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瀑啸，出生于中国广州医学世家，1992年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并于1995年到1998年在当时附属于纽约大学医学院的Lenox Hill Hospital任内科住院医生，之后的1998年至2001年，在费城天普大学医学院（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任心血管专科住院医师兼内科带教导师(Clinical Instructor)。 2001年起担任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AdventHealth（原名Florida Hospital）心血管专科医生；她也是该医疗系统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曾在Creighton University获得医学伦理的硕士学位。杂文集《医道凝眸》、《医者阅世》，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翻译：我叫岑瀑啸，是一位心血管病医生、心脏移植专科。除了为患者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外，我非常注重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不管病人已处于哪个阶段的病痛，我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他们继续享受他们的爱好和做他们认为重要的事。

    在帮助病患时，我希望了解他们的故事和认识他们的家人。

    我工作中感到欣慰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在我对病人的持续照顾，从他们平时在门诊的病情跟踪和健康维护，到当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入住医院时，我继续提供他们需要的心血管治疗。我与我的病人和家属有长久的关系，互相了解和信任。

    我在业余时间喜欢阅读 、游泳和绘画。

醫療職場偏見

    據「亞洲風行」雜誌記者王麗紅(Shally Wong)對岑瀑嘯醫生的訪談記錄整理

王：岑醫生妳好！

岑：妳好！Shally。

王：我認識妳十幾二十年，有個問題總想問你。你是華裔，在美國屬於少數民族；妳也是心臟科醫生，又是女性，妳在從醫時人與人相處方面、是否有些趣事可以分享一下？

岑：這個角度很特別。應該說，作為醫生絕大部分時間我們每天的工作與我的性別、我的文化背景是無關的。但也有個別情況上述三者糾結在一起了。具體地說我身兼少數族裔又是女性，從事於一個主要是男性的心臟專科，確實碰到了一些事先沒有料到的情況。

在美國，到目前為止仍然大部分醫生是男性，女性從醫始於近代，大概也就一百年時間。固然，現在有的科女醫生人數不少，可能幾乎一半，如兒科、家庭科。而總的來講，很多病人並不在意醫生是男是女。當然，這往往取決於病人本身的文化背景、其生活的地方。病人對醫生會有不同的期待，其中就包括年齡。

有人希望醫生年紀大一些，覺得這樣會經驗多一些。病人的這種期待不僅美國如此，到處如此。如果是傳統醫學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或地區，病人就更加看重年紀大一些的醫生。事實上，師徒關係採取學徒形式的話，學藝時間長一些，傳授的機會就更多一些。但是過去一百年來經醫學院校教育加上畢業後的臨床訓練，那就不同了。新一代的病人，往往都會明白，就算年輕的醫生，也一樣有可靠的知識和能力，接受過過正規醫學的系統訓練。

這是我把爸爸生前的書法”醫道”，摹刻在銅板上，貼上純金箔片，花三個週末做成的。此作品在奥兰多艺术馆（Orlando Museum of Art ,OMA）展出。

王：這裏面包含了一些病人的偏見。人不可能沒有偏見。偏見又可以導致歧視。見你肥胖，就認為你生活疏於自制，可能暴飲暴食。年紀也可以成為歧視的緣由，見你老了就說你不中用；年輕則是“嘴上沒毛，說話不牢”。種族不同更可以歧視。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許歧視。大家都希望人人平等。但有時實現不了，人都這樣。都會受到不同的影響，一定有偏見存在。 

岑：你說得對。人肯定有偏見。偏見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有些偏見是我們經常會聽到的，例如：中國文化特別博大精深，中國人特別醒目。

王：中國人數學一定好，令到一些數學不好的同胞都會自慚形穢。

岑：這些都是偏見。我們特別介意的偏見主要是負面的偏見。但不要忘記正面的偏見往往產生負面的作用。接受正面偏見的群體裡，個別不符合某種特點的個體就有心理壓力，上面講的數學不好的亞裔便是如此。

王：的確是這樣。

岑：更不要說這個群體以外的，自然會覺得自己被看低了。正面的和負面的偏見，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裡講的偏見，就是沒有對某個人作整體分析之後才得出結論，而是把對其所處的群體總的印象套進這個人。我們要承認我們對某些群體有一些片面的看法，那不光是緣自我們受到父母或所在社區人們的影響。

其實社會科學，就有許多統計數據支持或引導社會的資源分配，這些資料是科學的，但也會讓人對研究的目標人群產生預設立場。比如，數據可能表明，某些群體學業和職場成功的比例不高，那這個社區需要政府發放更多的人員和教育的資源、並且房屋貸款的利率要低一些。這些政策要靠這些數據去支持。 

但是，這些數據也給了這個社區以外的人一個印象：該社區的人素質差一些。無論你怎樣用歷史或政治原因去解釋，這些數據的確清楚地顯示出，該社區的人需要幫助，政府要出於公正去幫助他們。同時，在人情上，你很可能把這個社區或族裔看低了，居高臨下地用愛心去補償他們的不足。每個人其實都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做了一個價值判斷：他們能力不足。每個人都有這類判斷，放在心裡，無可厚非。只不過最好儘量在行動上，不要在遇到某一個個人時，就立刻將對上述整體的負面印象套在該員身上。 

王：這對個人也不公平。你可否給些例子？

岑：我說一段親身經歷。話說24年前，我還是曼哈頓上東城的一個內科住院醫生。二十來歲，風華正茂；當然也有二十來歲的人的面貌，沒現在這麼穩重，眼神沒這麼專注，這都是正常的。時年二十六歲的我，人矮一點，瘦一點，很容易被作為亞洲女人的典型來看待。在美國文化裏，亞洲女人似乎溫順一些。如電影和舞台劇《蝴蝶夫人》、《西貢小姐》，亞洲女性主角，都是被動角色，儘管它講的是愛情。但無可否認，這類題材給觀眾或社會造成一個印象：亞洲女性柔弱。

我作為一個住院醫生去查房，這些病房裏的病人絕大部分本來不熟悉的，等於是一個陌生人去接觸他們。但就算我和同樣年齡的醫生一起進去，他們會當我是護士。如果是我和一個護士就算是男性的護士進去，他們訴說自己的病情時，眼神也主要落在那個護士身上而忽略我。我作為高年資（三年）的住院醫生，要帶教一年或兩年的住院醫生。但病人仍然會對那位一年的住院醫生傾訴，這種情形我屢見不鮮，卻很無奈。

王：那你要花很多心思、心機去改變這種狀況，要說服病人令到他對你信任，把醫患方面的關係端正過來。

岑：我至今依然不很清楚自己該怎麼反應，才能使病人知道我角色的不同。但我會主觀上先在內心提醒自己忽略病人的這些交流方式，而注重在繼續採集病情分析病情上面。可是，慢慢地我不需要提醒自己了。不過呢，不再需要在理智上說服自己之際，這也就是已經成為我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我已經預計病人會這樣看我作為醫療團隊的輔助角色而不是主導，而這個預計日積月累會引起我心理上的疲倦。 

王：你寧願把精力和心思花在促使病人康復上面，而不想令到這個困擾自己。但事實上真是有這麼一個負累。我很想跟你探討一下如何消除上述偏見，或者怎樣能夠做到醫患關係正常。

岑：我剛才說作為一個年輕醫生，我走進病房時，病人會不把我當作訴說病情的對象。而我身為醫務人員就覺得，自己應該秉持醫護人員的愛心，而不是考慮個人的感受。另一個例子，是我做第三年住院醫生時的故事，那屬於醫醫關係了。 

話說我們醫院有位德高望重的前輩醫生，80多接近90歲了，他早已退休，但很熱心教學。他認為新一代醫生不夠注重利用聽診器去做心臟病的臨床診斷；甚至很多時候聽診器已淪落到光是數一下心音，和籠統把心雜音歸為收縮期雜音或舒張期雜音就算了，而不是從這心音裏面辨析是否心衰，或心臟哪一個瓣膜有哪種問題，以及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微細的分別已經較少列為教學重點。可以說現在的教學醫生，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床邊的物理檢查常常不再是一個重要的教學內容了。時代早已到了用影像學的手段，比如X光、B超、CT、MRI等已廣泛使用。

王：這令到臨床醫生不需要僅靠聽筒去聽了。

岑：所以醫生進行體檢的能力就萎縮了。但作為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家，一生致力于且他引以為自豪的是：能夠不靠這些影像，而即時面對面他就已經有很詳細的診斷，能夠判別例如這是主動脈瓣的漏，或哪一種程度的狹窄。他認為一個醫生無論現代醫學技術多麼發達，其能力都不可以在體檢方面放輕了分量。

老醫生當時已退休多年，但仍然堅持每星期回醫院一個下午來病房，住院醫生有時間可跟著他去心臟病區查房。逢星期三下午，他會查大概二十個病人的房。他的聽診器讓他自己聽的同時，有一個揚聲器可以在房間裡讓大家都聽得到。他就一邊聽一邊分析，這個第一心音第二心音之間隔了多少才出現的心雜音，表示這個心瓣膜是什麼病變，其嚴重程度又如何。娓娓道來，興致勃勃，如數家珍。

我作為第三年的住院醫生就比較多時間，我可以參與這種跟我自己的病人無關的查房，那是旨在增加我自己的知識儲備，而不是為了當日的工作。我覺得特別幸福，身為第三年住院醫生而且已決定日後做心血管的專科醫生，每逢星期三就像跟尾蟲一樣跟著這位老醫生。這一次我遲到了，覺得很不好意思，人家查房都接近尾聲了。於是我走上前對這位耊耄之年的老前輩說：不好意思，我來遲了。他答道：不要緊，我們隨時都很歡迎有妳這個年輕美女加入的嘛！ 

他對我很親切地這麼講了一句。語調很和藹。他的初心和他實際上做出的效果都是讓我開心。但聽的人都會有個感覺，就是他著重在我的年齡和外貌，用讚揚的形式其實把我的位置、職業角色放在次要的地位。

王：如果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醫生走進來，他大概不會這樣說，贊“靚仔”可能不適當。

岑：女性會願意接受讚譽多一些。因為男人讚揚女性，男人為女士開門，每天我們會遇到的。但在職業角度我覺得這是對我工作角色的一種忽略。

妳剛才說，男醫生會不會呢？其實男性的醫護工作者，他也會遇到他的職業角色被放在他的外貌之後的。

王：給一個例子。

岑：這是在門診與我形影不離的拍檔護士John的故事。他是一位才二十多歲的白人青年，而且很靚仔。那次他準備給一位老年女病人做心電圖。因為做心電圖要脫衣服，起碼脫外衣，John就對老太太說：請妳除掉外衣。想不到對方答話道：那敢情好，已經許多年沒有一個俊俏的小夥子要我脫衣服了。

當時我想John會覺得這種話不妥，我就跟病人說，不好意思，我跟John出門口，我們有些事要商量。走到門口我就對這位護士說，剛才的情況你覺得需不需要你自己出聲呢？我的意思是：如果需要出聲該是他出聲，因為他是病人評議的對象，儘管在醫療的執行次序上，我是給指令的，他是執行指令的。不過他受到非職業的對待，出面講話應該不是我。基於這種考慮，我就問他想不想對病人說什麼；他說，算啦。我回到房間裡對病人說：我們現在為妳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讓我們集中在關於你健康上的需要，好嗎？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因為年輕特別是相貌悅目遭到不公平的對待。這裡的“公平”是從職業角色這個角度。當然，如果是在社交方面，職業以外的場合，被稱“甜心”，我會覺得很開心，就算是陌生人，叫我“蜜糖”，那也很受用。這說的是社交場合。如果男人以紳士風度幫我開門，那也很好。但在職業上，我覺得盡量不要把性別摻和為宜。

王：無論性別種族膚色如何，能力最重要，因為人家把健康交給你。

岑：有人以為醫學是嚴肅的科學，不該考慮文化背景。其實相反，醫學有許多社會科學的成分，文化有很重要的位置，這也是很需要要研究的。

有許多醫學院將一些少數族裔招生時考慮的分數降低，其他方面的要求也略為放寬，藉此希望做到相應的少數族裔的社區裏，有足夠的相同文化背景的醫護人員提供服務；在多元文化的地區，醫生的族裔比例與社區人口各佔有的份量相似。不過，這樣的招生政策，如今越來越多爭議。

在美國種族的界定、種族的偏見、不公平的現象曾經非常明顯，所以六十年代平權法案是非常需要，否則到現在不會有這麼多少數族裔專業人士。但到了今天這個階段，大學招生平權就屬於有爭議的題材。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談。我要說的是，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就在這些人權法案、政策得到了反映。

講起文化背景，還有一個例子。是我應邀參與一位九十歲韓國病人K的會診的故事。某日，我院內科醫生C提出心臟科參與K的會診。我去到病房時，C醫生正在和病人家屬談話，護士也在場。他們談的是這個九十的老人家，出院後直接回家還是先去物理治療的療養兩三個星期。K的女兒表示她一定要接母親回家，說她一定搞得掂。

雖然我們醫護人員認為因為病人虛弱，現在回家的話在健康安全上是個問題，家人對其給予照顧的廣泛性也無保障。但如果先療養一段，過個十來二十天，病人強壯得多了，走路不容易跌倒了，用藥數量也少些了，那時她就可以安全回家了。K的女兒本來跟C醫生正談著，C醫生說了病人去療養的好處，但病人女兒沒有正面回應他，而是轉向站在一旁的護士，那是一個菲律賓護士。

病人女兒說：”你知道我們亞洲人啦，我們當然不想自己的親人去療養院，他們不懂亞洲的文化，他不明白的。其實我找個亞洲的主診醫生好一些。” 她就這麼公開的面對面的對著那個白人主診醫生C這樣說，等於宣稱：你不適合我們亞洲人。

這個討論我起先不在場，加入後，病人的女兒覺得有更多亞洲人在場，心裏猜想新來的這個岑醫生一定認同她，她首先跟菲律賓護士說時口氣已經很淡定，有把握得到對方認同。我加入使其氣場大大增強。

她說罷我還沒想到如何反應，C醫生就說：”你們再考慮吧，不要緊；我如果下午有時間，回來再討論好了。” C醫生離開了房間。我留下來問了一些病人心臟的問題就也走了出去，看到房間外那位白人C醫生在電腦上用口述機紀錄病例，我說，這真是個難題哦：醫學上病人需要療養；文化上病人及其家屬打算直接回家。C醫生答道：”我覺得讓人歧視了，很突兀。”

而我壓根沒料到他這麼反應。可見白人男人受歧視常常沒有人替他鳴不平。而我跟他作為同行之間的對話，固然有互相療傷的作用，但如果沒有以此為契機進一步討論和分析，幾乎對解決問題和將來改善狀況沒有什麼幫助。

王：如果你當時是主診醫生，究竟你會不會當場回擊病人K的女兒？也許不會吧。

岑：C醫生，作為白人，可能是第一次由此得知，亞洲人文化裡家人常常很希望親人能回家；事實上年紀大的母語非英語的亞洲人，在療養院不一定會得到最好康復，因為九十歲的老人是新移民，物理治療和每天幾個小時的鍛鍊中，英文交流未必順暢。這倒是很實在的考慮，不能簡單說你們這些總是避開療養院的少數族裔文化過時了。

偏見每人每天都有，難以避免。只有歧視，才是應力求避免的。坦承交流，例如今天我們兩人的聊天，聽眾如果有共鳴，是一個很好的改進機會。 

王：多講講，有好處。

岑：我先前說到的門診老太太贊年輕故事靚仔，表明她很有活力，有情趣，社交場合這樣說完全沒問題。醫療環境裡面對男護士說”很久沒有男人要我脫衣服”就有點不妥。

九十歲韓國病人那個故事裏，雖然病房裡我們四個亞洲人都在講英文，但很自然地白人醫生C成為少數，K病人的女兒那樣說傷害了C醫生。如果套用大陸中國外交部常常抨擊美國政要的所謂“不當言論”的說法，叫做“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那位“韓國女兒”就是嚴重“傷害了白人主診醫生C的感情”。

王：K的女兒其實可以給一個機會，令C醫生知道她的文化。不要說他不明白你，先自問你有沒有讓他明白。

岑：是的，信息的交流很重要。但如何交流又是一個要講技巧的事情。她不應該轉向菲律賓護士訴說，她應該直接對C醫生講自己的想法：”我們的文化是想接母親回家”，這才是恰當的做法。

王：我也遇到過讓親人出院後回家與否的問題。醫生評估我們的能力，我們向醫生解釋，醫生接受了。只要說清楚緣由，而不是一開始就頂牛，便可解決問題。

岑：我那位德高望重的接近九十歲的心臟教授，他十多歲時，美國女人才開始投票。二戰期間和二戰之後，女人大規模投入工作，不再是家庭主婦，這個距離他當醫生又有一段時間。那時，“靚”和“年輕“是對女人很高的評價。

再說另一個故事。我有個女病人，80多歲，需要做心臟搭橋和二尖瓣手術。我向其推薦一位專做這種手術的同事，特別在修補二尖瓣水平很高。病人很樂意地接受了轉診。但後來其女兒在網上一查，來電向我表示不想那位醫生接手。實情在於那位醫生是黑人男子，胖子。我很容易就洞察她的想法，但卻不便說破。 

這位病人一家，幾十年前從中國移民到美國東北的一個大城市，所居住和開外賣餐館的那個社區，居民以貧困的黑然為主，他們雖然多接受政府救濟，但平均教育水平，一半以上的年輕人成長於單親家庭，一直犯罪率比較高。在我的病人一家退休後搬來佛羅里達之前，對那一個社區的黑人的偏見，是來自第一手資料的認識，而不僅從書報文章讀到一些統計數字。

於是我就幫她介紹了另一位醫生，因為我覺得這不是進行社會教育的時候，第一這不是我的角色，第二，我要讓病人用最舒服的方式去接受好的醫療技術方面的服務。

王：我覺得這是病人的決定，但也可看到，病人的決定並不是因為這個醫生。少數族裔在美國生活，多多少少因為受到偏見而不滿。但相反地如果自己也去歧視人，這不對。

岑：這是一個大家都會得益的討論。值得作為社會中的每個成員，坦承對話。

王：理性的討論可以帶出一個溫和的環境，任何衝突都可以化解。

岑：你提到環境這個詞很重要。各種場所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就算我可以從醫生的角度化解，不一定我的秘書或前台的工作人員認同，他們作為在醫學學術的階梯上和工作安排的等級上屬於較低的一個，受到病人的不禮貌待遇，就算她/他發出異議，有可能反而被病人投訴，甚至會因此連工作都丟了，自然會有很多顧慮。相反，如果我直接跟病人說，我不會丟了工作。問題是，我指正病人一輩子就有的偏見甚至歧視，就不再是作為醫護關懷的角色，是否合適呢？這值得商討。

考慮到醫院和醫生診所這個大環境，讓每個員工不受語言和行為的傷害，作為醫生我應該指出病人和家屬出格的地方。也就是說，那一個時刻，我有角色的衝突：我首先是作為病人利益的保護者，要容忍甚至原諒他的一些不正確的行為；但我另一個角色就是在工作場所這個職業階梯上我是屬於高一些的，應該為一些自感無聲的人出聲。如何維持一個平衡，既不損害病人自尊，不放縱導致不友善的工作環境，傷害到自己和其他員工。 

還有一個例子。我一個同行不是心臟科的，我們都在這醫院差不多二十年，所以很熟的，有一天他拍拍我肩膀，“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我的舅舅。他原來的心臟醫生退了休，現在需要一個心臟科醫生。我覺得你合適，我很疼這個舅舅的。” 我就安排了見了他舅舅。過了一兩個星期，我同事說岑醫生，我舅舅很喜歡妳，說妳是個很好的醫生。不過，妳什麼知道嗎，之前我介紹妳給他，他問了一句，這醫生是不是像我以前的醫生那樣，我答說，”她不是白人，也比您以前醫生年輕很多”。舅舅好像有點小失望呢，唉我這舅舅。

我聽罷，對我同事說：你舅舅覺得滿意就好，如果他想繼續做我的病人，我會很樂意繼續做下去的。可是，同時我內心就覺得，如果這位同行事先告訴我關於他舅舅的偏見，我就一定會遷就這個病人的感覺，會說其實有醫術很好的白人心臟醫生可以推介。 

倘若我那樣另請高明代替自己，會不會令這位同行的舅舅更舒服一些呢？而且我也不想走入一個本來人家已經不喜歡我（的背景）的醫患關係啊，誰想為自己增加頭痛呢？事先知道這位病人的偏見的話，我就對他有了負面的評價。我會認為他就是一個帶有偏見的人：關於他的偏見，我有了偏見。 兩人都還沒見面呢；況且，事先了解的偏見，可能讓我避之則吉，失去了雙方進一步了解，化解小誤會，形成融洽關係的機會。 

但想深一層，這個老人家一輩子就居住在佛羅里達。方圓一百里內都很少見到不是白人的人，更不要說一個亞洲女性。一旦他要把生命交托給一個完全不符合預想的醫生，他對他外甥的詰問豈不是很自然的嗎？這完全可以諒解啊。因為他的生活經歷這樣，他的社會聯繫這樣。

王：這個應當是大家互相體諒，或者經過這個接觸，其實可以化解。以後他一聽到中國或者亞洲，他一定會特別留意。只要能開懷討論，大家增進了解。

岑：他能夠通過我而認識到，除了白人男人醫生之外的其他醫生也很好，這就是非常好的結局。可是，如果他更進一步說：”我最鍾意亞洲人了，你們亞洲人特別聰明細緻。” 這就過分了，雖然可能他覺得這樣會令我開心。因為對人的能力判斷不是基於對其職業表現，而是基於人種，就算是誇獎也不合適。

王：這樣也過激了一點。

岑：有的病人就是這樣的。過去二三十年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快，個別病人就對我說，”中國人就是厲害，他們政府就是頂呱呱。起碼比我們美國兩黨爭執不下好。” 我會馬上說，我們現在集中討論你的病情吧。

王：是啊，平衡啦，不可以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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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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