其他下属拆检巴西人的私人信件，还潜入外交公寓搜查，最终引发外交抗议捅到沙皇那里。被连夜免职的杜尔诺沃只好转到枢密院当参议员。

七年后，丑闻淡忘。杜尔诺沃再次出任内政部副部长兼警察局长，先后辅佐四任部长。杜尔诺沃投身于他最喜欢的工作，精力充沛到足以同时领导几个方向。

1905年，当日俄战争不利的消息传来后，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市民汇聚起来走向皇宫向沙皇提出诉求。

在一场枪击之后，人民激起了革命的洪流。

时任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说：“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让一把大火烧遍全俄罗斯吧。这样一把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

民众展开从停止纳税、从银行提款、工厂罢工直到武装起义的各种反抗。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平民，再到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水兵，造反的队伍层出不穷。

面对战争失败叠加革命浪潮，无论沙皇本人，还是首相维特，以及军队将领，似乎都丧失了镇压的决心。

不少大人物都紧握车马的缰绳，随时准备逃亡。

这个时候，身为普通高级官员的杜尔诺沃决心挺身而出，

他主动承担了随时可能人头落地的重大责任，担当起内务部长的职务。同时任命志同道合的反革命官员掌握要职。

杜尔诺沃一方面劝说沙皇假意与叛乱者谈判，一方面从边远的乡村不断调集哥萨克军队和亚洲士兵。然后在准备妥当后以劫掠的重赏诱惑他们勇猛出击，驱使这些亚洲人和哥萨克无情地扫荡城市抗议者。

就这样，杜尔诺沃镇压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 数以万计的反叛者被当场处决，随后是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的水兵被屠戮。

▎米哈伊尔·阿基莫夫（1847-1914），实际上比杜尔诺沃小

杜尔诺沃的内兄（妻子的哥哥）阿基莫夫则出任司法部长。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设立的“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5000起，实际执行3500起。

杜尔诺沃和阿基莫夫还行使中央集权，罢免了一批对革命镇压不力的省长。时人记载，在他的威严训斥下，“就连堂堂的省长都要颤抖”。

圣彼得堡采取了有力的行动。通过残酷的措施，他们镇压了邮政罢工，恢复了铁路秩序。

到1905年底，莫斯科武装起义被镇压，圣彼得堡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被捕，大量革命报纸被查禁。1905年革命失败了。

给谁稳定的二十年

当然，为了安抚人心，尼古拉二世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那就是实施整个十八世纪俄国革命者一直在孜孜以求的目标——君主立宪。

1906年4月，在战争失败与镇压革命之后，俄罗斯国家杜马召开。开幕前，维特内阁包括对“自由派”首相维特非常不满的杜尔诺沃一起总辞职，以示新篇。

杜尔诺沃作为顽固保皇派，只喜欢纯正的君主制，连改良都反对， 认为沙皇制度 是俄罗斯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坚决反对欧洲大陆已经实施几十年的君主立宪（英国已经超过250年）。

但是就连沙皇也知道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杜尔诺沃也不得不接受了自己强烈反对的“乱哄哄”的国家杜马。从1906年到1915年，他一直是上议院（枢密院、国务委员会）顽固派团体的领导人。

▎谢尔盖•维特（Serge Witte）与彼得•斯托雷平（Petr Stolypin）

此后，沙俄进入斯托雷平时代。

作为帝俄历史上最年轻的省长，萨拉托夫省长斯托雷平同样因坚决镇压1905起义受尼古拉二世宠信。1906年先后接任杜尔诺沃和维特，兼任首相和内务大臣。

“给我（稳定的）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都把这句话当成普京的宣言。不是的！说过这话的是造就沙俄“黄金十年”的两任首相，维特和斯托雷平。

▎维特是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

作为上个世纪之交的两大改革家，他们曾先后主政俄国二十余年，对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各有建树。不过两人对具体路径有不同的认识：

财政部长出身的维特(1849-1915)主张政治改革先行，经济改革反而需要谨慎。内政部长出身的斯托雷平(1862-1911)则相反，在经济上是个坚定的改革派，为此在政治则要权威。

斯托雷平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因此首先需要铁腕下的改革、安定与发展。所以才有了“给我稳定的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在维特执政的基础上，在法国投资的推动下，俄国开始工业化补课，经济快速增长；教育拨款翻了一番，农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

整个俄罗斯弥漫着大国再兴的势头。

▎瑞典诺贝尔公司在高加索的油田

而革命的火苗也似乎完全熄灭，曾经声势滔天的革命家们丧失了号召力。

到了1909年，斯托雷平在演讲中兴奋地阐述俄国的成功。他说：

“陛下，俄国变得更加强大了，革命的风险业已消除，从此，您可以重新为所欲为了。”

▎1911年8月底，斯托雷平在基辅迎接沙皇。一周后，斯氏被刺杀。

但是，改革家斯托雷平因其主导的“大改革”得罪了各方面的势力，

可以说各派都有人想暗杀斯托雷平。

在几十次未遂的行动之后，1911年斯托雷平终于在基辅和沙皇看戏时被革命民粹派人士刺杀，死于非命。大量农村地区教堂连续敲钟三天庆祝。

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对斯托雷平的评价与苏联时期相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被誉为杰出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

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曾举办“最伟大的俄罗斯人”评选，斯托雷平名列第二，排在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之前。

很多人认为，如果历史能够提供足够的时间，斯托雷平的道路是能够走通的， 只是世界大战把一切都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内政外交的悖论互动但是，正是斯托雷平在创造经济起飞的同时也种下了苦果。

他用警察手段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效率改革，摧毁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村社传统，追求效率和国家的原始积累。

列宁评价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用暴力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无疑是进步的”。

而这也正是维特所反对的——在20%“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富农)创造空前绝后农业繁荣的同时，也在农村创造不公平和反对声浪。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反对肮脏的进步”。

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犯职业分布，知识分子的比例日益缩小，而工农比例迅速上升。

反对派运动逐渐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

另外，守旧贵族对操弄权术的斯托雷平愤恨不已，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原谅斯托雷平的铁腕专制，视他为“践踏法制的元凶”。

为了转移社会不满，斯托雷平祭出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老办法。

他转移舆论注意力的幌子就是：“你们(反对党)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

斯托雷平还提出了“用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的著名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

而沙俄之所以参加与发动这场现在看来几乎自杀性的战争，的确与斯托雷平时期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亢奋有关，

这是历史的另一条线索。

▎1912年的基辅

而反革命老手、国内杀人如麻的杜尔诺沃却是坚决的国际和平派，

或者说，他主张与任何大国亲善，反对任何在他看来没有意义的扩张、战争和雄心。

这也正是为什么70岁的杜尔诺沃既不喜欢偏自由派的维特，但更讨厌政制保守但是挑动欧陆对抗的斯托雷平。

杜尔诺沃为此和前上司同僚维特、特列波夫等人结党，两度借机挑战斯托雷平，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沙皇尼古拉二世几经犹豫，最后还是选择了挽留斯托雷平，也两度勒令杜尔诺沃离开圣彼得堡甚至出国至少一年。他只好在旅途中大谈往事：

“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几乎全球所有海洋的长途航行中，在军舰的甲板上度过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见习官，舰长用我的名字命名了彼得大帝湾（海参崴）的一个岛屿，那是参与伟大俄罗斯事业的见证……”

惊人预言

斯托雷平遇刺后，在1912年3月呈递给沙皇的奏折中，曾经挽救了王朝的杜尔诺沃充满忧虑地写道：

“陛下，您绝不能再让这种好战的舆论蔓延下去了，您的王朝经不起一场对撞。我深信，如果陛下真的陷入欧洲战争，那么将会把整个俄国点燃。”

“俄国人民是虚伪善变的，他们不值得依靠。”“收割王朝的革命死神并没有被消灭，她只是暂时睡着了；战争会把她重新唤醒，并使之更加强大。”

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反革命专家杜尔诺沃把自己的忧惧写得更加直接：

“尽管被视为打败革命的勇士，但我知道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源于人心的变化，超出了你我的估计，那头猛兽只是被暂时压制。”

“皇上的统治是建立在威慑的基础上，这需要我们将有限的资源谨慎维持在这种力量之上……战争是王朝最不能承受的。”

“如果战争爆发，我预计，王朝将会很快崩溃，比法国大革命更惨烈的噩梦将会笼罩俄国”，“请原谅我用这样哀伤的言辞打搅您，但我只能这样表达我的看法。”

在政敌的驱使下，俄国媒体掀起了批评杜尔诺沃的舆论狂潮。舆论攻击杜尔诺沃缺乏爱国心，不敢对列强亮剑，杜尔诺沃对此淡然表示：

“总有一天，你们这些白痴都会像菲利普路易那样，被暴民们送上断头台。”

不过，真正让杜尔诺沃在史书上留名的，还是他1914年2月份在战争爆发前半年向尼古拉二世提交的又一份奏折。

这里系统描述了对俄国命运的精准判断和预测。可以从章节的标题中直接看出奏折的主要论点——不要为了所谓斯拉夫人的土地去挑衅强国：

1）“未来的英德战争将变成两派强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2）“很难看出俄罗斯与英国的合作而获得的任何实际好处”；

3）“德国和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冲突”；

4）“在经济领域，俄罗斯的利益和需求与德国的利益和需求并不矛盾”；

5）“即使是战胜德国，也会给俄罗斯带来极其不利的前景”；

6）“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斗争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它最终摧毁君主制”；

7）“俄罗斯将陷入绝望的无政府状态，其结果难以预测”；

8）“德国如果战败，将面临同样严重的社会动荡”。

历史用无情警示无知

苦心孤诣老臣心。在最后的奏折中杜尔诺沃苦口婆心写道：

“战争将需要如此巨大的费用，这将比可疑的利益大很多倍……”

“因为毫无疑问，战争将需要巨额开支，超出了俄罗斯有限的财政能力。”“但即使是胜利也向我们承诺了极其不利的财政前景：一个完全被毁坏的德国将无法偿还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一旦我方战败，那么在我国爆发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方战败的可能性，在同德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的战争中怎能忽视？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一旦战败，灾难首先将从对政府无能、输掉战争的指责开始。在立法机构（杜马）中，将掀起一场反对政府的激烈运动。

“随后他们将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煽动，呼喊各种左翼口号，以唤起和团结群众。 首先是瓜分土地，然后是瓜分所有贵重物品和财产。

“战败的军队失去了可靠的干部，农民对土地原始的渴望而蛊惑，将会变得士气低落，再也无法充当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堡垒。

“立法机构和知识分子中的头领在广大民众眼中缺乏真正的权威，将无力驾驭由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暴民浪潮。

“俄罗斯将陷入绝望的无政府混乱状态，最终结局将是无法预见的。

“革命在我们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得到最极端的表现……政治改良在俄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革命最后都会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杜尔诺沃的直言不讳，极其准确地预测了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所有后果。

不管反动派也罢，革命派也罢，无论评价如何各异，都会对他理解局势的能力钦佩不已。

这是才华横溢、资深手辣的反革命老手，基于整个十八世纪欧洲革命经验、俄国国情与大国博弈斗争合作的深刻洞察——

“俄国必然会发生一场激烈的社会革命”。

鉴于今天的局势，更应该注意到杜尔诺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质问：

“我也不觉得我国的人口已经过剩到了必须对外进行领土扩张才能容纳的程度，就算从扩大版图的角度来看好了，试问我们能从对德国本土、波兹南或东普鲁士的征服中得到什么？”

“为什么我们需要抢占这些波兰民族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明我们光是为了应付本国境内已有的波兰人叛乱，就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

“为什么要把原本就不安分的波兹南和东普鲁士波兰人强行纳入俄罗斯国家，须知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是比我国政府更铁腕的德国政府都难以压制？”

“陛下！这场战争中唯一的奖品只可能是西里西亚”，但是“只有疯子才想吞并西里西亚。谁吞并西里西亚，谁就会失去帝国”。

彼得·杜尔诺沃1915年9月死于中风，见证了战争无可挽回的爆发，但是幸运地没有弥留到16个月后俄国大革命的爆发。不久之后，沙皇与贵族遭到了屠灭。

按后人附会的说法，杜尔诺沃临死前曾经躺在病榻上，对前来慰问的沙皇使者说：“用不着同情我！过不了多久，你们都会羡慕我的死亡！”

但他确实成为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自然死亡的内政部长。他之后的六位继任者最终都被杀死。 同样，苏联的十二位内政部长也几乎全部不得善终。

正如江苏网友“不一样的人”的精妙评论：

“俄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一场战争的失败，而是它选择了反历史潮流。那些口口声声吸取教训的人，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了历史的对立面。”

如果几十年无法看清历史，那么，二百年还看不清历史，那只能选择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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