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是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1998年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座谈记录。在他们对话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回答师生们的问题。这一年微软公司正面临着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诉讼，两人在对话中涉及到不少对科技企业、技术进步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对于“线性稳定”的极强偏好。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和讨论也非常精彩。Enjoy！
附：
一、你们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巴菲特：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我和盖茨打了个小赌，看谁会获得最多的掌声。我提议将自己的房子作为赌注，但最后我们定下了一个小数目。不过，对盖茨来说显然不是那么小，因为就在我们走上台之前，他给了我一件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Nebraska Cornhuskers）的队服，然后他自己穿了一件华盛顿大学的紫色汗衫。
他们希望我们俩开场先来谈谈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然后再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就我而言，答案非常简单，成功与智商无关，我相信你们会很高兴听到这点，关键在于理智（Rationality）。我一向将智商和天才看作汽车的马力，而最后输出功率的大小则取决于理智。许多人开着400马力的汽车却只发挥出100马力的功率。“最佳状态”应该是：200马力的车百分之百地发挥出200马力的功率。
那么，为什么一些聪明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却不能获得他们应得到的结果呢？这跟个人的习惯、性格及性情有关。以理性的方式行动，而不是以你自己的方式。可以说在座的诸位绝对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我的业绩。然而，事实是，有些人能行，有些人还是不行。不行的人并非客观条件不允许，原因主要在于自身。
因此，在这儿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先选择一个你最崇拜的人，并写出你崇拜的原因及他身上的优点；然后再选出你最厌恶的人，并写出使你厌恶的地方。只要经过一段实践，你所崇拜的对象的优点就会渐渐地成为你自己的，假以时日，就会全部成为你自己的了。
很多时候，习惯的链条太过轻盈，以致人们往往感觉不到，等到它太重以致无法改变。像我这个年纪，已经无法再改变任何习惯了，我已经定型了。然而，从现在开始起的20年里，只要你坚定地开始实践，便会养成某种习惯。所以，我建议你们从别人身上寻找你钦佩的行为举止，将之变为自己的习惯；同时从别人身上发现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并下决心不去做这些事情。如果坚持这么做，你将会发现你把自己所有的马力都转换成了输出功率。
盖茨：我非常赞同巴菲特刚才对于习惯的一番高论。幸运的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计算机，这大概就是我成功的缘由及秘密所在。尽管当时计算机非常昂贵，功能开发也有限，但还是令人神往。一些朋友和我几经探讨之后，一致认定：这个神奇的芯片技术将会发展成为人人都能掌握的东西。我们认为，计算机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编写程序将会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基于这点“先见之明”，我们就雇用了几个朋友编写软件，想看看计算机这个玩意儿到底有多神奇。
结果表明，以计算机为主角的信息革命不仅节省了人们的体能，而且还大大拓展了人的智能。计算机刚刚兴起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领域，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我们创建的公司才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中得以成为中流砥柱。非常幸运的是，现在这场革命仍处于初始阶段。23年前，我们创建了这家公司，没人怀疑过我们是否形成并且保持了自己的习惯。接下来的23年，我们被赋予了更多的发展潜力，也许甚至让我们更接近最初的愿望：“让每张桌上和每个家庭都能拥有电脑。”
Q：我很想知道，你们自己又是怎样定义成功的呢？
巴菲特：我个人的看法是，成功就是快乐，快乐是我安身立命之本。我庆幸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欣赏的人一起工作，我也没必要和令我作呕的人合作。我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总觉得自己如同躺在沙发上绘制着天花板。这简直太有趣了。工作中唯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偶尔必须解雇某个员工，这种事每三、四年发生一次。
有人说，成功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快乐是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不知道在这一句话中，哪一点更适用于我，但我的确知道自己不会去做任何别的事情。我想建议你们，当你们出去工作时，要与你钦佩的人共事，在他们的组织里工作，因为这将令你兴奋。我一直为这些人担忧，他们总会这么说：“我准备先去干10年，尽管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然后我就去干这个……”这有点像储存你的性能力留待年老色衰之时，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我曾经拒绝了一些本来可以接受的交易，原因就是我不喜欢那种不得不与某些人共事的感觉。我不愿见到任何装模作样的人，不愿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纠缠不休，这就像纯粹为了钱而结婚一样。无论如何，这可能都是糟糕透顶的主意。不过，如果你已经非常富有，还要这样做，那绝对是神经有问题，是不是？
盖茨：我同意，关键在于你能否从自己每天的工作中得到乐趣。对于我来说，这种乐趣是与非常有魅力的人共事，致力于解决新问题。每当解决一个新问题，我们都会觉得：“嗨，我们又获得了一点点成功。”我们相当谨慎，不会过多地纠缠在已有的成就上，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总是从用户那里得到反馈信息，他们告诉我们机器太复杂，用起来不太顺手。解决复杂性的问题、实现技术的突破和研究计算机产业，特别是软件开发，是最有趣的工作，我想我正从事着最称心如意的工作。
巴菲特：你不觉得DQ冰激凌（Dairy Queen）比这更重要吗？（去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斥资5.85亿美元收购了DQ冰激凌公司）。
盖茨：沃伦，你可以经营DQ冰激凌公司，我去收购帝力棒（Dilly Bars）。
巴菲特：你收购我们就提价。
Q：创建一家新公司风险极大。你们是如何确定创建一家新公司的最佳时机的？
盖茨：当年创立微软时，我太兴奋了，以至于没有考虑任何相关的风险。这是事实，我有可能倒闭，但我具备一系列非常专业的技能，即便公司倒闭，我也会很容易找到工作。而我父母当时仍愿意支持我回哈佛大学完成学业。
巴菲特：来我这儿，我们会永远给你留个位置，比尔。
盖茨：令我担忧的是，当我开始雇用朋友时，他们期望有所回报，但不久我们便有客户倒闭，那是我们赖以渡过难关的客户。因此，不久我便形成了一种保守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我希望银行账户上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员工一年的薪水，即便我们没有任何收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我们现在有100亿美元，对于来年的薪水来说绝对够用。
无论如何，如果准备创办一家公司，便需要有足够的精力，能使你有自信克服冒险所带来的后果。同时，我不认为你们有必要在创业阶段就开办自己的公司，为一家公司工作并学习它们如何做事，会令你受益匪浅。以我们自己为例，我和保罗·艾伦总是怕别人先我们一步，但结果往往是，我们延迟了一年又一年。事实上，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有些滞后才未能早些启动，但在起跑线上多做准备似乎对我们也非常重要。
Q：怎样使人们支持你们？
盖茨：一开始，你会碰到一些怀疑你的人。如果你还年轻，要租一间办公室是很难的，不到25岁是无法租车的，所以，那时候我总是坐出租车去见客户。有时人们要我到酒吧去谈事情，但是当时我不能上酒吧（注：美国对饮用含酒精类饮料有年龄限制）。
非常有趣的是，开始时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观望着我们。他们会说：“噢，这个孩子什么也不懂。”但是当你确实做出了一种好的产品，也确实懂得了什么时，他们就会狂热地追随你。因此，至少在这个国度，一旦我们迈过了某个门槛，年轻人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二、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地盘
Q：作为商人，你们如何将企业推向世界？
巴菲特：站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直接把触角伸到国际市场中去。我们最大的两笔投资是可口可乐和吉列剃须刀片。可口可乐80%的利润来自国外，而吉列则有2/3的利润来自国外。因此，它们正参与着全球范围内改善生活质量的活动，我们是靠骑在它们的肩背上走向世界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安坐在奥马哈，让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艾夫斯特满世界飞来飞去。
盖茨：我们的业务确实是全球性的。个人计算机标准是全球性的。你在韩国或埃及所需的Excel，与你在美国所需的东西是大致相同的。不过，我们必须做某种变动，以适应当地的语言，而这也是我们业务中的一个很有趣的组成部分，即懂得双向语言，并在汉语、日语和韩国语方面积累大量的基础知识。
事实上，我们的市场份额在国外的比例要比国内高得多，因为相对说来，在当地建立分公司是很困难的，而且了解当地的条件、当地的销售渠道和关系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我们大多数竞争对手来自美国，它们都不善于经营国际业务，所以，我们的业务在其他国家甚至更兴旺。
在未来，我们大部分的增长将来自国外。国内的市场即将发展到多半是一个存量市场的阶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消费者不需要能看、能听和能学习的更好的软件。不过，在美国以外，我们仍能见到那种早期的业务大幅度增长的现象。
Q：是什么促使你俩于1995年一起前往中国的？那次旅行对你们此后的全球业务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
盖茨：我们有许多理由前往中国，但部分是为了休息和娱乐。我们发现那儿有很多家麦当劳餐厅，因此，我们没觉得离家太遥远。去看看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去领略这个国家不同地区的风情，去会晤一些领导人，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微软公司已经在投资中国的市场。自那时以来，我们增加了更多的投资，但是，就我们销售的比例来说，在中国的销售比例是微不足道的，还远没到1%；而且，即使在今后5年内，中国的销售额翻上一番，情况也不会有大的改观。实际上，只有从未来10年的角度来衡量，我们才能说，我们对中国市场如此重视是值得的。
虽然每年在中国售出大约300万台计算机，可人们并不为软件付钱。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此买单的。而且，如果他们想使用盗版软件，我们希望他们盗版我们的软件。在他们变得有点上瘾之后，在今后1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将设法解决如何收钱的问题。
巴菲特：我的家人对我前往中国感到很吃惊，因为我的旅行从来不越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边界。（注：这里巴菲特幽默了一把，实际上根据罗杰罗温斯特的《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一书记录，巴菲特经常离开家乡奥马哈，出去游历，结识企业家。小时候也随议员父亲在华盛顿特区DC生活过几年。）在中国，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而且还证实了我的一种预想，中国将是可口可乐的大市场。我对那儿的每一个人说，可口可乐的作用就像是一种催欲剂。
三、创新“改造”我们
Q：你们两位都是各自行业的创新者。我很好奇，你们对创新的定义是什么？
巴菲特：实际上，在自己的工作中，我不怎么进行创新。我只有两项职责：一项是分配资金，我很喜欢做这件事；另一项是帮助15或20名高级管理者，使他们在没有任何经济顾虑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们3/4的管理者算得上是富裕的，至少，在金钱方面的需要不会得不到满足。因此，我的职责是帮助我的高级员工，使他们早晨起床就能够点燃足够的工作兴趣，继续以钱包空空和初出茅庐时所抱有的那样的热情投入工作。如果说我做的是这两件事，那么，他们做的事就是创新。
盖茨：事实上，技术行业有许多曲折的变化。或许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如此有趣的行业，所以没有一家公司会故步自封。IBM公司曾经看上去永远在技术上比任何公司更占优势，但它错过了技术发展道路上的几个转折点。因此，你每天早晨醒来时就应该考虑：“嗯，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不再错过今天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并仔细留意，在语言识别方面或在人工智能方面，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要确保我们雇用的正是那种能齐心协力地做好这些事情的员工，而且我们要确定，在工作时没有感到措手不及。”
然而，有时我们确实感到措手不及。比如说因特网出现时，我们把它作为第五或第六件优先考虑的事。当有人跟我提到因特网时，我没有说我根本不知道因特网如何拼写，而是回答说：“我已把因特网列入我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紧接着我们就认识到，因特网比我们的战略规划发展得更迅速、更深刻。因此，作为领导者，我必须营造一种危机感（a sense of crisis）。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向各地征询看法，发送电子邮件，我们还放弃了一些计划。最终，新的战略产生了，这时我们会说：“好吧，这些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些是我们内部如何衡量自己的方式，这些是我们如何传递信息让世界正确评价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这种危机每隔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你必须认真倾听微软公司内部所有聪明人的意见。这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必须吸引许多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员工的原因。我们必须容忍许多不同的意见，也必须识别正确的意见，并给予支持。
Q：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剧变。你们认为有哪些国家和公司为此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巴菲特：仔细想想，在15年以前，这个国家甚至对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有一种自卑情结。
盖茨：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日本人如何垄断了民用电子产品，接下来将是计算机产业。此外，他们勤奋工作的制度不明缘由地竟是那么优秀。我们必须彻底地重新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现在，如果你观察一下个人计算机产业或者整个工商业正在发生的情况，或者观察一下我们如何分配资金，如何让劳动力流动，美国已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因此，整个信息技术的第一受益人，首先就是美国人。
在诸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采用信息技术的速度大致与我们相同。而且，部分国家和地区相对于其收入水平而言，紧跟信息技术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们，因为这些国家对教育深信不疑。在韩国以及中国的许多地区，我们看到计算机难以置信地进入了收入水平很低的家庭，因为那里的人们坚信，计算机是帮助他们的孩子获得成功的工具。
整个世界将大大地受益于计算机的普及。可以预见的变化是，你的收入水平将不是取决于你来自哪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所受教育的程度。今天，一位印度的哲学博士很难赚到与美国的哲学博士一样多的钱。如果我们能使因特网像船舶运输货物那样有效地传送服务和建议，那么，你将拥有一个本质上开放的市场，这个市场既争取印度工程师的加入，也争取美国当地工程师的加入。而且，这有益于每一个人，因为这能使任何人更好地利用资源。因此，发达国家将是最早从中受益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中有幸获得良好教育的人们，完全应该从这一切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巴菲特：一开始我并没有领悟到这将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将以激动人心的方式改变世界，而且速度飞快。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待技术革命的态度与盖茨是截然相反的。我寻找这样的生意，我有能力预测这些生意在未来的10年、15年或2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这些生意模式在将来会与今天看到的差不多，除了规模可能会更大，更加全球化。因此，我关注的核心是不会变化的东西（I focus on an absence of change）。比如，我看待因特网的方式是，尽力确定一个行业或一个公司会受到因特网怎样的损害，或者如何被因特网改变。然后，我就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能从这种变化中赚取很多钱，我只是不认为我会是那个人。
以箭牌口香糖为例。我不认为因特网将改变人们咀嚼口香糖的方式，盖茨或许会这么认为。而且我认为，因特网不可能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可口可乐将会是人们最偏爱的饮料之一，而世界各地的人均消费量都将上升。我不认为因特网将改变人们是否或者如何刮胡子的习惯。因此，我们正在寻求的是可预测的东西，而在盖茨所做的事情中缺少这种可预测的属性。作为社会的一员，我赞同他所做的事情；但作为一名投资者，我始终以警惕的眼光看待这些技术变革。（注：本段充分展现了巴菲特对“线性稳定”的极强偏好。）
盖茨：在这一领域，我与巴菲特的看法十分一致。我想，许多技术股票的价格倍数应该略低于诸如可口可乐公司和吉列公司这样的股票，因为我们的行业容易发生规则彻底改变。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未来10年内，即使微软公司仍是行业领头羊，我们也将不得不经受至少3次危机。
四、有关反垄断法
Q：反垄断法在美国商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巴菲特：1977年我们曾遭遇《布法罗晚报》（Buffalo Evening News）的反垄断官司。不论你相信与否，1991年，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及财政部之间有着很多麻烦事儿。不仅如此，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也在后面紧盯着我们。我不知道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是怎么回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它也惦记起我们。这是仅有的两次与反垄断问题的交锋。而我认为，任何一次我们都没做过任何有违法律的事情。我也必须得补充一点，这两次我们也都没有遭受任何宣判。
我不是反垄断问题的专家。8年前认识盖茨的时候，他扮演了一回出色的老师。他花了六七个小时向我解释微软公司的情况。坐在那儿听讲的我，或许是全世界对科技领域最一无所知的人，可他却向我解释得那么清楚。讲完之后，我打算购买微软公司100股的股票，这样我就能追踪公司的发展。这说明了两件事：一是我的智商恐怕也就50左右，另一件就是我不认为他有任何垄断的嫌疑。
盖茨：竞争法的核心作用在于保护消费者，确保新产品的顺利问世以及产品本身的创新质量。你可以看看不同的行业，并扪心自问一下：“哪个行业发展得最好？”不论你的评分标准如何，当之无愧成为最好的、首屈一指的就是个人计算机产业。我并不是指广义的计算机行业，因为你要谨记，在个人计算机横空出世之前，整个行业的构架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困难重重。不论你是从IBM、惠普或者其他厂商购买的计算机，你创造的软件只能依赖那台计算机运行。
微软的观点是，所有的计算机应该以同样的模式工作。原因在于，如果你想获得既多又好的软件，就得拥有很多台计算机，或许是成百万上千万的计算机。（注：规模效应）因此，必须使计算机的价格降下来，模式统一起来，这样你就不需要在不同的计算机上测试软件。个人计算机产业的目标，就是让每家计算机生产商参与竞争，去制造最轻便或是最快，抑或是最便宜的计算机。消费者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这同样也会带动软件市场的发展。
个人计算机出现之前，计算机的价格总是以一定速率下降，而自从个人计算机蓬勃兴起，其价格下滑的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软件的种类和质量也以显著的速度得到提升。今天，我们无疑是站在了历史的顶峰。新软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的就业岗位也涌现出来；投资的水平，上市公司的数量，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现在的水平甚至远超过仅仅三年之前的水平。消费者方面也一直紧跟着时代的步伐。
与其让软件开发人员复制其他人的工作，不如让我们搜集所有应用中的典型特征，将其放到Windows视窗操作系统中，这才是个人计算机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所在。因此，像连接到因特网的性能一样，已经不必每个人自己都要做一遍，我们已经放到了视窗中。这是革命性的突破，用户图形界面出现了，硬盘支持、网络支持以及现在的因特网支持，甚至还包括浏览器也都应运而生。
我觉得反垄断法在原则上是非常好的。有些人会就它们是否应该被削弱而争辩，但那是学术界的兴趣所在。我进入商业领域时，总是很谨慎地和律师沟通，确保我们不越雷池半步。因此，当得知我们被牵涉进反垄断的官司中时，我还是有点儿吃惊。感谢司法的公正，让人们能够看清竞争是不是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大方向下进行。我们坚信在司法体系之下，一定会有公正的结果。
同时，我们周围也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因为打官司可不是件小事。政府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而且说了很多义正词严的话，但我们要保证自己不受干扰，继续执着于我们的事业。
五、一家公司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Q：巴菲特先生，我听说你有一项反对股票分拆的政策。你能否对微软公司分割股份的历史发表一点看法？
巴菲特：如果我走进一家餐厅，然后告诉服务员说：“我需要两个寄物牌来存放帽子。”我的心情也不可能会变得更好。同样的道理，股票分拆也不会让我变得更富裕。不过，我也不会与进行股票分拆的公司发生任何争执，我也不认为微软公司受到了股票分拆的损害。
我认为，我们的政策非常适合我们。在我的宗教教养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对股票分拆持抵制态度。我是三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其中两家公司在最近几年里进行了股票分拆。我只是偶然的机会想到，不分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或许可以吸引一群更长期的投资者。正是我们的目标吸引了与我们非常相似的股东，他们具有与我们相同的投资时限和期待。我们不谈季度收益，不设投资者关系部门，不开让华尔街分析家参与的电话会议，因为我们不需要只着眼于下一个季度或者下一年业绩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人：他加入我们队伍中来是希望与我们在一起工作，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我大动干戈地分拆股票，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股东的构成？不会。不过，股东构成还是会发生些许变化。而且，请记住，股东席位都被占满，就像这所礼堂一样。如果我说了冒犯你们大家的话，你们全都离开了，但又进来了另外一群人，我的处境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好吧，这取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你们又是怎样的人。不过，我认为，我已经拥有了一群拥护公司政策的好股东。我还是觉得，这种不分拆股票的政策略微增强了公司的吸引力。
盖茨：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常值得钦佩的事，因为他向人们发出的信号表明，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股票”，而他们应该予以考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与你们常见的典型公司略有不同。具有这种不寻常的股价或许是一件好事，只要媒体没把这事儿搞砸。由于股票版面上那些专栏的大幅报道，你们知道，他已经招致了很多非议。
Q：巴菲特先生，有一些人说，给一家公司估值的传统方法在目前的市场上已经过时，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巴菲特：我想，根据我们的标准，很难在目前的市场上找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不过，我不认为评价方法发生了变化。只是在某些市场上，一些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了。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市场上，你所关注的每一种证券的价值实际上都被大大地低估了。我曾经营了大约13年的合伙企业，并于1969年将其关闭。关闭是因为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在当时，我并没有丧失评价公司的能力，只是因为不再有足够便宜的股票值得购买，而我又不从事空头交易。
我觉得不存在任何评估金融资产的魔法。根据定义，一种金融资产意味着你现在把钱投进去，为的是在将来把钱赚回来。如果每一种金融资产的价值都能得到恰当的评估，它们将全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被出售，这个价格反映了公司从现在直至上帝最后审判日所赚取的现金流，并以适当的利率进行贴现。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风险溢价，因为不论何时，你已经知道，这种“债券”上印着怎样的票息。无论在1974年，还是在1998年，都应该以这种方法评估金融资产。如果我无法进行评估，那么我就不会购买金融资产。于是，我只能等待机会出现。
Q：你目前寻求的市盈率是否比您在1969年时所寻求的更高？
巴菲特：这种比率会受到利率的影响。除了利率因素，就估价而言，现在与1969年或其他任何时期之间的估价差别，不会受到其他任何因素影响。如今，如果你纵观整个市场，净资产回报率远远高于1969年或1974年，或者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因此，如果你想说你打算评估整个市场，问题就变成：“你是否迷恋于整个美国企业目前20%的净资产回报率，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保持到无穷未来的切实可行的数字？”依我看，这是一种相当鲁莽的假设，因为没有留下很大的安全边际。此外，我还想说，目前的市场水平只有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才能形成安全边际，因此，我变得更加谨慎。
Q：你是否感受到高科技的发展提升了商业领域的效率，你愿意加大对科技方面的投入吗？
盖茨：当你开始使用高科技时，一定会感受到效率的骤然提升，特别是美国的企业在这方面比美国之外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的时候。高科技能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沟通，很多原本不可能在全球范围拓展的生意，现在也因此蓬勃发展起来。
当仔细观察那些真正的大赢家时，比如，可口可乐公司、微软公司、波音公司或通用电气公司，你就会发现，这些能够获得20%净资产收益率且正迈向全球化的公司无一例外地都受益于科技的发展。不过，这也不能保证10年之后它们依然可以获得这样高的净利润。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情形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巴菲特：我也坚信高科技在企业效率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我不真心这么认为，当着盖茨的面，说这样的话一定会心虚。不过，问题是，你要考虑到这一点：比如，我找到了一条复制杰克·韦尔奇的成功之路，并且拷贝了499个“韦尔奇”。韦尔奇继续经营他的通用电气公司，另外的499位占据了《财富》500强的其他席位。如此的《财富》500强在5年之后会不会带来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呢？
我认为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你制造了500个杰克·韦尔奇，他们之间会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如此一来，可能会拉低整个美国商业界的利润率水平。然而，如果这些人并非那么精明，而只有一个杰克·韦尔奇和他们竞争，情况则会大不相同。如果管理水平迥异，那么获得超高利润率的概率也会大为提高。
因此，我必须要说的是，商业上的很多事情，包括高科技行业，就如同一场盛大的乐队沿街演出，如果你想观看演出，就不得不踮起脚尖，而30秒之后，其他人也都踮起了脚尖，尽管你的双腿累得几乎抽筋，却还是很难看到想看的盛况。
当创新取得进步时，资本主义似乎自行失效了。这简直是太棒了，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不过，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在踮起脚尖的同时又不让别人注意到你？
Q：最近的并购浪潮真是匪夷所思。你二位能否谈谈，这样的并购该如何为股东创造价值？
巴菲特：事实上，我们俩希望发表一个小小的声明……（笑声）
并购是不会停止的，而且经过周全的考虑之后，并购的浪潮还会被激起。在许多并购案中，确实存在增效作用。可无论是否存在增效作用，兼并还会继续发生。如果你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就不可能成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要想成为首席执行官，你身上就不能缺少动物的猎食本能。而且，并购是会传染的。我曾多年担任19家不同上市公司的董事，我可以告诉你们，交谈很可能变成收购和兼并，特别是当其竞争对手也参与到这场游戏中的时候。只要我们的经济以目前的方式运转，而且我认为目前的经济运转得非常好，你们将会看到大量的并购。一般情况下，一个活跃的市场环境往往是鼓励并购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通货将会更有用。（在几周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就同意以价值235亿美元的股票收购世界上第三大再保险公司：通用再保险公司。）
盖茨：我想，对并购抱有正当的怀疑是件好事。通用汽车公司的创立是汽车工业重建的结果，这种调整的目的在于让本来做所有工作的公司进行专门化生产。而且，错过这次机会的人基本上都被淘汰了。
我们收购了很多小公司，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小公司单凭自己的力量可能很难有所作为。不过，如果把这些小公司的能力与我们的能力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更好的产品。
我想，在今天的银行业中，如果你是一家中等规模的银行，就可能必须得参与这种正在发生的所有改变。在美国，银行数量多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最终无疑会产生一些追求规模的大银行。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愚蠢的并购同样很多。
Q：那么，并购之后股东们的境况是不是更好了呢？
巴菲特：在大多数并购案中，收购对象比收购者的情况要好一些。收购者拿出自己的资金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得以把被征服的动物的尸体拖入自己的洞穴。
不过，我还是对每周进行收购的人表示怀疑。如果你观察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沃尔玛公司，它们的增长主要是内生的。通常来说，如果某个公司正处于真正的收购狂热中，它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正在花的是不值钱的钞票，而且这种收购具有“连锁信”游戏的一些特征。除此之外，我非常希望看到在一段时期内，被收购的公司在交易完成后由它们自己进行经营，而不是围绕会计结算折腾，并提出巨额的改组费用。对过于折腾的兼并，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希望看到健康有机的增长。
六、经营决策、合作伙伴以及管理连续性
Q：你们做出的最好的经营决策是什么？
巴菲特：最好的经营决策基本上就是参与合伙经营。与投资有关的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是，你不需要很多交易就能取得成功。如果你们从这儿的商学院毕业时，每人获得一张有20个孔的穿孔卡片，每做出一项投资决定，就用掉一个孔，这些孔就是你们将获得的全部东西。如果你们能做出20项很好的投资决定，就能变得非常富有。你们根本不需要50个好主意。
我希望昨天所做的投资决定是一项合适的决定。然而，这些投资决定对我来说始终是简单明了的。事实上，如果看到这些投资决定，你一眼就会知道，这些投资是十分便宜的。当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为了解某些情况，我逐页阅读了《穆迪工业及其他行业证券指南》，其中包括工业指南、运输业指南、银行和金融业指南。在其中，我发现了一些以一倍市盈率价格交易的股票。
其中之一是杰纳西谷燃气公司（Genessee Valley Gas）的股票。这是一家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小公司，一个以一倍市盈率价格交易的公用事业公司。这本书中没有关于这家公司的分析师报告，什么东西也没有，似乎你所要做的只是翻过这一页。翻阅指南是如此有效，所以我又把这些指南读了一遍。盖茨当时正在阅读《世界百科全书》。后来，他为了做生意才放下这本书。
盖茨：在今天早晨用早餐时，我们还在讨论哪个投资决定是巴菲特所做过的最糟糕的。事实证明，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的投资记录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们最终还是根据一些衡量标准确定，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公司，可能是最不理想的一个。
巴菲特：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因为贪图便宜而卷入了一家可怕的企业。这就是我常说的“烟屁股”投资法。你看到地上的烟头，虽然脏兮兮的不堪入目，但它还有一息尚存，而且是免费吸一口。这就是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时的真实情况：其售价低于营运资本，但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错误。
我犯过各种各样糟糕的错误，并为之付出了数亿美元的代价。这些错误是疏忽导致的，而不是故意犯下的。我从不遗憾没有买入微软公司，因为我没有真正理解这项业务，我也不了解英特尔公司。可是，有一些企业我确实是了解的，房利美就是其中之一。我虽然做出了投资这家公司的决定，但没有执行。我们原本能赚上数十上百亿美元，但我们没有赚到。传统的记账方式没有记录下我们本应赚到的钱。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
盖茨：就我的情况来说，不得不坦陈，我最好的经营决策势必与所选择的伙伴有关。决定与保罗·艾伦一起创业或许是我做出过的最好的经营决策，其次是聘用一个朋友——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他一直是我最主要的经营伙伴。有一个你完全信任并全身心投入的人，你们有着相似的眼光，而且他具有各种不同的技能，他还能对你有所制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做出某项决策时，他会说：“嗨，稍等片刻，你是否考虑过这个或那个？”与具有这种才华的人相处的好处是，这么做不仅使经营活动变得更有趣味，而且能获得更多的成功。
巴菲特：多年以来，我也有这样的合作伙伴，他就是查理·芒格，他为我所做的事，与盖茨所说的完全一样。不过，你必须得习惯芒格的表达方式。芒格经常说，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愚蠢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果他说，这么做确实很愚蠢，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但如果他只是说，这么做很愚蠢，我就当他投了赞成票。
Q：这么看来，在你们的公司中，你们的成功是由你们自己和你们的领导技能推动的。然而如果一旦你们不在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巴菲特：你的设想是错误的。我死后大约5年内，我都将一直工作。而且，我已经给了董事们一块“灵应牌”，因此，他们能与我保持联系。即使这块“灵应牌”不起作用，我们还拥有杰出的人才，他们能够做我所做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在今夜死去，人们不会喝不到可口可乐，不会在今夜放弃刮胡子，不会少吃时思糖果或者帝力棒，或者不会出现任何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些公司拥有非常好的产品，拥有杰出的管理人员，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确保有人坐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最高位置上，分配资金，并确保手下的各级管理者是合适的。我们已经确定了做这些事的人选，我们的董事会也知道他们是谁。
事实上，我已经发出了一封说明应该做什么的信，我还准备了另一封到时将发出的信，这封信以“昨天我死了”开头，接着会说明公司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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