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随着中国的反击，美国已越发难以用科技统治世界。

美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技帝国，苏联和日本都曾对其发起过挑战。然而，却都因为这样或那样原因不得不最终败下阵来。轻者经济陷入停滞，重者如苏联则直接就“命丧黄泉”，而只有中国正在成为一种例外。因为在中国面前已经“前有车后有辙”，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足以使中国能够破解美国科技发展的“秘籍”。

美国正在从帝国迷梦中醒来，却发现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无可奈何

苏联与日本的前车之鉴

二战后，作为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一度依托强大的国家资源整合能力与美国进行着科技和产业抗衡。在载人航天、洲际导弹、潜艇制造、核工业、飞机制造、机械装备，甚至在半导体等等重工业领域，苏联都与美国展开过捉对厮杀。可以说当时苏联的科技能力并不输于美国，无论在卫星、载人航天、潜艇性能，甚至晶体管的初期研发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屡屡压过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经济规模一度达到美国的40%。

然而，没有市场的支撑、没有科技与资本的良性循环机制，成为苏联的致命伤。尽管，苏联可以调集全国资金在个别项目上实现赶超，但是，这些科技上的成果除了为军事工业服务外，很少能够转化为民用产品。即使能够转化为民用技术，在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内，也难以高效的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更关键的是，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市场狭小、资本薄弱。当时普遍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计划分配和低工资制度，导致了市场和资本的进一步萎缩。整个科技的民用研发难以获得后续的资金投入，更难已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及时改进和调整。于是出现了卫星更能够上天，但是却生产不了暖水壶的畸形经济发展。

在“国家、科技、资本、市场”的完整链条中，苏联缺少了两环，这使得整个机制无法持续地良性发展。尤其在人类面临从电力革命向电子信息革命的关键转折时期，这种竞争劣势就显得更为明显。

其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电子产业革命的初期，也就是从电子管向晶体过度的初期，苏联在硅基晶体管、锗基晶体管的发现和研发上一开始时还领先美国半个身位。但是，随着苏联经济的下滑，苏联越发无力向美国那样在硅基晶体管、锗基晶体管两条道路上平行进行发展。因此，苏联只能在初期开发相对简单、成本相对低廉的锗基晶体管上投注全力，而放弃当时性能和技术都不尽如人意的硅基晶体管。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苏联这次单方面的下注终于“赌”错了。随着晶体管功率、数量的增加，锗基晶体管遭遇了机理上难以逾越的性能瓶颈。而硅基晶体管则在克服了最初的制备困难后，开始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对于“两头下注”的美国，在抛弃了锗基晶体管路线后，取得了在了硅基晶体管上的成功，并通过硅基晶体管的利润迅速弥补了在了锗基晶体管研发中心的损失。

然而，在科研上缺少资本迭代机制的苏联，则由于过于僵化和集中的科研机制和资金投入方式，导致只能一往无前，而难以承受科技和经济上的挫折。而且在政治上，一个科研项目的失败，在苏联往往意味着一批科研人员科研生涯的结束，甚至还会因此政治因素遭到批判。最终，资金的匮乏和人才的流失，让苏联输掉了这场人类跨入电子信息时代的竞争。

当时间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美苏技术代差的拉大，以及美苏军备竞赛的持续，苏联在科技研发、军工生产上支出几乎如同无底洞一般，最终拖垮了整个苏联经济。人民生活不仅长期得不到提高，反而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僵化，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社会分配越发的不公。最终，经济危机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危机，苏联这头庞然大物轰然倒下。

而反观日本则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日本对于美国的挑战失败，源于国家意志层面的缺失。

这里并不是说日本政府没有国家科技战略，恰恰相反日本在国家战略制定的十分相近。只不过，日本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的国家意志的经济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美国的高端技术不断向日本转移，在家电、汽车等产业上日本的产品已经反超美国的企业，甚至在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内存芯片上已经具备挑战美国的能力。

然而，随着1992年，美国逼迫日本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在金融上迅速打垮了日本政府设立的日元汇率“防线”。除了美国在日本享有驻军和军事指挥权，可以对日本政坛呼风唤雨外，通过强迫日元与美元挂钩，美国再一次从国家经济政策上“控制”的日本。无论日本的产业科技政策指定的如何完善，但是，来自国家整体战略上的缺失，以及美国对于日本发展高端军工产业上的限制，让日本永远只能充当美国科技产业的配角。

对于中国来讲，苏联的解体和日本的失败，可谓是前有车后有辙。单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依靠国家的力量，固然可以在局部项目上取得突破，但是，无法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更难以抵御科技变革的风险。而过于依靠私人资本，依靠技术引进，没有国家政治的独立与金融体系的独立，也无法达成科技发展与经济战略的配套，一旦遭遇美国“扼制”就有可能满盘皆输。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韬光养晦的战略与积极的技术储备。

然而，与中国的卧薪尝胆相反，对于苏联“冷战”的胜利和对于日本的成功扼制，却让美国陷入了狂欢。环宇之内已再无敌手，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开始让美国相信历史已经终结。整个美国精英层陷入了极端的狂妄，从1990年以来，美国先后针对伊斯兰世界发动了多次战争。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甚至喊出了“再次十字军东征”的政治口号。

战争无疑在迅速消耗掉美国的实力。然而，真正的危机还是来自美国国内的骄奢淫逸。勤恳的工作和枯燥的基础性科研正在被华尔街的暴富神话所代替。相比于金融产业的高利润，大量的中低端产业已经被认为是无利可图，于是纷纷向海外，尤其是向中国转移。

美国人高傲地认为，只要控制住高端产业，对于任何国家的赶超都可以复制“扼杀”日本的一幕；只要在金融上控制住全世界的资本，同样也可以再次重演在“冷战”的成功。美国已经建立了最完整、最成熟、最先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政府已经不再重要，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美国，凭借着资本自发的力量就可以宣布历史的终结。

尽管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使得美国实体经济备受打击，但是，依旧没有引起足够的警醒。华尔街进而吹起了一个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开始让美国的狂欢继续。

直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人才终于从“迷梦”中醒来。人们惊奇的发现，在美国的理论家们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恰恰被历史终结的却是美国自己。尽管美国政府依然在出台各种国家科技战略，但是，其资金投入力度已经大不如前。2000年至2016年，美国研究与开发（R&D）费用占国内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而同期中国R&D费用占国内支出增长超过20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按照这个增速测算，到2024年前后中国在研发的整体资金投入就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并且，中国本身凭借着全球产业分工早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掌握中低端产业技术能力后，就犹如获得了一架向更高科技数攀登的云梯，只要中国一直努力向上攀拍，就如同当年的日本那样，迟早有一天会威胁美国在高端市场的地位。

美国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并无法像扼制日本那样来“扼制”中国。中国在政治、军事、金融上不仅是一个极其独立的国家，并且拥有着接近集权的中央意志。美国不可能像扼制日本那样，通过对军事、政治的控制来改变中国的决策，也不可能通过强迫中国金融开放，来变相操控中国的经济。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已经发现了美国计划通过推动中国金融全面开放，从而复制日本“广场协议”的企图。实际上，中国已经停止了金融开放，至少是仅仅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在实施金融开放。

在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是中国在“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然而，在中国政府看来，他们却是在政治上停止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纲领的市场化冒险。

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树立中共对于经济的主导权，同时，资本市场也按着更加规范的操作再重新建立。中国既不存在日本那样的政治缺陷，而且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更没有跌入“新自由主义”的圈套，反而“偷偷”破解了美国科技发展的“武功秘籍”——“国家、科技、资本、市场”四者的结合正在让中国的科技发展形成一种自发的力量。中国追赶甚至超越美国就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更为致命的是，中国还有比美国政府更为强大中央集权和国家整合能力，中国有比美国当年庞大得多的市场。即使美国封锁住了国际市场，中国还有几乎和国际市场同等人口规模的国内市场可以用来与美国纠缠。无论是拖垮中国、还是围堵中国，对于美国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对于美国，其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制造能力固然足以扼制整个世界产业经济的命脉，并且完全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增加生产和出口来实现“再工业化”，但是显然这样做只能满足美国作为一个先进国家的需要，而不能满足美国维持世界经济霸权的胃口。

美国当初的全盘战略布局已经全面落空。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得不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

为此，美国不得不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来阻止中国的赶超，逼迫中国领导人作出产业和金融上的妥协，抑或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与美国进行产业“决战”。因此，在这个关键时期，无论是恐慌还是意淫，对中国都没有太多的意义。

中国只要以拖待变，补好科技短板，继续理顺“国家、科技、资本、市场”四者的关系，就没有太多的顾虑。在客观上来讲，美国在技术上依然具备统治全球的能力，中国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的技术能力，但是同样，美国也没有能力在中国已经占据的市场优势上“打败”中国。

最终，结束中美贸易战的也许将是帝国老去的一抹焰火，接下来将是中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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