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It Too Late to Stop a #NewColdWar With #China? Led by President #Trump, #Washington is swiftly and decisively turning against the world’s No. 2 power. That could be disastrous. @stephenwertheim https://t.co/B8se90q0fJ

— Geopolitics & Empire (@Geopolitics_Emp) June 11, 2019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庆祝二战胜利时警告称，一场“冷战”将很快开始。他在1945年的文章《你和原子弹》(You and the Atomic Bomb)中写道，冷战是一种“不和平的和平”。核武器可以防止直接入侵，但超级大国会转而走向互不相容的世界秩序，每个国家都试图孤立对方，打败对方。几年之内，美国和苏联就摆好了这种架势。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建议，对苏联势力必须加以遏制直到其崩溃，从而促成了美国的冷战共识。

苏联最终的确是崩溃了。然而，奥威尔曾预测，冷战还可能涉及第三方：“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他这话似乎没有错。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和正在崛起的中国追求经济融合和某种程度的外交合作。

这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特朗普总统正在升级同中国的贸易战，两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都敦促他不要止步于此。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反对美国过去对华的“笑脸”政策，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发推表示，中国“全面计划实现世界主导地位”。华盛顿正准备与世界第二大强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我们可能正在目睹中美冷战的开始。

如果是这样，特朗普可能会被证明是下一个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940年代末，杜鲁门承诺“支持自由的人民”，并创建让他们可以融入的体制，从而确定了第一次冷战的条件。特朗普更为严厉，发誓要报复那些“掠夺我国”的人，并且通过制裁和关税来实现这一点。即使与原本的冷战时期的核僵局、代理战争和内部镇压相比，他对全国的号召也像是不祥之兆，预示着冲突的到来。如果负责任的美国人更想要一个不同的未来，现在是时候说出来了。

奥巴马任期结束之时，华盛顿官员担心中国偏离了自由化与合作的道路。他们谴责中国在邻国海域的争议性军事建设。他们批评中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迫使它们泄露关键技术的经济做法。他们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威权收紧政策表示遗憾。

诚然，这些担忧——加上中国的人权记录，尤其是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是合理的，就像美国在1940年代反对苏联的扩张和压迫一样。尽管如此，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对苏联所做的那样，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试图挑战中国的行为，而不是挑战中国的实力，他强调合作的好处。

华盛顿被冷战式的恐慌吞噬，则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尤其是过去一年，对中国行为的个别抱怨，上升到了对中国力量的全盘反对。总统执着于关税，他的政府则——如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所说——正在全世界拉下一道“经济铁幕”。不管是为了反间谍，还是阻止中国在高科技产业获得主导地位，总之美国在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发起严厉打击。安全、经济、科技与人权，种种议题都被捆绑在了一起。

北京一定是在想，除了政权变更或退出世界舞台外，还有什么能满足华盛顿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在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那里找到答案，去年10月，他在一次颇有影响力的演讲中猛烈抨击中国的“侵犯”，并正在计划一个续篇，或者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凯南曾经担任的职位——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她表示正在形成一套与中国进行长期“战斗”的凯南式理论。

如果一场冷战将要爆发，为何是现在？尽管美国和苏联当时有着不同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但它们的对抗集中于一项具体争端：战后德国的未来。今日的美国和中国却没有一个造成彼此分裂的分歧点。意识形态差异也不那么严重。中国不再寻求普遍实现共产主义胜利，美国也正在远离民主输出的步伐。也许这一点能让我们相信，两国关系不至于升级到全面冲突。又或许，两国冲突已经达到的程度表明，在起作用的是一种更黑暗的逻辑。

过去一年来的朝向反华的转变，更多是美国的焦虑而非中国的行为诱发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新的东西。新加入的是特朗普总统，他带来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敌意，并促使美国的政治阶层开始寻求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新目标。

排外的特朗普几十年来一直把美国的问题归咎于非西方强国，先是1980年代的日本，然后是中国。他的政府反映了这个世界观。斯金纳称中国为“迥异的文明”。她曾说过，“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大国竞争对手，”无视了帝国时期的日本以及对苏联人的东方化描绘。但她的观点仍然是有意义的：若说原初冷战是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与国家共产主义的对抗，那么后续冷战带来的可能是披着文明冲突外衣的蛮力政治。无怪乎另类右派元老、前特朗普顾问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会郑重警告，中国构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存亡威胁”。

特朗普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的当选导致外交官们对“孤立主义”感到恐慌，忙不迭地挽救美国势力。在联合起来守卫“自由世界秩序”之后，他们得出了更明确的解决之道：遏制中国。北京是理想的挫败对象——一个可以为全球性应对策略提供正当性、又不直接构成战争威胁的主要对手。在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之举属于让民主和共和两党联合起来的少数事项之列。经济民族主义者想象着就业机会将回到美国，自由贸易人士认为施压将使中国变得开放，大家都可以表现出在防务上态度强硬。今日的政治气候让人想起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所说的“1950年代，那时候当一个反苏人士在政治上是百利而无一害”。

这并不是说对华鹰派不真诚或者不理性。中国的崛起本身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这一点他们是正确的——前提是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任何地方都永远保持全球主导地位。对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倡导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美国的领导，哪怕是由特朗普来提供。他的总统任期也是对这一点的澄清。

眼下，与中国对抗似乎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就像反苏运动最初所承诺的那样。在上世纪40年代末，企业看到了扩大贸易和确保资本主义的机会；有组织劳工也参与了进来，为了分得一块经济蛋糕，他们同意对自己的人加以管束。这似乎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至少在增长停滞，冷战结果意味着死在越南之前是这样。

当时，这样做的成本是巨大的，而现在可能会更大。首先，一名否认气候变化的总统带头对中国提出指控，这并非巧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遏制气候变化需要美中合作，将它们的竞争引向对地球的拯救，而不是攫取它的资源。美国人民可以与专制的中国共存。他们不能生活在一个不适宜居住的地球上。

美国人也不应该担心中国的军事攻击。即使在东亚，中国军队也不会取代美国军队。美国有时间评估中国的野心，鼓励邻国保卫自己。持续不断的敌意可能会自成事实，诱使中国寻求将美国军队赶出该地区。尽管一些人认为，遏制中国提供了离开中东的理由，但他们应该先想清楚：一场新的冷战可能会让美国在世界各地重新陷入可怕的代理战争，并有可能让大国之间爆发一场更致命的战争。

自由主义鹰派人士会说，这可是关乎自由的生死。那就只能祝他们好运了：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无力阻止特朗普的崛起，但他们希望控制中国的崛起，并使其屈从于自己的意愿。冷战更有可能推动而非削弱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像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会发现，把“红色恐慌”换成“黄祸”，聚拢权力来维护国家安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1946年，杜鲁门总统的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警告，美国应停止在世界各地重新武装和获取基地。这些行动将使苏联人缺乏安全感，导致本可预防的冲突发生。“对于其他国家，”他建议，“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我们所倡导的原则，还包括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杜鲁门要求华莱士辞职，两个超级大国发动了第一次冷战。我们能避免第二次冷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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