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华人:我提醒印度阿姨戴口罩 她拒绝还反问我

我是2021年4月15日的晚上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4月中旬起,新德里的新冠确诊病例增长曲线开始陡然上升,日新增病例超过了一万例,政府宣布从晚上十点开始实施宵禁。机场到酒店的路畅通无阻,几乎看不到车,只有警察在查验证件。

在酒店办理入住时,前台看到我的护照,要求我提供新冠检测证明。我跟他解释,我不是从中国来的,过去的一年都住在南部的班加罗尔,并提供了居住证明,他才作罢。根据当时新德里政府的要求,只有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等地的人需要携带核酸阴性证明,相对来说,当时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疫情较为稳定。

然而,当晚有几位新德里本地的居民办理入住,却无需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我问前台的工作人员,“你知道,现在新德里的新冠检测阳性率已经有20%了吧?”他停顿了一下回答,“我们只是遵循政府的规定。”

这只是印度疫情失守的一个小小缩影。

过去的一年多里,我经历了印度从第一波疫情高峰中缓慢复苏,很多人才刚刚从停滞的生活和新冠的阴影中走出来,谁也没料到疫情会在此时反扑。4月18日,我离开了新德里,回到中国。从那天开始,新德里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的图片开始占据媒体头条,第二波疫情高峰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印度,比去年来得更为猛烈。

1、防疫的两难抉择

我在新德里时,医疗挤兑已经出现苗头。根据使馆的要求,我必须要在登机前做核酸和抗体检测,才能拿到绿码。4月16日那天,我试图联系医院和检测机构,打算咨询好再过去检测。意外的是,我打了七八个电话,几乎每一个都是忙线,要连续拨打十几次才能接通。

我怕检测延迟、赶不上申请绿码,决定直接打车去一个私立检测机构。一周之前,我打电话联系过,当时它的答复是,排队10-15分钟即可检测,结果在6-8小时内出。但我到了现场发现,前面排队的有50多号人,我等了两个半小时才做完检测,因为检测量飙升,结果也要10-12小时才能拿到。后来我看到新闻,新德里的检测机构已经爆满,两天左右才能出报告。

我离开的那个周末,新德里宣布实施严格的宵禁,后来又延长为两周的封城。但病例的增长仍在加速,目前仍未到达拐点,新德里也成了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日新增病例已接近3万,活跃病例也接近10万。

这对任何一个印度城市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根据疾病动态、经济和政策中心(CDDEP)2020年4月的估计,新德里的总病床数量不到4万,ICU病床不到2000张,呼吸机的数量不到1000个。虽然在去年的高峰期,政府建设了许多临时的新冠医院和隔离设施,但很多都在疫情放缓后停止使用了。

2021年4月29日,印度新德里,一家医院的急诊病房内挤满了新冠肺炎患者。(ICphoto/图)

因为医疗设施的短缺,印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采取“万无一失”式的严格隔离,而是允许无症状和轻症的患者居家隔离和治疗。当然,这也和印度人的家庭观念有关系,生病时,他们更希望有家人在身边照顾,强行要把所有新冠病人隔离,是几乎不可能的,甚至可能导致有些人为了躲避隔离而不去做检测。

因此,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时,虽然孟买等个别城市也出现了短期的医疗挤兑,但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仍然是可控的。但今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在变异病毒和大型集会的推动之下,印度的各大城市都出现了病例的激增,甚至也波及了北部的一些农村地区。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疫情中出现了更多整个家庭一起被感染的案例,这样一来,单纯的封城对控制疫情蔓延的效果可能不像去年那样立竿见影,局面会更为复杂。

我的朋友P就在新德里工作,他在十天前确诊为新冠阳性。他告诉我,他目前在家里隔离,自己住一个独立的房间,检测为阳性后,没有任何人联系过他。他准备等痊愈后,找一家私立的检测机构做检测,这样才能保证拿到一份阴性的报告。

另一个朋友D的家在卡纳塔克邦的一个海滨小镇,四月中旬,他全家都检测出阳性,但政府的基层医疗人员每天只负责上门“打卡”,确保每个人都在家,而不负责协助提供任何生活所需。被逼无奈,他还要隔几天就去市场采购一次。

对他和家人来说,新冠还不是最大的担忧,而是害怕被孤立的“病耻感”。在这波疫情高峰来临前,在很多印度的农村地区,得新冠仍然是一件新鲜事。在有些地方,公立医院也不会立马给你做检测,一般是开点药让你回去观察几天,还未好转的话再去做检测。“我们第一次去医院时,他们甚至给了过期的药。”他很愤怒,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父母怕别人“像罪犯一样”对待自己。

然而,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忙着扑灭医疗资源短缺的火,还无暇顾及居家隔离的漏洞。

这种两难抉择也一直贯穿在印度的整个防疫过程中。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公共健康和个人生计,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又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只能在两端平衡取舍。这也导致政府在疫情缓解之后放松了警惕,单一地寄希望于疫苗,在第二波冲击到来时措手不及。

2、为什么印度人不戴口罩?

最近印度疫情加速后,很多当地的新闻图片和视频也出现在了国内媒体上。很多人都注意到,即使是在医院、市场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大多数人也只戴了口罩,很多是棉布口罩,戴医用口罩和N95口罩的很少,甚至还把鼻子露在外面。就连医院的工作人员,防护级别也比不上国内的医院,有的人也只是戴口罩和面罩。

其实,印度国内的纺织业也很发达,除了去年的疫情暴发初期,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用具并不短缺,甚至大街上随处可见卖口罩的。但印度并没有经历过非典,民众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护意识相对欠缺。

去年下半年,印度开始逐渐解封,社会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我慢慢发现,街上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要么挂在下巴上,要么揣兜里,等走进那些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店里时才拿出来戴上。街边的商贩、三三两两聊天的人群,也绝大多数都不戴口罩,仿佛疫情已经消失了。

走出班加罗尔这样的大城市,到了小镇之后,更是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戴口罩,戴着口罩的我更像是异类。我二月份去加尔各答时,当地的印度华裔在参加新年庆祝活动时,也很少有人戴口罩,我问起时,有人说,“加尔各答的疫情控制挺好的。”

印度民众对疾病和生死的观念和我们一般的认知有一些区别。在国内,只要有一宗活跃病例,大家都很难放心地不戴口罩走出家门。但很多印度人会认为,这么大的城市,只有几百个人生病,传染到我的概率非常小。所以,除非波及周围人,他们都不会感觉到危机的存在。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很年轻,像流感一样熬几天就过去了。”

封城期间的班加罗尔贫民窟。(罗瑞垚/图)

就拿一位我的邻居阿姨来说,有时候我提醒她戴口罩,她都会说,太闷了,不舒服。有一次她甚至反问我,“我看你们经常出门,不也没事,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得呢?”因为这种轻视和侥幸,很多民众在疫情放缓后就彻底放弃了防护,甚至去参加大型的聚集活动。

比如婚礼。印度人对婚礼的执著,对异文化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婚礼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两家人不惜砸上所有积蓄甚至举债也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所以,即使是在封城期间,也出现了很多在两邦边境甚至医院病房穿着防护服进行的婚礼。解封之后,学校迟迟没有开放,但大型的婚礼宴会早就热热闹闹地复活了。

但防护意识也不能完全靠民众自发,更多的还是和媒体和政府的缺位有关。虽然在疫情早期,政府做了一些例如设置电话彩铃等防疫宣传,但在解封后,防疫引导几乎形同虚设。

以戴口罩为例,很多印度民众根本不知道戴口罩、取口罩的正确步骤,口罩随便取下来放在桌上,如果是在被污染的环境里,就很可能感染上病毒。在公共场合里,虽然提醒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标语很多,但不遵守也没有任何后果。去年疫情放缓后,疫情的相关话题也几乎从印度媒体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社会话题,比如选举。

2021年3月,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场选举集会。(罗瑞垚/图)

从去年到今年4月,印度共有五个邦举行了地方选举。上万人的聚集,无疑是推动第二波疫情高峰发关键因素。如果你看看政客的选举路演视频,你会发现,台上演讲的政客也没人戴口罩。去年封城期间,莫迪多次电视讲话,也只戴面巾,几乎从未戴着医用口罩出现在媒体面前。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过一个印度记者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戴口罩,就会给民众传递一种信号:疫情还非常严重。”他说。显然,在过去的半年里,印度政府希望对外传递的是另一种信号:印度已经成功打败了新冠,且有余力对外援助。从一月开始,印度已经对外出口了6400万剂疫苗,直到国内出现疫苗紧缺才紧急叫停。

3、夹缝中的在印华人

这一波疫情高峰中,在印华人的处境也很受国内媒体的关注,毕竟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中印关系也出现了波折。

虽然我们和印度是邻居,但相对来说,两国民间的交往一直比较少。即使在最鼎盛的时候,在印华人的数量也只有几万人,还比不上有些欧美国家一个城市的华人。2015年开始,因为看好印度互联网腾飞的机会,很多国内的互联网巨头都开始在印度建立业务,也吸引了很多初创团队去印度创业。印度的旅游业也开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线,在2019年,一共有34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印度。

但这一切在去年疫情暴发后戛然而止。印度是最早与中国断航的国家之一,国内疫情暴发后,很多回国过春节的华人再也没能回到印度。但很快,新冠疫情也波及了印度,春节期间滞留在印度的短期出差、旅游的华人,有一半左右乘坐使馆包机回到了国内。到了六月,印度政府几乎一网打尽地封禁了所有中国公司的互联网业务,很多人也没有了再去印度的理由。

2020年6月,印度宣布禁用59款中国应用,包括TikTok和微信。(CFP/图)

2020年10月,印度宣布对中国开放签证申请,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签证申请很严格,一般只有大公司或在印度的实体行业投资的人才能拿到,所以赴印的华人屈指可数,倒是陆续有人通过转机回到国内。

一般来说,大多数印度的华人群体和当地的交往并不深入,疫情之后,绝大多数华人更是慎之又慎,尽量不会出门与人接触。但即便如此,这波疫情中也有数位华人感染了新冠,在中资企业中,也出现了不少印度雇员不幸病逝的情况。

此外,疫情时代,印度民间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有所增长。有一次住酒店,我偶尔瞥到电视新闻里在讲中国,主持人情绪激动、言辞凌厉地指责中国,让我非常惊讶。虽然没遇到过直接的危险,但我也遇到过两次让我不太舒服的情境:一次是在商店里,两个人看到我走进来,聊天中突然说了“新冠”这个词;还有一次我走在街上,两个男生骑着摩托从我身边走过,喊了一声,“嗨,中国人!”

我与一位还在印度的华人聊起这件事,他说,“其实他们并不一定有恶意,可能只是好奇,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表达。”是的,其实大多数的印度人对中国人并没有恶意,我在印度的两年半里,遇到过太多热情和可爱的印度人,这些不愉快其实不值一提。但让我担心的是,政府和媒体的误导会否在民众的心里种下无意识的种子。

其实,在夹缝中挣扎的也不仅仅有华人,还有不少与中国有深入联系的印度人。疫情之前,大概有2.3万名印度留学生在中国留学,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医学生。疫情之后,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回到中国,甚至实习也要在网上进行。

同样,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印家庭受到波及。他们中,有少数的幸运者被困在一地,虽然一年多难以见到另一个国家的亲人,但至少,一家人还得以聚在一起。有更多的中印夫妻,因为两国间签证和航班的关系,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甚至有小孩出生后快满一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

这次印度的疫情发生后,有不少曾经在印度或者现在还在印度的华人,组织起来向印度出口急需的呼吸机、制氧机等设备。人类休戚与共,我们希望印度的这一波疫情尽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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