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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笔记|第WP2019016期，总0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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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简史

马野驰（尚书省群友）

引子：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与英格兰银行所在的伦敦金融城遥遥相望，忙碌的“灰西服”们紧张的梳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各种指令不断通过电话、互联网传递给金融交易者，以伦敦为首的几个全球金融中心支撑起全球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即使在英国退欧事件冲击下，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仍屹立不倒。但伦敦并非天然就是国际金融中心，数百年来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也不断沉浮，伦敦自身的努力和无数历史机遇奠定了伦敦如今的金融地位。

大不列颠（本文作者摄）

”一战“前：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

（一）15-17世纪：金融功能逐渐凸显

贸易的蓬勃发展为金融业提供了必要的交易市场基础。航运技术发展促进地理大发现，在大航海时代将原本相互隔离的大陆连接在一起，贸易和商业交易成为连接大洋彼岸的重要纽带，金融交易也随之出现。与同期的伦敦相比，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斯海尔德河畔的安特卫普（Antwerp）是欧洲乃至世界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也是同时期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城市。安特卫普作为便于商船停靠的港口城市，同时为商业和金融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逐渐形成公平竞争、价格透明、信息传递迅捷的市场交易环境，也拥有了金融创新的必要基础。该城市对金融创新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当地专门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为便捷自己的交易改善了汇票的流通性。正如同时期安特卫普的金融家所说：“缺少了汇票，贸易就和没有水的航行一样困难”。汇票诞生于十字军东征时期，为解决巨额军饷的运输难题，圣殿骑士团发明了远程汇兑系统，汇票持有人能够持着汇票在各地分支机构提取现金。汇票成为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直到20世纪末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依然很大。为提高汇票的流动性，安特卫普的德高望重或具有影响力的贸易商人对汇票进行背书，对汇票进行担保，同时收取手续费。经过背书的汇票则能够受让给任何指定的当事人或持票人，这也成为了商人银行业务的雏形。早在1532年，安特卫普就成立新安特卫普交易所，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交易中心。

安特卫普的发展激发了英国人商人托马斯·格雷哈姆（Thomas Gresham）的灵感。在他的提议下，伦敦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在1751年于伦敦康希尔（Cornhill）成立。作为伦敦第一座专业商业建筑，其设计灵感也完全来自于安特卫普的交易所。伊丽莎白女王亲自为该交易所开幕，揭开伦敦金融城发展的新篇章，也隐隐暗示着金融业对未来伦敦发展的重要意义。16世纪中后期，英国海上贸易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与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联系也更加紧密，同时也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等方式不断探索新的贸易场所并开发新的贸易领域。1600年，英国成了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在亚洲从事香料和外来纺织品贸易。1655年，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蔗糖贸易中心牙买加建立殖民地。1670年，英国成立哈德逊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在英占北美地区控制皮毛贸易。1711年授予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在西班牙所属每周进行贸易的特权，专门从事努力贸易。与不断外拓的贸易发展相适应，伦敦租赁业、海运保险业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到1700年，伦敦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也成为人数最多的世界最大的城市。

安特卫普的衰落为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金融业提供了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人才。西班牙国王利浦二世(King Philip II)觊觎安特卫普的繁荣和自由，不断制约安特卫普的自治权，导致该城逐渐衰落。直到1585年8月17日，安特卫普签订投降条约，其自由繁荣的黄金时代也正是落下帷幕。逃离安特卫普的商人和金融从业者则选择多数选择阿姆斯特丹定居，使其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另一小部分人则定居伦敦，为伦敦金融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英国为争夺海上霸权，在1652年到1674年之间爆发的英荷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海上贸易霸主地位，也削弱了阿姆斯特丹的贸易规模，为伦敦金融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契机。

（二）1694-1815年：战争提供发展机遇

战争意味着破坏，但同时可能也代表着创造与机遇。回顾战争史，基本上战争的背后都是对战争双方财政实力的重大挑战。对于公共财政压力较大的国家而言，贸然发动战争或者被迫接受战争，都是对时任政权掌控者和政府信用的严肃考验。17世纪末之后，英国海上崛起之路也伴随着数次大规模战争，英荷战争虽然以英国获胜收场，但英国政府同样也在1672年发生债务违约。当然，这也是英国财政史上最后一次违约。尽管在之后的18世纪英国对外战争不断，但英国政府始终坚守财政底线，确立英国政府的政府信用，通过设立英格兰银行解决财政难题，也奠定了未来伦敦金融中心崛起的信用基础和制度基础。

持续不断的战争给英国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组建英格兰银行则成为解决英国政府财政难题的有效途径。英荷战争结束后，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之后继续对法国路易十四发动战争，对英国财政提出严重的考验。为缓解上述财政难题，避免英国再次发生债务违约影响政府信用，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以偿还战争拖欠的巨额贷款。与其他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诞生之初即被赋予政府银行的职责，同时获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开展“股份制”银行业务的垄断权。但英格兰银行并非国有控股或由政府操纵的国家银行，而是完全私有的股份制银行，并非专门提供国家服务的公共机构，它同时也有实现股东利益和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但英格兰银行应时而生天然拥有垄断属性，在传统银行业务市场和债券业务市场都占主导地位。英格兰银行不仅向政府提供贷款，同时也具有政府债券发行职能，通过金融市场向公共融资满足政府的资金需求。另外，通过发行英格兰银行票据向政府贷款，该票据承诺可在英格兰银行自由兑换黄金，在伦敦金融市场极受欢迎并迅速占领伦敦票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英国最终能在欧洲错综复杂的国家战争中脱颖而出，至少有两点起到关键的主导作用。第一，英国灵活高效的税收制度。战争考验国家的财政能力，即国库丰裕程度。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合理规划财政税收概念早已深入英国政府骨髓，因此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税收制度，已保证在战争期间尽可能提供军费支持。税收方法简单高效，主要采用可逆的税收制度，在和平时间对国内居民征收较低税收，在战争期间则征收较高税收。第二，长期战争中积累的金融经验。英国在1700年后的100年间共有40年以上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而超过30%的战争经费则来源于贷款，因此在和平时期必须对战争贷款进行科学管理。与其他国家如法国混乱的金融制度相比，战争过后法国逐渐陷入财政亏空困境，而英国则逐渐发展成现代的金融管理体系。尤其成功组建英格兰银行，更为1739年之后英国政府长期的对外征战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甚至成为日后主导战争最终成败的关键因素。同时，英国也在战争中逐渐确立了国际金融枢纽的中心地位。

持续的法国战争为伦敦崛起创造了更好的历史机遇。若言百年多年前的英荷战争为日后伦敦崛起奠定了基础，则法国战争则为伦敦取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创造了必要条件。法国大革命使欧洲王室感到威胁，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结成反法同盟对法国宣战，而英国则在战争中发挥其金融管理优势，成为对同盟军提供资助和借款的金融网络枢纽。尤其在1795年法国占领阿姆斯特丹和1803年封锁德国汉堡之后，严重破坏了传统国际中心的贸易和金融服务，忍受不了战乱迫害的商人则纷纷迁移到英国伦敦，促进了伦敦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迅速发展。18世纪期间，英国并未停止对外扩充脚步，作为世界原材料主要进口国，包括棉花、小麦乃至黄金等大宗商品市场纷纷落户伦敦，服务业、货运、商业信贷、海运保险等也随贸易蓬勃发展。到1814年法国战争结束时，英国已经拥有发达的银行系统、经验丰富的票据交换所、成熟的债券发行市场、种类齐全的服务业和高效的金融市场，为日后伦敦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牢固的基础。

大不列颠（本文作者摄）

（三）1815-1914年：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工业革命为英国对外扩张、贸易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手段和经济基础。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业迅速发展，随着对外殖民扩张步伐的不断加快，英国成为全球工业产品提供者，伦敦则成为全球商品贸易交易和金融交易的中心。借助战争发展良机和凭借伦敦自身金融经验积累，在1815年法国战争结束时，伦敦已逐渐建成包括覆盖各类商业活动和金融贸易的基础设施。在商业贸易领域，伦敦拥有劳合社海运保险市场、波罗的海交易所（Baltic Exchange）和民辛巷（Mincing Lane）商品市场。在金融市场领域，伦敦拥有国债市场、进行国内票据交易的货币市场、发挥中央银行功能的英格兰银行并初步建成全国性的银行体系。以此为基础，伦敦金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得到飞速发展。到1913年，包括商人银行、贴现行、英国合股银行和欧洲其他银行在内共有226家银行和准银行在伦敦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伦敦不仅成为国内银行系统的总部所在地，同时许多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澳洲的金融机构也均在伦敦设置总部，“伦敦票据”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融资的普适货币。伦敦股票交易所也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股票交易场所，交易证券给付价值高达113亿英镑，其中50%以上为外国证券。总体而言，到一战前，英国伦敦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

经济基础是伦敦金融中心得以确立的重要保证。工业革命、贸易发展、殖民地扩张推动英国经济发展。战争是伦敦金融中心得以确立的重要辅助手段，不仅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提供了必要机遇，同时也为其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战争对伦敦确立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英国通过频繁的殖民战争拓展自身经济和地理版图，为对外贸易谋求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以及寻找更丰富的原材料产地，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在19世纪之前，英国不断对外发起殖民战争，努力开拓海外市场，拓展殖民贸易。在战争不断的1800-1840年间，英国对外贸易就增加一倍。频繁的殖民战争给英国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进而促成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以及其他金融创新。其二，英国在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坐享渔翁之利。在法国战争时期，阿姆斯特丹的衰落为英国伦敦崛起提供机遇。而后期战争中英国则成为战争中的信贷提供者，使其成为各国战争债券的发行中心以及票据的流转中心。

19世纪的伦敦

经济霸主地位和无往不利的战争手段确立英国信心和英国信誉，成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信用基石。与其它国家不同，英国自建立经济霸主地位之后，尤其重视对自身信誉和威望的树立。纵览英国经济史，自1672年由于英荷战争造成过重的财政负担发生债务违约之后，英国再无任何政府违约行为。这不意味着英国从此再未出现财政收支困难问题，而在于英国对自身信用的坚守。因此，在1890年代“巴林危机”中，由英格兰银行安排担保资金满足巴林银行债权人的资金去需求，避免由巴林银行拖累伦敦金融城发生连锁危机。通过“巴林银行”事件，英格兰银行确立了自身作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同样也奠定了英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牢固的金融信用地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占所有对外投资约44%的水平，远远高于法国和德国。据Ranald Michie（1999）测算，1862年全世界国家债务超过25%在伦敦股票交易所公开交易，1872年该比例则上升到53%。到1913年，伦敦股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外国证券面值已经超过英国的总产出。

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建设出精良的专业银行队伍。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会员中，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机构可以大致分为四大类：清算银行；商人银行；海外银行和国外展业银行。到1914年，劳埃德、伦敦米兰银行和伦敦斯敏斯特银行等清算银行控制了英国三分之二的银行存款。并有包括N.M.罗斯柴尔德、巴林兄弟公司、摩根建富公司、施罗德公司、克兰沃特父子公司在内的105家商人银行专门从事外汇票据承兑和外国贷款和证券发行业务。到1913年，伦敦共有31家海外银行，1387家分支机构。海外展业银行数量相对较少，以法国银行、德国银行和美国信贷公司为主要代表。尽管各类金融机构在国际业务方面均有所分工，但同类以及存在交叉业务的金融机构之间仍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伦敦自身早已储备各类金融人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进一步提升。

19世纪的伦敦

一战至千禧年：伦敦中心的衰落与再崛起

伦敦战争纪念碑在纪念一战中失去生命的人们的同时，也矗立在那里记录着伦敦金融事业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与战争前数百年时间相比，战后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发展更加动荡，百余年间国际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发生许多变化，国家的衰落与崛起此起彼伏，国际金融市场也随之动荡不安，金融格局也从从前的一家独大到多元并存。英国未能在动荡中独善其身，也不得不承认自身经济、军事地位的衰退，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东山再起使英国仍处在世界之巅。

（一）1915-1958年：外部冲击与衰落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枪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为伦敦金融市场的动荡揭开序幕。实际上一战对伦敦金融市场的冲击并非始于战乱开始时，伦敦努力避免将战火蔓延到金融市场，并做出许多努力。以伦敦国际票据承兑市场为例，为满足欧洲国家延债政策需要，英格兰银行努力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并在政府担保基础上进一步对所有延期偿付票据进行贴现。

尽管英国政府并不情愿战火波及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但随着英国正式参战，伦敦金融市场正式禁止奥地利和德国银行在伦敦的代理行和分支机构开展新业务，外汇市场上德国马克崩盘引发系列不良后果，战争对伦敦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体现。尤其为汇集外汇资源，并在英国本土通过长期直接款促进战争融资，英国政府开始限制伦敦市场的外国证券发行，同样遏制了伦敦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一战结束后，尽管英国政府努力试图恢复伦敦的昔日辉煌，但许多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世界经济外部不稳定性和高通胀爆发使伦敦国际汇兑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到1922年规模已经下降到1.75-2亿英镑规模。国际债券市场方面，伦敦在一战结束后仍对债券发行实行较严格的管控。

此外，美国金融强势崛起对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发起挑战。一战期间，美国远隔重洋未收战火波及，自身基础设施完好并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美国联邦储备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韦伯鲍默林法和精锐法案的出台促进美国银行业结构重整，并开始冲击伦敦金融市场。美国银行海外拓展迅速，1918年国际银行公司即组建亚洲业务群，国民城市银行已拥有45家海外分支机构，到1920年美国银行的海外银行数量已经达到181家。尤其在中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银行对“伦敦辖区”的占领取得永久性战果，并为未来建成西半球美元区奠定基础。除美国银行扩张外，影响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海外银行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甚至可以说，这才是最终促使伦敦国际金融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英国原有海外属地多数位于温带，且多属于不发达国家，与英国间贸易以初级产品为主。随着工业迅速发展，世界贸易主体主要转移至工业化经济体之间，初级产品在贸易中地位显著下降。这不仅降低了英国与其之间的贸易活力，也同样削弱了英国海外银行的盈利能力。

1950年代的伦敦—雾都

1931年爆发于欧洲大陆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大萧条，恶化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外部环境，伦敦金融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1920年代英国清算银行和商人银行在承担业务方面展开激烈竞争，私人银行开始介入风险性较高的票据承担业务。最终伦敦国际承兑市场优质商业票据短缺、承兑业务不断扩张，但盈利并未同步增长，反而积累大量中欧和东欧地区的风险头寸，美元、法国法郎、荷兰盾、瑞士法郎等计价存款均存在本地银行。1931年奥利地安斯塔特信贷（Austro-German Zollunion）倒闭，将上述风险曝光，英格兰银行作为该银行的重要股东必须承担大量的外部风险。尽管英格兰银行和奥地利政府以及其他债权国努力协商解决上述问题，但通过奥地利国民银行再贴现而提取存款的现象却不断出现，大量外汇外流使奥地利本土银行危机发展为外汇危机。美元短期资本闻风迅速抽逃，大量银行出现兑付困难或技术性破产。1931年五月报告（May Report）更是进一步动摇市场信心，英镑被迫成为“受管理”的浮动汇率。为稳定国内经济，英格兰银行进一步实行对外贷款禁令，伦敦国际金融业务发展举步维艰。不利的外部形势并未有所好转，世界贸易持续下降更对英国海外银行业的发展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到海外银行的国际商务融资和汇兑服务，伦敦国际承兑业务持续下降，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风光不再。与一战不同，二战并未对伦敦金融产生过多影响，其根源在于英国在二战期间不再充当承兑商，而伦敦的国际金融业务在此期间也基本趋于停滞。

直到1950年代，在一系列恢复世界经济动力的措施执行之后，全球对外贸易发展逐渐回暖，也为伦敦重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必要的发展环境。1950年代，伦敦黄金市场和伦敦商品市场——咖啡豆、铜、谷物、铅和羊毛——的重新启动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解除控制措施，船务经济和航运保险业务重新大规模启动，伦敦金融服务收入也开始迅速提高。仅仅在1950年代，伦敦金融服务收入就从300万英镑增长到3000万英镑。英国清算银行与海外银行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清晰。1950年代后期，英国海外银行总部占伦敦金融城国际实体的50%左右，外国银行在伦敦开始全能分行数量也恢复到1914年的总体水平。外国银行成为伦敦外汇交易主体，也成为伦敦作为欧洲美元市场中心地位的主要推动者。

1950年代的伦敦—雾都

（二）1959-1980年：重塑与多元的格局

1950年代之后，除偶尔的局部战争外，世界长期处于和平共处阶段，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与前期相比，1950年之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发生重大变革。英镑优势地位不再，美元取而代之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贸易和投资需求量增加对美元提出更多需求，深陷越战的美国无力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尽管后期也经过一些小型金融危机，但难以掩盖国际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事实，伦敦也逐渐恢复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伦敦金融国际化程度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对外国银行业的吸引力。一战和二战期间，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受打击，曾经外国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