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支柱增长乏力，尤其北京当局经济内循环的策略，更需要民众消费扩大内需。

中国新年假期将尽，回乡过年的人们纷纷开始返程。并且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促使北京当局呼吁“就地过年”，2月16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过年期间消费报告显示，有1亿外出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疫情防控令消费全面受损，但也有区域分化的特征，一二线等劳动力流入城市消费或有受益，三四线城市消费受创最大；线下消费如餐饮、电影、旅游遭到严重冲击，线上消费略火热。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认为，“就地过年”已在各省普遍推进，使传统中国新年假期“高消费+低生产”的特征被打破。

据《路透》报导，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看法更为谨慎，“需要明确的是‘就地过年’不等于‘不过年’，更不等于‘不放假’，”对于工业生产因为“就地过年”会延长工作天数而因此明显走强的这一逻辑，需要谨慎观察。

最的中国1月官方和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双双跌至数月低点，凸显经济回暖在疫情反复之下的脆弱性，以及出口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

2月17日，《财经》杂志发文解析中国消费情况，受COVID19疫情和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中国民众2020年收入少增约1.7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同时，民众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中国住户储蓄比2019年同比多增1.6万亿元。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消费下降的双重打击下，2020年全年最终消费出现1978年以来首次下降。

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疫情期间民众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严重，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受影响为甚。在工资性收入受影响的人群中，非全职人员及城市流动人口等是最直接的影响群体。

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年收入3万元以下和3万-5万元的家庭，预期消费减少幅度最大，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

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民众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连续多年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

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民众消费倾向下行，不仅对消费构成双重打击，而且是导致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两个直接原因。

中国社科院在去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情况都堪忧。

这份报告名为《休闲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内，中国国民年均休闲消费为5647元。其中，个人休闲消费开支在1001-3000元的占22.7%，在3001-5000元的占10%，人民币5001-10000元的占11.1%。11.8%的人年休闲消费开支超过10000元，但却有高达44.4%的人一年的休闲消费开支只有高收入族群的十分之一，即在1000元以下。

如果以此民调结果为样本，放大与中国14亿的总人口对比，这代表有6.2亿人（44.4%的人）每月的休闲消费只有83元。另有3.2亿人每年则有3000元以下，相当于每月约人250元的休闲消费资金。

针对该报告，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多数中国民众仍着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费，少有休闲娱乐消费，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占比仍高，再加上贫富差距严重，实在让人很难相信中国已经做到全面脱贫、也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

吴明泽解释说，333原则是小康社会基本的评估准则，意即，一般小康家庭会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维持基本温饱的生活开销上，另外三分之一作为储蓄，最后的三分之一则作为生活享受和休闲娱乐的花费来源。

吴明泽强调，除非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挣钱、不花钱，否则此民调显示，中国可能有超过六成的人口(约9.4亿人)每年的休闲花费都低于3000元人民币，代表他们过的仅是糊口的日子，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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