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希奥·佳拉尔塞·普恩特（Sergio Galarza Puente），1976 年出生于秘鲁，目前已发表四部短篇小说集。《遛狗人》是他“马德里三部曲”的第一部。

《遛狗人》

作者：塞尔希奥·佳拉尔塞·普恩特

译者：张欣宜 / 特约编辑：Isolda Morillo（莫沫）

第八章

人们想起浣熊这种动物的时候总会忍俊不禁，尽管他们还不了解它。动画片灌输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没有攻击性的灵活动物的形象。后面一半确实没错，浣熊的每个爪子上有五根手指，因此它的熟练和敏捷是我们任何人都想拥有的；前面一半是假话：浣熊将陌生人看作是敌人。

我在做这份工作之前怕狗，所以很容易就能想到为奥多服务这事会让我多么惊恐。恐惧的罪魁祸首是我儿时一个邻居家的狗：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它咬过我，因为我当时特别迷恋去偷邻居奶奶的钱包，这样就能去商店买点破烂玩意儿了。奶奶总是在钱包里塞点钱去买面包，每次她去面包店，回来的时候总是带着比前一天更少的面包。她待在厨房里沉思，我走进去然后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跟我解释说，她不明白怎么可能会丢钱。奶奶，人总是会忘记一些事啊。我对她说。我的谎言将她置于彻底的迷茫，直到第二天。那狗在我拿着偷来的钱逃往商店的途中咬了我。我们小区的狗正如数量众多的狗主人一样，一天到晚都在街上徘徊，无所事事，要么在树下撒尿，要么就打一架，狗和主人都是如此。奶奶的狗是黑色的，好象一只巨型蝙蝠。它一边哼哼，一边把我逼到了车库的角落里。随后，当我佯装要逃跑的时候，它的尖牙就在我的右小腿上咬了一口。我没有哭，只是吓呆了。只有当我向着花园的方向扔了几块糖果它才松了口。我想这就是在奶奶的记忆里过早散步疑虑的惩罚。可是，我是那种从不吸取教训的小孩，于是我继续偷奶奶买面包的钱，然后给“蝙蝠狗”一点吃的，这样我好安全回家：因为自从它咬了我而我扔给它糖果之后，这就是它接受的模式了。

当我与霍塔应聘时，我跟他说，我和狗相处得很好，然后还告诉他一个有趣等事情：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猴子。我妈妈的一个表哥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住在美国，在一些假期中他会和他的合伙人一起来看我们。他们俩在迈阿密有一个机修车间，对于那些比起阳光却更爱霓虹灯的人（虽然迈阿密阳光十足）来说，那里就是个美妙的天堂。两人来这里度假，去丛林探险。此外，除了度过无休止而放纵的夜生活外，他们还决定留下一份更真实的纪念品：一只大约 30 多厘米高的黑色猴子。合伙人试图贿赂机场的海关，但是最后他们不得不把猴子留给我们。我爸爸将猴子的一条腿绑在厨房的一个储物柜上。学校的同学们不相信我家里有一只猴子，有些访客在进来前就问猴子是不是被绑好了。我奶奶朝它扔各种各样的果皮，喊它丑猴子，然后扔给它更多果皮，大笑起来。于是我告诉了霍塔我家里原来养过一只猴子，仅此而已。对我而言他没有引起我的任何信誉，没有任何欲望跟他说我人生中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那只猴子在两周之后自杀了。那是我爸爸想出来的理论。这个动物自己把自己吊死了。被发现的时候它的脖子上有一条绳子，挂在一个钩子上。爸爸说猴子实在太灵活，绝对有能力不小心把自己吊死。妈妈认同他的理论，而奶奶则问能不能买几只母鸡养在后院里。我已经忘记是否跟猴子一起玩过，它是不是很有趣。我只能记得一个冷冰冰的表情，好像蜡质玩偶般。那么，奥多如果也不小心自己把自己吊死怎么办？

我刚去波苏埃洛区的头几天，奥多一直沉默，也许它认为来人不是个简单的清洁工，而是与它未来获得解放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后来，当奥多发现这人只是个臣服于自己爪子下的雇工之后，它就开始恐吓我。这是它树立尊严的方式，不过我吓得要死，就像“蝙蝠狗”咬我的时候一样恐惧。我的父母对这些冒险一无所知，只要工作结束后枕头没有把我牢牢困住，我就会给他们写一个月度总结：三行话，重复些套话，我会说我很好，聊聊一些关于天气的事情，最后是问候所有人。一开始，妈妈希望我能讲的更多一些。她坚持着恳求我，后来恳求变成了暴怒的控诉，因为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理会她。再后来她就放弃了，因为看到距离赋予我彻底的无动于衷。不过，相反妈妈却一直告诉我他们的生活：爸爸报了个英语和电脑技术学习班，打发无聊到死的退休时光；妈妈还在想着做点出口手工艺品的小生意；我姐姐仍然与孩子们和一个没用的老公住在旧金山，消耗着因为一起意外导致昏迷获得的所有赔偿金。当我还在学校时，爸爸经常叫我去做牧师，这样就可以得到金钱、美食和女人。如果当时我有恋童倾向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走上成为牧师之路；这样可以尽情享受孩子们日复一日的陪伴，只有人们发现我的床上藏着孩子，我的行为才可能被当作罪过。最多也就把我关在浣熊的笼子折磨折磨我而已。

我很快就要三十岁了。我姐姐 25 岁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对我而言，成为父亲没有丝毫吸引力：假如成为父亲意味着我将不得不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或当领导朝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只能保持沉默，因为我的首要任务是保住饭碗。如果我能遇到一个女人，她把家务委托给我，自己每天早上都出去上班赚钱，那么我肯定愿意抚养孩子。我会给他们换尿布，再说我并不怕被孩子咬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就像是照顾一只刚刚出生的浣熊。我会试着让他在成长过程中不变成个孤僻的动物，也不要被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性本恶吞噬。我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样有各种怪癖，比如希望他返工后不会因为没有一张被整理的有条有理的床铺而发愁，希望他在坚持自己的音乐品味（这些当然是从我收藏的音乐集子学来的）的同时不要贬低别人。比如，我将我很难理解他们将吉姆·莫里森（1943—1971，美国诗人、创作歌手）当作英雄去崇拜，因为我认为，莫里森应该是那些将少得可怜的天赋浪费在城市交通里的醉鬼诗人的英雄。走路，当然。因为诗人不管好坏总都是走路的。

提问：我最终会像老井区的老人一样躲开那个假设存在的儿子吗？

第九章

我们分开后，劳拉·宋找了个工作，向她的一位有房子的女性朋友租了一个房间。劳拉是公司里推销最多产品的电话售货员。她那嗓门终于带来了某种收益，用途已经超出了与我吵闹，或者抗拒我对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因为她实在天真了。劳拉不能接受那些因为维护人权和其他高尚值观而备受敬重的组织就像一家海鲜加工厂一样有各种缺点。她原来有一个女领导，最大的功绩就是身为一位秘鲁总统候选人的妹妹，但她会时常与侄子们打排球，而冷落自己应该“关心”的那些贫困农民代表。这件事情她有一回不得不低声承认。

劳拉的声音不再给我找麻烦因为她忙于卖手机和新千年人们喜爱的电子设备。她的那能把我驳倒的声音、让我感觉如棍击的一模一样的话，仿佛她有某种改变任何话的含义的天赋，如今居然能够说服许和拿下许多客户。我想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劳拉·宋声音的潜力。她应该去学心理学，操控她的病人；或者去流行音乐乐队里唱歌，虽然她那宽厚的背部与银铃般的声音非常不般配。我相信地铁艺术家们肯定会嫉妒她的天赋。

为什么所有的地铁音乐家都长得如此的丑？不管是阿拉伯人、罗马尼亚人、拉丁裔的、非洲人、偶尔也有一些迷茫的英国佬或中国人。阿拉伯人和罗马尼亚人唱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歌曲汇编非常恼我；非洲人敲着他们的鼓，或者学鲍勃·马利（1945—1981，牙买加唱作歌手，雷鬼乐鼻祖）的动作，像史提夫·汪达（1950— ，美国歌手、作曲家）一样在键盘后摇摆。拉丁美洲来的喜欢吹长笛和排箫，弹吉他和恰朗戈（主要在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地流行的拨弦乐器。），或模仿超市商场那些流行歌手的某种伪存在主义，简直就是奉献一台可悲的表演。 当浪漫歌手或阿拉伯人和罗马尼亚人登上我所在的地铁车厢，我就会换到前一节去。他们的手风琴和小提琴尖叫着，像在磨一把为了杀我的刀。我敢打赌，他们所有人的声音聚集起来都无法与劳拉的声音相比有说服力。她当时没有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不然现在她早就发大财了，变成了百万富翁，也就是说她早就能支付得起她梦寐以求的背部手术。劳拉·宋的宽大的背部是她的一生中最大的创伤，她时常向我打听是否认识一个可以把她的背部磨窄小一点的医生。我说任何什么都无法安慰她。我本来希望她能相信我说她的背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宽。如果我此前写过她的背的确很宽，那只是因为我性格中有某种嘲讽他人的倾向，她也从没喜欢过我这点。她擅长发现别人隐藏的很深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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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xx

图片来自《蓝白红三部曲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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