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不容否认，这“三大法宝”都是仿效俄国列宁，并且依据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蓝图，在中国得到成功实践的机会。

中共建政初期对外采“一边倒”战略，即依靠前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安全保护伞、突破外交孤立，并获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需的物质援助。中共付出的代价，除了维持苏联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外，更重要的是以“抗美援朝”为名，参与一场斯大林的“代理人”战争。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苏分歧是战后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件大事。1969年3月爆发的“珍宝岛事件”，代表双方已从“文斗”升高到“武斗”。“反苏”不仅成为中美开展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动力，并且形成冷战时期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

俄罗斯独立后承继了前苏联的国际角色，但未能享有她过去的超强地位。俄罗斯前总统叶尔钦（Boris Yeltsin）采取亲西方的对外政策，希望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帮助俄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叶尔钦也致力改善与中共的关系。在他任内，中俄关系连续上了3个台阶：即从1992年的宣布互视对方为“友好国家”，进展到1994年的决定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双方更宣布把两国关系升高到“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00年3月，普京以强人的姿态入主克里姆林宫，他强调施政的目标是“追求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使俄罗斯成为伟大的国家，以及推行全方位的外交。”普京上任时也采亲西方立埸，他不仅和美国小布什总统创建了私人的友谊，连像川普这样特异独行，普京也能和他“和平共处”。在普京看来，川普的“退群”行动应该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美国和西方对俄国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加上受到北约东扩的影响，让普京甚表不满。

基辛格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向来主张缓和政策，在他看来，沟通与合作才是中美两国实现共赢的良策。图为2019年9月27日，中国外长王毅（左）在纽约会见基辛格。（中国外交部官网）

与此同时，普京则强化与中共的关系。2001年7月，普京与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签订了《中俄睦邻合作友好条约》，使两国的协作关系得到长远发展的法律基础。习近平2019年6月对俄进行国事访问，与普京发表联合声明，把双方的关系再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这项新的关系定位，中共官媒强调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要求”。

2014年3月莫斯科出兵乌克兰，以及随后并吞克里米亚的举动，导致西方盟国对俄罗斯的一连串制裁。普京向中共求助，双方领导人于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中共提供俄罗斯资金，以换取中国大陆所需的石油和天然气。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2020年中俄贸易额达1,077亿美元。

中俄一直维持制度化的高层互动管道，双方2005年创建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至今已进行了16轮的磋商。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杜金（Aleksandr Dugin）即主张，俄罗斯要在战略和资源上支援中共；而中共则要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目的是共同对抗来自西方的制裁和压力。

外界最关切的是中俄军事合作问题，除双方定期举行的联合军演外，据说俄罗斯正在协助中共创建导弹攻击预警系统。普京表示，这将大大提升中共的防御能力。

中共外长王毅2021年初曾表示，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普京对中俄关系表达了高度的赞赏，认为双方的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俄都强调双方的战略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会形成军事同盟”，但普京在2020年10月22日发表演讲时却表示：“俄中目前没有创建军事联盟，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中俄是否结盟要看美国的态度。拜登曾说，现在面对的是“21世纪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斗争。”中俄都属专制政体，都应是拜登斗争的对象。只是中共现已取代俄罗斯，成为拜登眼里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没有人期待这次“拜普会”会产生具体成果，拜登的目标或许只是“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换言之，拜登将避免双方关系恶化，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倒向中共。对拜登而言，与中俄“双线作战”是美国最大的梦魇。

（作者赵春山，为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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