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G7与北约峰会上，中国问题不出意料地成为首要焦点。而在对中国的定性描述中，“系统性竞争对手”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与内地舆论的惯常认知不同，这一提法并非对中国“敌人”身份的盖棺论定，而恰恰是欧美阵营当前在对华战略定位上莫衷一是，前后矛盾的真实写照。

以北约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为例，涉及中国的部分均无一例外地将中国崛起以及北京方面近年来在对外战略上愈发“主动强硬”的转向描述为对西方世界的一大挑战。但相关措辞也止步于此，并未进一步升级为“威胁”，而是使用了“系统性竞争对手”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定义。

2021年6月14日，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在北约峰会后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讲话。（Getty Images）

相比之下，另一西方域外强权俄罗斯则被赋予了“威胁”的桂冠，声明中将莫斯科方面近来在欧美边缘地带（尤其是乌克兰）的种种“军事肌肉秀”称为对联盟安全的严重威胁。

欧美阵营这种对中俄战略定位的差异从侧面反映出西方决策精英某种极为纠结的心态，即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文明体制迥异，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却又在经贸产业层面与西方世界紧密相连，乃至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分割的“异质”强权，已经无法用惯常的敌我二分法进行战略定位了。

西方世界这种极度纠结的心态恰与冷战时代形成鲜明对比，在铁幕笼罩的冷战时代，虽然西方阵营面临的地缘压力远非今日可比，但在战略定位上却不存在任何纠结之处——即两大阵营的关系就是界限明晰的敌我二分状态。

造成此一局面，苏联方面咄咄逼人的“钢铁洪流”与“赤色外宣”固然功不可没，但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阵营在经贸产业层面的独立切割在客观上阻断了有关“敌我模糊”的绝大多数操作空间。

彼时，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GATT）机制与苏联主导的经互会机制（CMEA）各自独立。相互之间鲜有互动之处，主要依靠自身的内循环完成相关运作。这种在经贸产业层面的互不相通，加之军事安全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尖锐对立，反倒使得西方阵营的全球战略定位始终明晰如一。

与苏联此前“自成一体”的经营策略相比，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则大相径庭，反而主动谋求加入由西方阵营主导的全球经贸产业秩序。从

1990年代积极争取最惠国待遇，到新千年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ATT的升级版），北京方面或主动或无意地将自身逐步嵌入西方世界的经贸产业分工体系之中。由于中国自身的庞大体量，西方世界也乐意捎上这样一个“异质”大玩家来为自己的“发达工业国”建设添砖加瓦。

2001年11月11日，卡塔尔多哈，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峰会上，中国经贸代表团签署入世协定。（Getty Images）

然而，由于对中国文明与现行体制理解的匮乏，在后冷战时代初期乐不思蜀的西方世界完全没有意识到将中国纳入自身体系可能带来怎样的深远乃至颠覆性的影响。

于是乎，当中国积累了足够的综合国力，并开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反向输出以一带一路计划为核心的，旨在改变全球经贸产业体系既成格局的宏大战略之时，整个西方世界颇有些手足无措之感。

更为不利的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出之际，恰逢西方世界经历08金融风暴重击之后，不仅经济实力陷入难以逆转的下行周期，内部政治也深陷精英无力，民粹泛滥的泥潭之时。在这种情形下，西方世界已无法从正面抗衡中国的“反向输出”。而只能借助手中尚存的国际舆论优势，尽一切可能地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无处不在的负面宣传。

不过，西方的决策精英们相当清楚，这种借助舆论武器的“曲线救国”策略或许会取得部分战术效果，但却全然无助于逆转中国“反向输出”的大势。在这种情势之下，西方世界一些头脑清醒，同时对中国没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决策精英们试图在对华战略定位层面做出务实调整——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即是此类典型。

但这种必要的务实调整却在推行过程中一再遭遇西方内部顽固反华势力的阻挠，从目前情形来看，务实派与顽固派处于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近日先后发表的，措辞暧昧，态度纠结的G7峰会与北约峰会涉华宣言即是这一胶着状态的鲜明体现。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与西方势成顶牛却暂时没有获得绝对优势的竞合格局下，西方世界内部这种矛盾纠结心态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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