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在这个“拼”字崛起的时代，最常被解读为9块9包邮的下沉之地。

它一方面是商界急于攻略的城池，孕育着悄然生长的千万上市之梦，一方面是节奏缓慢的世外桃源，衔接与安放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过去和未来。

如今，等到漂泊的“异乡人”再次回到故土，曾经熟悉的土地上，混杂着欲望和方言的楼房，与就像无法治愈的癌细胞一样扩散的过万房价，一起拔地而起。

再细数，仅以中国房价行情网和安居客等平台数据统计来看，房价超过1万的县城，已经过百，有103个。它们之中，有的房价甚至轻松突破3万，飞越众多二线。

想要在这里把生活理顺，靠的不只是温情脉脉的乡土世交，更多的是冷冰冰的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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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富没藏住

“100多平的大户型，花了约400万。”

今年过年回家，周奇听说朋友在老家，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县，刚买了套新房。仔细算下来，每平方米的价格快到3万。

长期在外工作的周奇没有想到，老家的房价已经涨到了这么高。他告诉南风窗记者，朋友买的是高层，如果是别墅区，房价差不多4万。

台州市临海县

临海某房产中介朱冰证实了周奇的说法。朱冰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周奇说的别墅区楼盘，在临海当地比较火热，一开盘就基本卖光了，还有人一买就是好几套。

如今，临海房子均价已经到了1万6、7。还能找到1万以下的楼盘吗？朱冰说：“少了。”

人人都说，浙江藏富于民。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就是从浙江颁发。40年后，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风向标之一，浙江就算想低调，没料想县城房价率先暴露了浙江的富裕程度——想藏，还是藏不住。

从区域分布看，在103个房价突破万元每平的县城里，隶属浙江的县市有46个，几乎占了一半。哪怕是排名二、三的江苏、福建，也只有17个和14个县城的房价过万，与浙江相比，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

县城房价排行榜（图源：中国房价行情网）

实力，是支撑浙江县城房价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要衡量一个地方民富程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项重要指标。

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放眼全国，仅次于上海。即使最靠后的浙西南两个地方，衢州与丽水，也分别以37935元和37744元，远超全国居民人均水平。

换句话说，浙江是唯一一个所有地级市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这并不新鲜。浙江本就是最早在全国实行省管县的省份，无论是劳动力要素，还是土地等制度创新，都走在全国前列。

在这里，经济发展中所需的各种成本、费用较低，县域经济、乡镇经济不仅发展较好，甚至都有自己的产业集群。

以至于在江浙两个省的经济强县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一整条街的小商铺都在生产一种灯泡，而隔壁的一条街都在生产与这种灯泡配套的灯罩。

也就是说，在浙江，做五金、造皮革等小型制造业的小企业主，以及攒了十几二十年积蓄的本地人，都在这里扎堆，也都成为了房企围猎的绝佳对象。

温州的五金店

起初，由于有自建房，比如五层十间房，他们几代人都住在自建房里。

现在，县城升级了，消费也升级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县城的商品房建起来，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楼盘，有较好的配套设施，还有优秀的物业服务，这不能不勾起他们改善住房的欲望。

令人诧异的是，朱冰在销售过程中发现，县城里的人，尤其是小企业主买房，不喜欢贷款。“他们手上有几百万，就尽可能多的拿出来直接买房了。”

2

钱不值钱

房子，是个连续剧，不能单集单集的看。否则，如果一上来就看到，在平常很难被人提到的某个县城里买了套房，有人掏出四五百万的现金，这样的剧情着实会吓人一跳的。

县城的房子，不仅仅让县里的小企业主、攒了半辈子钱的本地人在蠢蠢欲动，有的人明明已经上了车，也还在继续“卷”。

浙江嘉兴人陈先生，在沪做设计相关工作。去年底的一个设计项目，他赚了笔佣金。因“上海的房票用完了”，他决定回老家嘉兴投资一套房。

浙江嘉兴

选房期间，房产中介跟陈先生介绍某楼盘周边的规划，苦口婆心地拿昆山的花桥镇、苏州的工业园区做前景。

陈先生心存疑虑——昆山有经济底子做支撑又东邻上海嘉定区、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起来用了近30年，即使嘉兴靠近上海、有政策支持，但在陈先生眼里，“立刻爆发”也只能是中介的话术。

但最终，陈先生还是买了。

“欧美在发钱，货币像洪水，手里捏着的钱还是要必须花掉。”他对南风窗记者说。

怎么花？买房。

买房做投资，不仅是沪漂老乡聚会的热门话题，还是县城本地人的。

家住金华浦江县的张丹丹回忆说，约五年前，老家的亲戚朋友，去杭州买房的“不能说很多，但是确实是很普遍的”。

比如说，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西南部钱江新城那个位置的房子，“当时的房价约1万，” 张丹丹对南风窗记者说，“现在的话，已经到5、6万了。”

等到今天，车摇号、房摇号……杭州变为摇号之都后，张丹丹看到，浦江人把县上几个楼盘的售楼处塞得满满当当。

4月20日，浙江江山发布调控新政

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出，一二线城市限贷限购还限售。但现实的情况是，政策能管得住市场，却管不住人性——那些要么没有房票、要么买不起的人，都在避险，都在担心钱不值钱，大家索性一股脑儿，奔向县城。

这样的情绪还在蔓延。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海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

如果有机会能去到号称“房价第一县”的陵水县，你会看到成片修建好的别墅与酒店，会听到混凝土正在搅拌的声音，会发现这里已经长满了全国最知名的开发商的项目。

凭借紧挨三亚的绝佳地理位置，陵水县的房价已经达到了3万。而这还只是均价。翻阅陵水县2021年商品房价格备案公示发现，绿城在陵水清水湾开发的某别墅区，备案价就逼近10万一平米，为98795.46元/平米。

陵水县房价已超3万（图源：中国房价行情网）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海南省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陵水县常住人口只有37.25万人。相比之下，拥有1200万人口的武汉，其今年第一季度房价均价不到2万，1000万人的长沙第一季度房价均价则刚刚超过1万。

因为海南省全域实施限购政策，且陵水已经连续多年未新增住宅供地，海南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王智曾对媒体谈到，陵水的存量房产已成“绝版”，“房价也一直参考三亚，居于高位”。

有人开玩笑称，三亚得道，陵水升天。事实确实如此，自贸港之后，如今在人们眼里，看到“海南”两个字，就感觉开启财富大门的密码。

3

接盘侠来了没

房产投资，还在中产里继续。眼看房价越擂越高，有人便跳出来说：你看吧，县城的房子真的凉不了。

但如果问问像陈先生这样的人，“投资老家的房子是自己住吗”，答案却往往是否定的。

陈先生说，只听说嘉兴往上海杭州跑的，没听说上海杭州跑来的，他希望他的孩子未来也留在上海，而不是回到老家。“等到下次价格合适”，他就卖掉老家的房子。

电视剧《安家》剧照

陈先生的话很残酷，但却是当下楼市的一个截面。说得直白一点，高房价的县城房子，它们无非是在等待着那些刚需接盘侠。

然而，陈先生们就真的确定不是自己人互相倒腾？真的确定有外来的新增购买力？

有购房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人气决定财气，看人口流动以及当地产业的发展情况，便可以预测未来房价的走势。

对于这些房价过万的县城来说，它们经济发达，部分县城远远超过二线城市，吸引人口的能力也比较强。人口一旦流入过快，房价上涨、房子接盘，是理想中的必然。

但过快，是多快？仅看浙江一地，七普数据表明，外来人口多，这里的劳动力比重多于全国，但同时，省籍常住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也大大的高于全国平均。从某种角度而言，很难笃定地说，就一定有人来接盘。

电视剧《安家》片段

事实上，许多人已经做了各种统计，想要证明某些县城的二手房有难以出手的风险。朱冰的话更直接：“到处是新楼盘，同样价位的二手房在一手房里也能找到。”

其实，即便是在县城投资房产的中产，他们心里也知道，如果下一代不能进入体制内，只能离开老家县城；心里也知道，现在的农村，基本没有多少青壮年，县城接盘侠只会越来越少。

他们只是拥有不允许暴跌的信念，他们只是相信自己永远不是最后一个。

而除了103个房价夺目的县城，那些没能上榜的县城，每年人口净流出，新楼盘周边也没有崛起的产业，它们的房价很呈现出普遍上涨的趋势。试问，它们又如何支持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换个角度想，如今，楼市调控，一二线城市挤压了地产开发商的空间。那些要业绩、要利润的开发商，怎么办？是不是就去楼市更为宽松的县城？

即使不通过人口的变化预测房价，仅仅是回头看看厦门的过去就可以了。那个曾经火得灼人的厦门，那个年轻时谁人不想去的厦门，现在只留在文青的记忆里而已。

厦门鼓浪屿建筑群（图源：厦门文化和旅游局）

以厦门为代表的城市，它们的故事与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的观点大相径庭——将房价放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样才能吸引到年轻人，保持城市长久发展的活力。

但房子这个东西，就是那么神奇，机遇与风险混杂。它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现实的真相。只有那些独自一人来东部沿海小县城打工的年轻人，他们没选择权。

如果买不起房子，就娶不上妻，他们只能靠随机应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采访中，一位在浙江义乌打工的90后，他已经对均价约2.5万的义乌房子不抱希望，“我们家没存款，就一套（房），不能让爸妈卖了房子给我买吧”。

“卖了，我爸妈住哪儿？”他反问。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奇、朱冰、张丹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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