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都欠这群“九零后”一个热搜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极度割裂的时代。

在网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两种声音,吵得面红耳赤:

一派人催我们不断加速,要更高、更快、更强;

而另一派则努力宣扬“反内卷”……

青年人到底该听谁的?

也许你会发现,其实答案还有第三种。

《九零后》。

这部电影很特别,光是主演有16个人,他们平均年龄高达96岁:

杨振宁、许渊冲、杨苡、马识途、郑哲敏、王希季、潘际銮......

坦白讲,这样的宝藏阵容,书单君以前是不敢想的。

但《九零后》却成功做到了。

答案无他,正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身份——

西南联大校友。

迁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天津相继沦陷。

就在前一天,18岁的高中女孩杨苡,刚刚被保送南开大学。她刚照完毕业照,日本人的炸弹就炸中了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没有了。

为保文化火种不灭,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随着日军南下,不得不再次向昆明搬迁。

国难当头,学生们都不想逃走。

当时的政府代表陈诚说:

“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国宝‘。倘国之大器,皆为炮灰,将来国家形势必定更加严峻,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死中求生’。中国奋起,建国更需人才,中国最好大学的学生,要完成的是后者。”

于是,1938年1月20日,“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开始了。

教授坐车,女生乘船,大多数男同学,选择了徒步。

他们给步行团起了个优雅的名字,叫“湘黔滇旅行团”。

当时19岁的杨苡,也跟着大部队离开天津。

在经过中国边界的时候,她们就一起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如今,101岁的她,想起那时的情景,仍然眼含热泪:

“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土地啊!可是,我们必须要先到上海,然后到广州、经过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坐火车······我们要绕这么大圈才能够到云南。”

经过3600里的长途跋涉,1938年4月28日,队伍终于抵达昆明。

六天后,学校正式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刚毅坚卓。

这一年,联大第一批新生开始报道。一个叫许渊冲的18岁青年,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他当时的心思只有一个:抗日!

他之所以选外文系,并非因为热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理科不行,只能选文科。”

但他有两个理科很好的同班同学:

一个叫王希季,让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中国人;另一个叫杨振宁,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然而当时,还没人在意这批穷书生。

求学

起初,西南联大连校舍都没有。

第一批搬来的学生,只能暂时租借民房、中学和会馆来上课。

为了搭建校舍,校长梅贻琦请来了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思成很快交出了一所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但很快就被否决。

原因很简单:没钱。

接下来,梁思成的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三层改到二层,再从砖墙改到土墙,就连屋顶也从青瓦变成了铁皮和茅草。

当他改完最后一稿时,学校干脆告诉他:

“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改用茅草覆盖;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愤怒的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把设计图纸狠狠摔在校长梅贻琦面前:

“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做什么?”

梅贻琦向来寡言少语,他将地上的图纸一张张捡起,无奈地说:“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哽咽道:“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间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强忍泪水,声音更加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所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用一堆堆茅草和铁皮覆盖的西南联大校舍建成了。

一个茅草房20张双人床,上下铺,一共挤40个人。

臭虫躲在被窝里和木床接头的地方,一到晚上就出来咬人。

每到下雨天,教室漏水不说,屋顶的铁皮还“乒乒乓乓”响,学生连老师讲课都听不清楚。

由于战争原因,物价涨了30多倍,街上饿殍遍地。

学生们吃得最多的,是学校里的“八宝饭”——老鼠屎、谷糠、砂石的混合物。

每次吃前,都要先往碗里舀一勺汤水,然后用力搅拌,等大多数杂质都沉淀后,饭才能入嘴。

教授们也苦,但当有趣的灵魂走在一起,苦难就变成了诗。

一向清高的闻一多,不得不靠卖文、做印章来赚钱养家。但即使如此,也只吃得起豆腐渣和白菜帮。

冬天为了省柴火,他居然以“锻炼身体”为名,让孩子们跑到村头的小溪,去洗冷水脸。

数学家华罗庚,屋里的灯只有豆粒那么大,为了节省灯油,他总是灯芯捻得小小的。

他常常嘲讽自己“清高教授”的身份,说所谓的“清”,意思是只喝得起清汤寡水。

最出名的“梗”,来自朱自清。

有一次他在街上被一个乞丐缠着,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说罢,乞丐扭头就走。

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教授达到了学术的巅峰。

冯友兰在昆明写出了著名的《贞元六书》;

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

朱自清写出了《经典杂谈》;

傅斯年写出了《性命古训辩证》;

华罗庚完成了他《堆叠素数论》······

报国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这句诗,出自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缪弘的《赶快》,也是他的遗诗。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云南成了前线,大批西南联大学生投笔从戎。

缪弘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他,奔赴前线去当翻译官。

在一次进攻中,与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都退到了山下去。

作为翻译官,缪弘本可以跟着下去,但他还是选择同战士们一起冲锋,最终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牺牲时,他年仅19岁。

跟缪弘一样投笔从戎的诗人,还有穆旦。

在一次战斗中,他的战友和马都死了,只剩他独自一人走在胡康河谷的毒雨里。

穷途末路中,他染上了一种致命性的痢疾。拖着虚弱的身子,一路上还被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

谁也没想到,在失踪五个月后,这个24岁的年轻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还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一首名为《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的诗。

里面写到: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处,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832位联大学生的名字——他们全部在抗日战争中报国参军。

1946年7月,三校复员,西南联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联大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它在战火中保留下来的文化火种,得以继续出国深造,成为日后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要力量。

1950年,26岁的朱光亚发表了一篇《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到: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

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

在他的号召下,大批学子回国。

1950年2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归国;

1950年10月,吴大昌归国;

1951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

接下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

这些曾经在战争后方的联大学子,以他们的方式,兑现了当年国家的期许。

也许在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清清楚楚。

然而对于80多年前的这群青年来说,他们对前途、对国家的命运,同样充满了惶恐,就像你我一样。

如今80多年过去,当初的年轻学子,很多已是百岁老人。

然而,你会发现,当他们谈到曾经在联大求学的日子,流露出的状态,依然只有“年轻”二字。

哪怕今天,他们依然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100岁的许渊冲,已经翻译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

90岁的焊接工程专家潘际銮,依然每天都准点上班,工作量不比年轻人少;

105岁的马识途,耳朵快聋了,眼睛快瞎了,但他觉得,还有头脑没有痴呆。

2019年,《九零后》的导演徐蓓去采访杨苡。这个当初的17岁小姑娘,如今已经101岁了。

徐蓓还清晰地记得采访她时的情景:

“那天中午好冷,我去采访杨苡先生。我进屋看见她盘着腿在床上休息,一个人很入神地听歌。

我问她,‘杨先生你在听什么?’她很调皮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小快乐!’然后就把耳机塞在我耳朵里面。”

耳机里放的是一首英文歌,歌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翻译过来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是为了弄懂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如何在看清生活的荒谬后,依然热爱生活,也许就是这群“90后”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内卷还是“反内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卷”。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青年。

西南联大已不在。但西南联大精神,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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