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中共央行二季度（总第93次）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稳字当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灵活精准实施货币政策，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

6月30日，据报道央行考虑将房企商票数据纳入“三道红线”监控范围，要求相关房企将商票数据每月上报。“三道红线“政策出台后，为了绕开三道红线，部分房企以商票置换有息负债，商票融资迅速增多，远远超出了房企现金兑付能力，结果形成了商票上的过度杠杆。近期好几家百强房企都出现了商票逾期，商票逾期显然容易造成预期发散，极易形成金融风险。

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其中提出：“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坚决取缔非法证券经营机构，坚决清理非法证券业务，坚决打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等活动。加强场外配资监测，依法坚决打击规模化、体系化场外配资活动。严格核查证券投资资金来源合法性，严控杠杆率。加强涉地方交易场所案件的行政处置与司法审判工作衔接，有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一周之内对股房连续出手，权重在加速向防风险倾斜!

为何防风险权重变得越来越高？

正是因为稳增长的代价越来越大。

1 稳增长就是防风险

2008次贷、2015股灾，甚至是2018暴雷潮，中国显然都是以（债务性堆迭）稳增长作为防风险的主要发力点。

债务风险化解无非就是经济增长、通胀消化和债务重置三条渠道：

1）通胀消化总是会导致需求萎靡，需求萎靡与稳增长目标矛盾，不能稳增长又会加速暴露债务风险。

2）债务重置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或加速债务风险全面暴露。

3）唯有稳增长，与化解债务风险目标一致，有共同诉求，可以将力量拧而为一。

三种手段多数时间都会有所侧重的交叉使用，但核心力量一定只能源于共同诉求，也就是稳增长一定是三种手段的核心。换句话说，没有稳增长，就没有风险化解，只有风险暴露。

2 共同诉求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源于共同诉求让合作范围越来越广泛（没有共同诉求就会对立），人类总是可以在共同诉求基础上找到新的模式，将相互矛盾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比如说，商业社会通过将公私利益结成一体（共同诉求）淘汰了农业社会（公私利益对立）。比如说，工农生产要素的相互流通总是更容易将工农力量结成一体，长远历史上会淘汰工农剪刀差积累资本（工农利益对立）。比如说，生产与消费的共同诉求是利益最大化，1890年出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垄断性获利（垄断生产资料获利是一种收割性获利，对抗性获利，而不属于共赢性获利）。比如说，实体与金融的共同诉求也是利益最大化。1929年美国金融业利用混业经营同时开展多种业务的信息优势收割实体（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将垃圾资产高价卖给中小投资者），最终在大萧条中惨烈双输。这又导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法案试图通过金融分业经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进而减少收割，将金融与实体的合作限制在合作范畴之内。

进步总是体现在为相互矛盾的力量找到了共同诉求之上，但无论何种进步都不会是直线的，而是一种进三步退两步的模式。退步阶段，共同诉求逐渐消失，原本的合作重新变成对抗（或割韭菜），原本拧成一股绳的力量，重新出现矛盾。

3 过剩则无共同诉求

笔者之前的文章里已经讲过，人均可容纳资本量有天花板。

在天花板之下，积蓄资本（或增加负债）增加投资（或负债投资），就可以无脑型拉动经济，经济增速可以是类线性的，如同一条直线，经济迅猛增长实现起来相对简单，这是一种后发优势。

这一阶段总是可以通过债务增加来实现稳增长，通过稳增长来化解债务风险，风险较易解决，比如1998年到2008年中国通过经济增长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

虽然主权间制度与技术存在不同，天花板高度也会有些不同。但当债务性资本堆迭（实现稳增长）出现路径依赖时，债务性资本会迅速增多，各经济体迟早都会出现资本堆迭超出天花板的现象。

超出天花板的多余资本量虽然很难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却也要参与分配，过剩资本与实体的合作基础消失，共同诉求消失，对抗（收割）普遍化，房价远超经济增速飙涨就是一种债务性资本过剩对实体的收割。

这时候如果想要以债务堆迭实现经济稳增长，就会加剧（债务性）资本的过剩，实际上犹如贪吃蛇吃自己的尾巴填饱肚子，肚子越饱，问题越大。

越是稳增长，过剩资本数量越多，越会挤占实体分配。利润向金融业集中现象越严重，实业就会越来越难干。

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中，金融上市公司占总上市公司数量不到1%，可是利润却连续几年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50%左右。300万亿人民币的社融基数，哪怕金融中介的成本很低，也足以分走实体部门利润的绝大部分。更何况，中国金融中介成本一向很高。据统计，美国从1880年到2010年的130年间，金融中介成本保持在2%左右，法国、德国和日本基本在2%~3%，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在3%左右，而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中介成本更高。

金融分走的越多（房产也是金融资产，分走了社会生产的极大部分），实体内卷现象越严重。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房产对人口的压制作用已经显露。

过剩资本越多，分配向居民收入倾斜越困难，居民消费能力就会越缺乏，稳增长越会受到挑战。而没有稳增长，就没有风险化解，只有风险暴露。

本质上，共同诉求越少，风险越容易暴露。

4 清晰的政策方向

随着资本量超出天花板，以债务堆迭实现稳增长会越来越难，通过稳增长来化解债务风险越来越难。债务堆迭（稳增长）的收益对化解风险的效果越来越小，相反，风险积累效果却越来越大。

为何防风险权重在越来越高？正是因为稳增长的代价越来越大。

中国已经在政策上做出了反应，近期政策方向异常清晰，越来越明显的倾向于控制金融债务堆迭所带来的风险，防风险的权重越来越高。严控资金流入房之后，严控配资流入股市又出手了。但同时央行又希望增加对实体的定向信贷，试图以定向的、较小的债务代价来保持一定程度（对经济增速降低的容忍度明显升高）的经济增长，给债务化解留出缓冲空间。

然而，随着资本量明显超出天花板，过剩资本对实体利润的侵蚀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房价飙涨是资本过剩的结果），实体利润越来越微薄，只有金融猛加杠杆的模式才能将微薄的利润放大，才能产生贷款意愿。而无法以杠杆放大利润的实体，会缺乏贷款意愿。

现实诉求是，实体不想加杠杆，而金融（包括房企）想要加杠杆；央行诉求是，想加杠杆的不给加，不想加杠杆的想方设法让它加。

现实诉求与央行诉求缺乏共同基础，两种力量很难被拧成一股绳。共同诉求越少，问题越容易暴露。

5 清晰的稳增长路径

稳增长有两条路径：

1）债务性堆迭，以一个未来更大的问题，暂时化解当前的问题。

2）制度性改革，释放经济潜力。可以从根上化解风险。

随着人均可容纳资本量逼近天花板，经济增长不再是线性的，单纯堆迭（债务性）投资实现经济增长越来越难，堆迭债务的风险却越来越大，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依靠制度性改革推高天花板实现。

经济无非就是互换（消费）活动，制度性改革让经济天花板得以推高的首要因素，既不是技术，也不是教育，而是如何才能扩大互换（消费）基础。

有没有发现，历史课本上资本积累初期都是极为嗜血的，但奇怪的是，资本积累到某一阶段后，却有了黑奴到黑命贵的转变？

有没有发现，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普遍越来越慢，且普遍都是消费型国家？

这其实就是因为商业社会初期靠堆迭资本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或堆迭债务、或工农剪刀差、或圈地运动、或剥削奴隶、或剥削殖民地，都是为了堆迭资本），但随着资本量的增加天花板临近，经济增长更多需要靠扩大消费基础才能实现，而扩大消费基础需要让普通民众获得更多分配权，进而影响模式转变。

后发优势国家在资本积累量靠近天花板时会面临转型问题，而转型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高新技术如何犀利，而是在于如何将一个投资型国家转变成为一个消费型国家。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没有消费，（堆迭债务投资）生产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无谓的浪费。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是：

如何实现防风险？首先需要稳增长！

如何实现稳增长？最重要的是让普通民众获得更多分配权！

那么，如何让普通民众获得更多分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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