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共的香港01报道：6月22日，国际众筹平台Kickstarter宣布它将在明年推出四天工作制，成为另一家“拥抱”更短工作时间的著名企业。尽管四天工作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在了结这个百年历史遗留的工作结构的国际运动中，新冠病毒却难得地扮演起重要推手的角色。

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几年里，世界各地的不少公司和地方政府都有尝试改用每周四天工作制，以提高生产力和工人满意度，并减少能源消耗。

2019年，在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实验中，科技巨头微软的日本分公司让其超过2,200名工人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周五不上班。公司发现，在实验的一个月里，生产力提高了40%，而用电量下降了近25%。

基于这样的实验，专家们指出，更短的工作周可以帮助解决失业和高碳排放问题，改善工人的福利，提高生产力，甚至减少性别不平等，因为额外的自由时间可以让家庭更平均地分配照顾孩子和家务的负担。

然而，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大多数四天工作周的实验仍是暂时的。在没有强大外部动力使他们让这种短暂的改变变成永恒的情况下，管理者在几周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工作安排。

微软日本在2019年8月试行新措施，试行四天工作周。（资料图片）

不过，疫情可能正在改变这种状况。

疫情期间，虚拟会议技术的广泛使用和“在家工作”安排的盛行为改革传统工作结构提供了有力的新论据。

百年历史遗留的工作结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想法，越来越被行政总裁、行业专家和主流媒体所认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6月17日关于这个话题的一篇文章被广泛分享，标题是“杀死五天工作周”。

疫情的特殊情况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政治动力，使其有机会认真尝试实行这一想法。自疫情开始以来，新西兰、印度、爱尔兰、日本和苏格兰都发表了政策声明，支持四天工作制的计划。3月，西班牙政府同意进行为期三年的实验，让雇主获得补贴，以测试员工不损失工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有效性。在最近，6月22日，爱尔兰政府启动了一个类似的试点计划。

一百年前的“古旧”想法

缩短工作周绝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在20世纪初，每周工作30小时（比今天大部分所谓四天工作周更短）的提案，已经是工业化国家劳工运动中的一个流行倡议。在美国，它被视为在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增加就业的一种可能方式，1933年支持这一想法的法案得到了广泛的政治和民众支持，不过工业界的游说最终却使时任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放弃了相关提案。

在20年代和30年代，像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将工作周从60多个小时减少到40个小时实际上可以提高生产力，并因此推动了从六天工作周到现在的标准五天工作制的转变。

1928年，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甚至预言，一百年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将每周工作15小时。同样，在1965年，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预测，到2000年美国人将每周工作14小时。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预测是正确的：从那时起，经济生产力一直在稳步增长。然而，工作时间却没有相应减少。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定的每周五天、40小时的工时或多或少地成为发达国家的标准，而有些工人的工时则要长得多。在香港，五分之一的工人每周仍然工作55小时，远远高于国际劳工组织（ILO）规定的每周48小时的“过度”工作时间。

近几十年来，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政治辩论中都明显地没有四天工作制这个建议，然而，新冠病毒给劳动力带来的巨大破坏使这一个“古旧”的想法重新受到关注。

一个新的机会

新西兰信托管理公司“永久护卫”（Perpetual Guardian）的行政总裁巴恩斯（Andrew Barnes）在2018年的一次成功试验后永久采用了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此后成为这一想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巴恩斯认为疫情期间的全球在家工作大试验在推动四周工作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最近接受美国媒体《Quartz》采访时，巴恩斯宣称，疫情“证明了以产出而不是在办公室度过的时间来衡量生产力是可能的”，“全世界的雇主突然发现他们实际上可以信任他们的员工，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有点令雇主震惊”。

100年的工作惯例很难改变，但世界各国最近经过的“封城”和一直实行的社交疏离措施迫使雇主不得不接受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并给予工人比以往更多的自主权。

德国1,000名员工的科技公司奥文（Awin）和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公司在健康危机中决定启动了四天工作制的实验。Awin公司的行政总裁罗斯（Adam Ross）说，公司过去“为人们的身体健康做出规定，但从未为他们的心理健康做出规定”，通过他最近的决定，他希望帮助改变这种状况。

在巴恩斯看来，“一旦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方式，这让所有人都大开眼界，也许我们过去一百年的工作方式不一定适合二十一世纪”。

宣传团体“四天工作周”（4-Day Week）的志愿者们也对改变社会对五天工作周的看法表示乐观。据Quartz报道，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该组织工作的志愿者Jon Steinman指出：“在疫情之前，人们觉得一周是某种不可改变的，就像太阳是要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但我认为通过疫情的过程，人们看到这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我们都是四天工作周，生活还是一样的行尸走肉吗？（资料图片/赖雯心摄）

倡导者并不是唯一认真对待这一转变的人。哈佛大学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已经把巴恩斯公司的例子作为当今公司如何可以应对疫情的典范。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希望能进一步阐明这种替代性工作安排可以如何成为公司面对疫情的适应战略的关键。

然而，有些企业家并没有静待研究的结果。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已正在改用更短的工作周：美国招聘网站ZipRecruiter表示，在过去三年中，提到四天工作周的职位所占比例增加了两倍，现在达到每万个职位中有62个。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这一比例不到万分之18。

看来，通过开放雇主和雇员可以考虑的工作模式选择范围，疫情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百年来的工作时间表；而有些人在问：当我们越来越愿意改变旧习惯时，为什么止步于每周四天工作？

2016年，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建议21小时工作周并指缩减工作时数将可缓和失业 、碳排放、生活质素不佳、经济不平等 、工作过劳 、家庭照顾、空馀时间不足等问题。更短的工时，不但能改善劳工身心健康，解决造成家庭问题的根本原因 ，更能减少社会上的不平等，加强社区连系。难道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好主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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