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下行，一场经济大衰退不可避免。根据陆续披露的数据，多国都出现了经济负增长。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美国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下降4.8%，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下降3.8%。

为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各国金融监管系统采取措施，要求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业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投放，也就是进行“逆周期调控”。但是对于金融系统的从业者来说，也一直在忧心经济衰退蕴含的坏账风险可能、金融市场波动会不会导致金融危机等问题。此外，全球衰退中，英国脱欧、欧债危机等黑天鹅也可能会成为新的风险引发点，逆全球化讨论甚嚣尘下，会对疫后中国乃至全球格局产生变化。

带着这些问题，凤凰网财经于日前独家专访了新经济思维研究院主席、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

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倒闭后的第五天，阿代尔·特纳“临危受命”，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直到2013年3月卸任。特纳上任之时，次贷危机蔓延至英国，英国银行业面临坏账风险与挤兑。英国政府先后推出两轮银行救助计划，特纳直接参与了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包括对苏格兰皇家银行、HBOS、莱斯银行三大银行的注资与担保。

危机过后，他和其他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者紧密合作，推动了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此外，身为男爵的特纳还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他的《债务和魔鬼》一书也是中国金融从业者的必读书目之一。特纳曾在书中写到，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并不是银行家们，而是政策、经济学理论以及金融体系整体设计中的种种错误，金融危机暴露了银行业的风险管理 “顺周期性”的隐患。

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特纳等人提高了对全球金融系统的资本要求，并引入了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即要求系统性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率要求之上设立0到2.5%的缓冲资本。此外，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全球性”，他们也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奠定基础。

特纳对面对新冠疫情引发经济危机至今，各国逆周期调控的表现表示满意，他认为2008年的经验让金融政策制定者们更懂得如何应对风险，这次经济衰退来临时，我们站在一个更稳健的起点，不太会再次出现大型金融机构的灾难性倒闭，因此他认为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但特纳指出，我们仍需要担心的是全世界较高的债务水平，而欧债危机等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次疫情中放大，急需更好的解决办法。对于英国脱欧，他认为尽管此时谈判有风险、推迟脱欧有必要，但英国政府大概不会推迟脱欧进程。

对于中国，特纳高度肯定了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以及经济复苏的速度。在特纳看来，中国经济当下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通过刺激国内市场，来弥补不可规避的、日趋减少的出口需求损失，并不再重复2009年-2013年基建扩张时代暴露的问题。

特纳认为，中国政府提出了用“新基建”而不是重复老基建来刺激经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5月7日起，凤凰网财经、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为主题，联合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持续分享各方智慧共识，解析全球经济机遇挑战，在危机中寻找突围的方向，在困局中寻找繁荣的契机。身在英国的特纳将在线带来主旨演讲，全面解读全球经济金融局势与政策。敬请期待！

全球金融业逆周期调控

凤凰网财经：这次经济衰退是否已经导致、或将导致金融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何不同？

特纳：全球经济衰退在近前已有信号，疫情让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严重了，但我绝对不认为这场危机将导致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从应对危机中积累到了经验和手段，金融机构尤其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被要求拥有更强的资本水平和缓冲资本，全球央行保持沟通和快速合作机制。所以，这次经济衰退来临，我们不太可能会看到2008年时的大型金融机构灾难性倒闭。但尽管金融系统是稳定的，我们仍需要担心的是全世界较高的债务水平。

凤凰网财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监管加强了对银行的要求，并定期进行压力测试。但压力测试的因素并不包含如COVID-19这种全球大流行病，大流行病引起的经济衰退挑战是否超出压力测试范围？金融业能否承担住压力?

特纳：2008年之后进行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要求全球金融业提高资本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引进了逆周期资本缓冲，以便如果再次出现经济衰退，银行业可以有意地释放资本以支持经济。

你说的没错，目前压力测试并不包含全球大流行病这样的因素，但是包含其他很多重要的可能性因素，比如“房价急剧下跌、GDP急剧下滑”等。我认为，这些压力测试结构，足以评判一家银行在面临重大经济衰退时应如何保持弹性。

得益于此前更高的资本要求，再加上央行向全球银行体系提供的流动性支持。我的判断是，我们不会看到任何类似全球金融危机的东西从这场健康和经济危机中走出来。

凤凰网财经：现在巴塞尔委员会推迟《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时间，中国银保监会、美联储、英国金融服务局等也放松对银行的资本与拨备要求，或要求上市银行取消派息，即进行“逆周期调控”。您怎么看目前放松要求的效果？会不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和机构带来新的挑战？

特纳：现在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机构都降低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缓冲要求，这是他们有意为之，以使银行能够持续向借款人放贷、并消化损失。事实上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重构全球金融监管系统时所计划的。当面对2008年危机时，我们意识到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持银行系统的弹性。

目前，我很高兴地看到2008年以来建立的这项机制正在发挥作用，巴塞尔、中国银保监会等都在进行逆周期调控，并且是成功的。许多国家进行逆周期监管调控，银行业正在释放缓冲资本，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同时银行还保持了充足的资本水平。当然监管部门也会说银行必须节约资本，这也是为什么会要求或允许银行暂停支付股息。

中国的核心挑战：不再重复老基建刺激

凤凰网财经：目前中国开始复工，步入经济复苏阶段。但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受影响严重，中国在寻找新的经济刺激。您对中国经济复苏政策有何建议？

特纳：我认为在这场健康危机中，中国的表现胜过西方。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外需锐减，必须刺激内需来维持增长和就业。

当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是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房地产和基础建设蓬勃发展，银行通过影子银行业务提供大量资金，这使得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但也引发了三个问题：

一是，造成了房地产的产能过剩。中国的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投机活动的重点，但造成了房地产资源的浪费，据我了解，中国现在建造的公寓的15％都不会被居住，最终都会被拆除。

其次，基建繁荣过后，影子银行系统内掩藏了大量杠杆和坏账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在过去五年中一直在努力去除这些风险。

第三，造成了超高水平的碳排放量，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压力。

因此，当前中国政策面临的核心挑战是：能否通过刺激国内市场，来弥补未来几年不可规避、日趋减少的出口需求的损失，以及如何在不再重复2009年-2013年的做法，过度依赖于传统基建杠杆投资的情况下保持增长和就业，

就业方面，中国更加积极地创造就业机会，尽管目前仍未达到预期，但就业情况远没有2010年前那样紧张。与此同时，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选择减少传统基建投资，以新基建投资，包括人工智能、5G、物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等来刺激经济，这将为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好处。

凤凰网财经：尽管说不要再依赖房地产和基建等，但是中国的民众仍然认为房地产是最有价值的投资，这似乎很难解决。

特纳：中国政府提出了用新基建，而不是重复老基建来刺激经济，是非常明确的选择。许多中国人将房地产作为一项简单投资，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减少、城市化速度降低，对二三四线城市过多的房地产投资，最终会变成危险的投资，这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资本配置和效率都是不利的。

英国政府可能不会延迟脱欧

凤凰网财经：我们来谈谈英国吧，英国脱欧也是全球关注的话题。疫情会推迟英国脱欧进展吗?

特纳：过去三年以来，脱欧这件事情一直占据英国媒体的新闻头条，无论早餐时间还是晚餐时间。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脱欧这件事情感到厌倦了，这场危机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是，我们终于不必一直看脱欧的报道。

我认为，英国政府大概不会推迟脱欧进程，尽管我个人认为推迟是有必要的。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进行脱欧谈判对双方都会产生风险，而且贸易谈判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一些边缘政策，如果硬性推进，英国将不得不做出让步。我认为我们最好推迟六个月，以便有更充分的时间协商和为退出做计划，这也不会改变明年完全脱离欧盟的事实。

但必须要说，我认为英国政府可能会冒不必要的风险，而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脱欧谈判。但这段时间我们的经济会非常脆弱，危机过后的恢复期可能也会因一些条款而承压。

凤凰网财经： 您提到要警惕全球范围的债务风险，我们要如何化解？您的书中提出“政府财政赤字货币融资”，但这一政策其实很受争议。

特纳：在这场危机中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会提高，但是我并不担心有强大中央银行的国家，包括英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因为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发行货币为政府财政赤字买单，而那些没有自己中央银行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它的债务危机和主权危机值得担忧。

这一政策通常被认为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技术因素证明它比其他刺激政策更容易引发恶性通胀。但要警惕的是，如果政府拥有对货币发行无限制的决定权，并且可以无限制地发行货币来抵偿政府支出，那么很可能就会引发政府过度支出。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