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的疫情形势，中俄疫苗必须尽快获批，欧盟的疫苗接种及疫情复苏计划不能再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因素阻碍得停滞不前了”。

6月2日，在变异病毒（特别是印度变种）于欧盟境内悄然散播的严峻时刻，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重要政治盟友，基社盟主席兼德国第一经济强州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Markus Soder）在接受该国《图片报》专访时对欧盟在抗疫相关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态度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高调批评。

结合欧盟在相关事宜上的往复摇摆，索德尔的“怒火中烧”完全在情理之中。

2021年4月11日，柏林，基民盟主席拉舍特（Armin Laschet，左）与基社盟主席索德尔（右）在闭门磋商结束之后共同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据悉，此次磋商主要围绕两人在今年九月的议会大选中的相关人事安排展开。（Getty Images）

5月下旬，欧盟宣布放开旅游限制，但在针对境外（欧盟之外）游客的“疫苗豁免”名单中直接剔除了所有接种中国和俄罗斯疫苗的群体，此举对极度渴望复苏的欧盟旅游业来说无形中减少了相当部分颇具消费潜力的客源。

布鲁塞尔方面的官方说辞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款中俄疫苗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

而受布鲁塞尔方面“钦点”的欧洲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EMA）则一反此前在审批辉瑞与阿斯利康疫苗时的“大干快上”节奏，在审批中俄疫苗时一再拖延。

EMA给出的理由是中俄疫苗在一些关键数据上尚无法让人信服，但从世卫组织快速批准中国疫苗的紧急使用权（国药疫苗）以及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为俄制卫星疫苗全面正名之实例来看，EMA提供的“科学”理由至多构成了事实的一方面，而涉及政治层面的理由才是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政治性因素又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欧盟在美国VS中俄这一全球性地缘拉锯愈演愈烈的情势下左右摇摆的无奈抉择，其二是欧盟出于维护自身疫苗供应链安全原因的犹疑不决。

就前者而言，自拜登（Joe Biden）上任以来，欧盟在美国VS中俄之前所呈现的摇摆不定姿势已成常态。先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拜登正式就职的次日发出了“欧美之间的根本性分歧不会随着白宫易主而自动消失”的逆耳忠言，并重点强调了欧盟在对华与对俄问题上实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

然而，默克尔的“自主忠告”言犹在耳，受美国“长臂干预”的挑动，布鲁塞尔决策层与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层自3月开始就不断上演着反华&反俄“大暴走”的剧目：3月初，因俄反对派头面人物纳瓦尔尼（ Alexei Navalny）被判入狱事件，欧盟理事会继续加码对俄制裁，北溪2号项目陷入事实停摆状态。

2021年2月20日，俄反对派头面人物纳瓦利内（左）在莫斯科地方法院出庭受审。（Getty Images）

3月下旬，在欧洲议会部分“反华活跃分子”的鼓噪下，欧盟外长会议通过了就新疆人权问题的对华制裁决议。在遭到北京方面的强力反制之后，中欧之间的首席“重大专项”——中欧投资协定也不出意料地陷入泥潭。从3月下旬至今，虽经默克尔多方奔走协调，中欧投资协定审批的重启目前来看仍然前景堪忧。

显然，对于暂时身陷“反华&反俄”周期性狂躁之中的欧盟来说，在中俄疫苗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自然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在美国&中俄之间摇摆体现了欧盟缺乏战略自主之短板的话，导致欧盟在中俄疫苗问题上停滞不前的另一动因——即对维护自身疫苗供应链安全的忧虑，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在战略自主原则上的坚定持守。

以目前在欧盟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两款疫苗辉瑞与阿斯利康为例，两者都有浓厚的欧洲资本背景。前者的研发主力是德国制药业新锐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后者本来就是由瑞典的阿斯特拉制药与英国的捷利康制药合并而来的（1999年）制药巨头推出。

不难看出，疫苗提供商天然的资本属性是促使欧盟决策层将其作为保障疫苗供应链安全首要筹码的重要动因所在。

相比之下，中俄疫苗虽然在安全性和潜在供给水平上无可挑剔。但在自疫情爆发以来就高度强调产业供应链自主的欧盟决策层眼里，将自身的疫苗供应链交予外来力量——尤其是像中俄这种对欧盟政经地缘来说至关重要却无法达成必要战略互信水平的域外强权——始终是件让他们难以安寝的隐忧所在。

正是在身处美国VS中俄拉锯夹缝中的尴尬&对自身疫苗供应链安全之担忧的双重加持下，中俄疫苗问题成为欧盟当下左右支绌的“老大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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