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过始于一九三一年。这个年轻的国家是个标准的多元文化社会，除了原住民与英法殖民者的文化，近五分之一的国民出生于外国，是世界上种族和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

二〇〇三年，我获得了索韦学者（Sauvé Scholars）计划奖助，在加拿大东岸的蒙特娄担任一年的访问学人。一共十四位来自非洲、亚洲、美洲、欧洲不到三十岁的记者和NGO工作者，同住一栋百年历史的宅邸，除了在麦基尔大学上课之外，大伙一起做计划、互相学习、办沙龙论坛。在重视多元与包容差异的前提下，此计划最后选入了我这位台湾人和另一位中国人。我在前往蒙特娄的那一刻，除了几次在中国做专题的机会，并不真的有过中国朋友。现在回头来看，在蒙特娄生活，有一位中国室友陪伴，可以说是我认识中国的起点。

我们这个计划因为创新有趣，吸引了《纽约时报》前来报导，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记者直白地在文章里写了“这个中国男人与台湾女人能共处吗？”（Would the Chinese man and the Taiwanese woman get along?）

《纽时》记者的好奇与提问，不是没来由的。那些年两岸氛围是紧张的，一九九六年和二〇〇〇年总统大选时，中共的文攻武吓让台湾曾有一波移民加拿大的热潮；二〇〇四年的总统大选里，陈水扁提出公投案，更让两岸局势急冻长达一年，包括中共军机屡次跨越台海中线。别忘了，迟至二〇〇八年底，两岸才开始正式实现直航，也就是说，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八年这十二年间，台湾和中国才开始从陌生、试探到接触。

在访问学人的那段日子里，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加拿大政治、经济、学术方面的领袖，他们对中国充满好奇，像是要解开一个神秘的国度般，用尽全力探索、理解、拥抱，几乎不设限。以我所在的麦基尔大学为例，接触过的人类学系、法律系的教授们都有中国田野的经验，累积了不少对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的书写。

但促成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密切交流的背后原因为何？在《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威吓加拿大》这本书里，有四十年新闻工作资历，在香港驻点过，对台湾和中国有深入了解的文达峰，深刻梳理了加中两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脉络。

这本书清楚点出加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对中国施加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占领，也不同于美国在二十世纪，把中国视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而加以围堵。加中两国的互动源自加拿大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把中国视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难大地。

从一八五〇年代左右数百位华人为参与淘金热，从美国加州北上；接着在一八八〇年约有一万七千名中国人为了生存，来到英属哥伦比亚定居。书中提及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承包商偏爱雇用华人，给华人每日一加币的工资，是白人、黑人、原住民工人薪水的三分之一。但同时，一八八〇年开始，数以百计的加拿大传教士前往中国内陆，他们自认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甚至传教士待了好几代，历经义和团之乱、清国的覆灭、军阀乱斗、日本入侵中国、国共内战。

作者以时间为座标揭开加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国共内战时因为厌恶贪腐国民党的恶行，加上政治立场属中间偏左的基督信仰，使得富有战斗精神的传教士和他们在中国长大的子女，将友善中国、改变中国，实践一个公平自由人权的国度作为目标；这个以信仰开端的责任感，随着熟悉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传教士之子，绵延地影响了加拿大官方及民间社会，型塑了日后加拿大对中国的政策。最显着的例子是，加拿大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与中共政权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建交不但开启了美国等十一个西方国家与中共的谈判，也结束了中国的外交孤立。一九七一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在夏天造访北京，接着是美国总统尼克森拜访，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与中共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加拿大的脚步足足早了美国九年。

可以说，在冷战局势下，在中国因文化大革命（1966-1976）被世界孤立之际，透过传教士长年的情感积累，加拿大帮助了中共与世界破冰。两国建交初期，几任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都是传教士之子；两国的建交提供给各国与中国交往的框架，帮助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重要组织。

加拿大从冷战，友中，再到疑中，这是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学习过程。

作者在亚洲多年，特别是这些年，他观察到加拿大对于中国的认识强烈不足。作者说：“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共侵入我国的程度一直抱持怀疑，就算有强烈的证据摆在他们眼前也一样。原因之一似乎是，他们对加拿大的国安和情报工作长久以来缺乏敬意。”

但，这样的情势到了二〇一八年前后有了重大转变。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当年出版了一份一百六十三页的报告，标题是《重新思考安全问题：中国与战略对抗的年代》，点出中共对加国和其他国家形成的威胁。报告摘要列举了中共干预加拿大人生活的各层面和危险，包括商业关系、对华人社群的监控、对异议者安全的威胁。

由于加国较为自由的移民政策，目前在加国定居的维吾尔人约有四千人，图博裔的加拿大人约五千名（也是亚洲以外人数最多的图博族群），五十万左右的香港人，台裔加拿大人也有十万人。过去十年间，不少归化为加拿大国籍的维吾尔裔、图博裔在自由的土地上被监控和威胁，中共以他们仍在中国的家人为人质，要求他们不准出来声援人权、抗议中共；对于支持台湾独立，或近期香港问题而喊出“香港独立 唯一出路”的港人，更是中共不乐见且要锁定的目标。

作者认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把自由民主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件事并没有成真。这有点像台湾在一九九〇年最常见的论述，我们当时也天真地以为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产阶级会起身要求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真实的多党派竞争、健全的媒体第四权与公民社会，以促成中国体质的健康改造。

但这些想望，在二〇一二年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已确定是个迷梦。中国在境外影响最剧烈的国家就是台湾。早在二〇〇九年，学者吴介民就提出“中国因素”这一词，点出中国如何透过跨海峡政商关系的网络及台湾在地协力者，影响台湾社会与政治意识，而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吊灯里的巨蟒》一书，更具体描绘中国因素在过去二十年以及未来对台湾的影响。

距离中国较遥远的国家，例如“五眼联盟”（加拿大、美国、澳洲、英国、新西兰五个英语国家，在二战期间形成的情报分享网络），则是更晚些才会感知到中国的负向作用力。

二〇一九年，澳洲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出版中文版《无声的入侵》一书，谈及两千五百万人口的民主国家澳洲，为何在短短不到十五年间彻底被中国渗透。书中所揭示的原因与加拿大如出一辙，因为澳洲和加拿大量开放移民给中国，又坚守多元文化主义。当时《报导者》采访了作者具体描绘中国因素在过去二十年以及未来对台湾的影响。

距离中国较遥远的国家，例如“五眼联盟”（加拿大、美国、澳洲、英国、新西兰五个英语国家，在二战期间形成的情报分享网络），则是更晚些才会感知到中国的负向作用力。汉密尔顿，他强调中共是在运用锐实力（sharp power），透过操纵性的外交政策，企图影响及控制另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他说：“列宁式宣传体系的作法，不是用他们自己讲的话去说服大家，而是让媒体无暇去报导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笔交易（购买媒体）充分显示了中国利用西方制度的开放性以及主流媒体摇摇欲坠的财务状况。”

汉密尔顿比喻，这种渗透与颠覆手法，“简直就像童子军要对抗教父柯里昂！”

从冷战，友中，再到疑中，这是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学习过程。

对于民主的瘫痪，若没有交往与互动，欠缺足够的觉察力，其实一般人难以感知。特别是中共政权、中国社会、中国人并非三位一体的概念，对一个浸润在多元文化、吸饱自由民主空气、习惯自我省视的开放社会来说，更需要大量资讯、调查与铁证，才愿意确认“中共代理人”的存在，明白这可能是一场利用民主来摧毁民主的危机，才会有真正的警醒。

过去三年，中国因素也是《报导者》关注的主轴。我和同事们进行了关于“无声的灭绝：新疆再教育营实录”、“香港反送中：强权与反扑 绝望与希望”等调查报导，获得香港和台湾新闻奖的肯定。在进行上述调查时，我们接触了大量的被迫害者与流亡者，采访过程几乎都得想尽办法寻找更加安全的通讯软体，确认系统未被入侵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访谈和资料传输。许多的受访者即使逃出中国，身在异地，仍得避免在手机和电脑上留下对话纪录和任何数位足迹，担心被定罪。

对做调查报导的记者而言，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开一般人惯用的软体，但近年中共的监控力道持续扩大：如在微信上讨论公共议题的群组，几乎有心理准备要逐水草而居，被封群、被炸号的情况不胜枚举，在中国境外发出敏感信息，中国境内的朋友便读不到的例子每天发生；香港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Telegram，原本在“无大台”的反送中运动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今时不时出现“此频道内容已被香港警察移除”的信息；随着港版《国安法》的订定，香港未来几乎没有实体游行的空间，网络自由势必大受侷限，近来香港网民已经开始呼吁运用ProtonMail（二〇一六年问世，如今有两千万人在使用的加密电子邮件）。以上实例可以看出中共正把中国境内对人身的电子监控、对网络的骇入甚至封锁，予以快速复制并输出到境外那些拥有自由和民主的土壤。透过共谋的“在地协力者”和“代理人”，以及对国家阴谋没有警觉心的市民，中共的治理改造在实体和虚拟世界同步展开。

文达峰以“大熊猫的利爪”为题，正是发觉有为数不少的迹象显示，中共政权很有策略地透过包装，以无害的毛绒绒的呆呆的和睡不饱的大熊猫来吸引全世界的粉丝；但大熊猫其实不是素食动物，它有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牙齿，野生的大熊猫是会扑杀草食性动物。文达峰以此比喻，要加拿大人尽管不是把所有倡议与中国来往的人看成是北京的傀儡，但却要有警觉，因为中共有意识地布局商界和政界菁英的领地，鼓动他们在台湾地位或南海争议上捍卫中国立场；中共正在积极影响华人社群，包括透过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配合中共观点的敍事。这些看似和平无害的外表下，暗藏的是伤害贸易公平、破坏社会秩序、甚至颠覆民主制度的图谋。

过去几年，中共在台湾应用的锐实力，已有学术界与媒体界投入研究和田野调查，了解其统战模式。中共从前期选择对特定政党政治人物、媒体、企业等利益团体的拉拢，后来转变集中资源于“三中”（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在太阳花学运后，对台统战又加入“三中一青”（青年）；那之后则快速深入基层，二〇一七年中国全国两会上对台政策定为“一代一线”（青年一代，基层一线）。《报导者》在过去两年也调查了“爱国同心会”等在台湾基层的红统组织，是怎么样获取对岸资源来从事密集的街头“倡议”；我们也从脚踩中国和台湾的双栖里长访谈中，了解这张密密麻麻的网是怎么被对接，究竟参与其中的人是为各自国族认同的实践，还是以经济利益为优先的“掮客”和“在地协力者”居多？

随着更多研究和论述的出版，我们看到中国因素在不同国家与市场带来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但，我也建议在阅读此书时，读者要保持警醒，因为目前运用民主来摧毁民主的推手（电视剧），不只来自极权国家，民主国家自身的政治领袖，也在二〇一六年前后陆续吹起一股压制人权与自由的恶质风气，他们也开始学习中共领导人的专断，以政党权力的保卫战来面对人民的苦难和要求。像是美国总统川普在面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民间呐喊时却希望送入军队镇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面对媒体要求新闻的自由与独立时却把记者送入大牢、埃及总统塞西面对同志人权时放纵警队搜索并将人送入监狱里电击、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把知识分子打为恐怖主义者并将数万人关入黑牢、印度总理莫迪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来排挤国内的穆斯林……。这些因为有选举制度而被列入民主体制的国家，领导人却无视民主的基石是法治、自由、平等，透过假新闻与假信息改写事实，重塑他们希望人们看到的“真相”，混淆视听，加剧社会里的紧张对立。二〇二〇年全球受Covid-19疫情所苦，更加剧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此刻的挑战已不只是中国无声的入侵而已，这些号称民主国家的领袖正在彼此互相学习，如何加大对权力的滥用。

回到此书，我想读者可以在资深记者文达峰流畅的敍事与故事中，看见他的正义感，看见加中关系的复杂，以及中国如何无声和有形地影响着这个有点与世无争的加拿大。当然，对民主国家如台湾来说，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便是世界总面积第二大，国民生产毛额第十七大的加拿大，要维持自由民主体制的同时，也还要跟话语权渐大的中国打交道，这对加国都是残酷的现实和难题，台湾更是无从回避，必须更为警醒和运用智慧。

对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来说，他正面临一个无从回避的抉择。一九七〇年，与中国正式建交的皮耶．杜鲁多是他的父亲，他们的家族文化可以说是相当友中。但二〇一五年底他就任后，贾斯汀．杜鲁多开始做出对中政策的调整。从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一九年，他们开始了几个方向，要确保加拿大民主程序自由、安全、公平，目标有四个，包括：对抗境外势力的干预、加强情报单位对境外威胁的对应能力、督促社交媒体与平台采取对应行动、为公民做好准备，包括投入七百万加币（约新台币一亿六千万元），要公民有辨识恶意舆论操弄的知识与能力，不受带风向手段的影响，而这些计划是一个横跨国防部、民主制度部、公共安全部的合作。

杜鲁多意识到境外势力操弄手法不断进化和升级，让民众毫无防备进入真假不分的世界里，试图影响加国的民主程序和公众舆论。

杜鲁多意识到境外势力操弄手法不断进化和升级，让民众毫无防备进入真假不分的世界里，试图影响加国的民主程序和公众舆论，所以希望每个政党要透过资讯系统的强化、提高警觉，停下境外势力的干预，避免社会被瘫痪和走向极端。但作为美国后院的加拿大，在遇到中国华为的孟晚舟事件时，既要顾及美国和中国的想法和报复，又要维持自己的司法独立性，这种的挑战与平衡如今正在加拿大等各个国家上演。

作者透过此书想为加拿大人敲响警钟，英文书出版于二〇一九年年初，中文版在二〇二〇年年中出版，如今更可见“五眼联盟”国家是如何带着警觉性与中共互动，这是为什么我说与十多年前的氛围相比，加拿大已走出友中的迷梦。

二〇〇三年在蒙特娄时，我感受到的加拿大是自由奔放多元，即便与中国室友偶有辩论，但都彼此尊重，也持续联系。二〇一〇年我外派中国北京驻点近两年，也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我希望这本书带来的不是对中国的恐惧，因为中国境内或境外，仍有一群和我们同样愿意守护人权与自由，期许中国走向民主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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