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的大约60名成员从中国逃到了韩国济州岛。图为他们在岛上落脚的小镇公社。照片摄于3月7日。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来自中国南部的约60名教会成员在韩国以采摘高丽菜和橘子维生。他们说自己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希望在韩国得到庇护。

2019年秋天的一个周日下午，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一群基督徒挤在一间租来的办公室里，讨论他们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是留在中国还是流亡韩国。

2012年成立的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是一个未注册的“家庭教会”，中国当局将其看作非法组织。教会成员说他们遭受政府骚扰多年。一些成员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无法承受。

在三个多小时里，50多人围绕逃亡提议争论不休。一些人想离开中国，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继续在教会上学。一些人担心找不到工作，或者被遣返回国。与会者回忆说，他们情绪激动，泪流满面。

教会在第二周周日再次召集大家时举行了投票。投票的结果是决定性的：56名成员赞成搬迁，17名成员反对。

这群人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至少一次，他们中约一半人是儿童。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中国当今领导人习近奔驰下，共产党加强了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无论是商业还是宗教，并以越来越强的力度压制异议。这迫使更多普通中国人试图离开。

整个20世纪里，在内战、侵略战争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动荡中，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离中国。经济改革提高了生活水平后，离开中国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但近年来又再次增加。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20年年中，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超过10.5万人，较2012年底的15,362人上涨。2012年是习近平上台之年。

不过，人权专家称他们此前不曾遇到教会成员集体寻求庇护的情况。很多中国基督教徒说，宗教自由自2018年起收窄，当时开始实施的新规对宗教活动施加了更多限制。

已迁至韩国济州岛的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眼下却面临新的挑战：很多成员在申请庇护的漫长过程中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济州岛位于韩国南端，是一个类似夏威夷的度假海岛，岛上有基督教堂。

这60多名教会成员提交了庇护申请，但所有人的申请都被拒绝了至少一次。他们获准在寻求申诉期间继续留在济州岛，而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据首尔的难民权利中心Nancen，韩国2020年审核的近1.2万份难民申请中，仅有0.4%正式获得了难民身份。

现年43岁、曾当过医生的教会牧师潘永光说，他最近向5月底到访该教会的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教会希望能被重新安置到美国，不过尚不清楚华盛顿方面会否予以支持。

很多教会成员不会说韩语，也没有确定的法律身份，只好在农场干粗活。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美国国务院在回应记者的询问时称其官员定期与宗教团体会面以推动宗教自由。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在另一份声明中称，使馆已与韩国官员就该教会的情况进行了讨论。韩国外交部拒绝对此置评。

中国外交部称其不了解该教会的境况，并表示，中国政府保障宗教自由，但同时“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

2001年，潘永光辞掉医生的工作，从家乡广东省云浮市来到深圳，在一家当地公司找到一份行政工作。从美国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那里完成了神学培训后，潘永光于2012年创立了自己的长老会。

潘永光的信众增长到120多人。他还租了办公室，用于举行每周礼拜和教会学校的课程。

他说，尽管地方当局偶尔会拘押他，并询问其教会活动，但官员们一般态度都比较友善。但到了2018年，这种友善荡然无存了，那一年实施的新宗教条例加强了对宗教活动和宗教资金的监管。

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但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对那些被视作对其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机构保持警惕，并严格监管信仰团体及其活动。

官员们说，这些管理条例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维护宗教和睦。潘永光和其他450多名中国教会领导者签署了一份反对这些条例的联署声明。

潘永光说，深圳官员愈加坚持要关闭教会及其宗教教育项目。他回忆道，他们说，“你要灌输我们的这个信仰啊，你要孩子听党话啊，跟党走啊”。

图为潘永光。他说，在2018年实施的新宗教条例加强监管后，中国地方当局对教会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潘永光的书架上摆满了神学书籍。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中国当局拘留了潘永光一位组织了那次联署的友人，后来以煽动颠覆罪判处该人9年监禁。潘永光说，2019年，当地官员逼房东将他和家人赶走，而且不让他去泰国上神学课。

教会的几位牵头人开始计划离开中国。许多愿意出走的教会成员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孩子在教会上学，认为他们的生活和教会密不可分。教会中一些年轻的单身白领成员不愿放弃他们在深圳相对舒适的生活。

30岁的陈晶晶曾是一名工厂工人，她说她本不愿走，但为了让两个儿子将来避开中国国家教育体系，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两个儿子今年将年满3岁和6岁。

她说，“每天从早到晚都是习近平——越来越往反对信仰的方向走。”

温文生是教会的长老之一，在完成投票几个小时后，他就和怀孕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出境了。为了能看上去更像游客，他们一家只带了生活必需品、填充箱子的衣物、几本《圣经》和一些零食，全部行李都装在两只20寸的行李箱和两个小背包中。他们其他的物品都已变卖或者送人了。

陈晶晶一开始不愿意去韩国，但是为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她还是决定走。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我现在真的是叛国的那种吗？”温文生回忆着自己的想法说，“但是看着这些孩子的未来，还是坚持，告诉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定一点，勇敢一点。”

虽然温文生一家人被允许进入济州岛，教会其他一些成员被移民官员拒绝入境，这些官员怀疑他们是为了来这里打黑工。

教会的一位女成员返回后受到了惩罚，潘永光说，他一直用中国的通讯应用微信与其他成员联系。他说，国安官员突击搜查了这位女成员的住处，没收了一些电子设备和宗教书籍。之后，他们要求她签署文件，以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并与潘永光的教会切断关系。潘永光说，她拒绝了，官员们随之限制了她的活动。

潘永光说，最近当局搜查了另一名没有离开中国的教会成员的家，并就其宗教活动对他进行了审问。《华尔街日报》没有联系到上述两名教会成员，未能独立核实潘永光关于他们的说法。

包括近30名儿童在内的总共约60名教会成员于2020年初在济州岛住了下来。当地一个教堂借给潘永光一处场地供他布道。

3月7日，温文生、罗广英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离开中国时只带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月8日，罗广英在儿子的帮助下晾衣服。在一家人逃离中国的时，她正怀着最小的孩子。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因为不会说韩语，而且法律身份不确定，许多人在农场里干粗活，采摘橘子或其它作物。温文生找到了一份收高丽菜的工作（高丽菜是白菜的一种）。他说，因为总拿着剪子收割导致手痛，他有时到了晚上无法握拳。

随着冬天到来，人们的疑虑加深了。几个家庭想要回中国，即使这意味着面对惩罚。但在那时，因为新冠疫情，中国实际上关闭了边境。

教会的另一名长老游广波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自己放弃了在深圳一家工厂的项目经理职位，在这里干起了制作农业大棚的低端工作，体重也下降了近20磅（约9.07公斤）。

“这不是我想走的路，”他的妻子但小莉描述在济州岛的田间冒着雨雪工作的情景，突然哭起来。“有时我会想，‘我们在中国过得多好？在中国我老公可以养得活我们，我躺着不做事也可以。为什么我要受这种苦？’但我又想，‘这是暂时的。’”

3月，教会成员们开始接到电话，他们将其理解为让他们回家的警告。潘永光说，韩国驻广州领事馆给一名教会成员打电话，询问他在济州岛的旅游签证是否已逾期。该领事馆称他们经常打这样的电话，以检查涉嫌逾期居留者。

与此同时，身处济州岛的三名教会成员也接到了自称是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的电话。潘永光说，打电话的人说有一个包裹是给他们的，但号码与领事馆公开的座机号码不一致。成员们没有去。

潘永光说，教会向5月份来访的美国外交官表达了对这些电话的担忧，并给了他一本《普利茅斯开拓史》，即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的“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文译本。这本书记录了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的清教徒的故事。

3月8日，潘永光的妻子王芳（音）在济州岛翰京面的大蒜地里休息。图片来源：JUN MICHAEL PAR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最近的一次周日布道中，潘永光读了一段关于诺亚、亚伯拉罕和其他追随信仰进入未知世界的人物的经文。

潘永光说，他告诉教会成员，他们面对的任何苦难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上个月，一个五口之家以担心中国政府的压力为由退出了教会，同时留在济州岛继续申请庇护。其他成员则说他们正在慢慢适应，并希望自己为孩子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潘永光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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