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1989年6月3日,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坦克冲破市民的拼死阻拦,分几路向北京市中心推进,6月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武力清场。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抗议活动,因学生和市民付出的生命,以“六四事件”之名载入了历史(亦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加拿大华裔学者赖小刚认为,这次事件是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六四的枪声毁掉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制度、政策和能力的信心,同时也使中国民众抛弃了理想主义。
赖小刚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系和女王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到来之前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六四事件是中国离开正常轨道的始点,它的深远影响是所有参与者始料不及的
赖小刚说,六四对中国后来的深远影响,可能只有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预料到了,所以他拒绝下令让军队介入。他在后来的一份辩白书中说,一旦动用军队武力镇压,党和国家的形象将全部丧失。他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因此提出辞呈。
赖小刚说,在六四之前,中共领导人对自己的制度、政策和执掌国家政权的能力都充满了信心。六四之后,这种信心没有了。而对于公众来说,理想主义没有了。1989年之所以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是由于理想主义的推动。它源自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是公众在金钱世界、世俗世界以外的精神追求。近百年来,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到后来的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初的学潮,都是出自这种追求。
赖小刚认为,理想主义的消失或暂停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共产主义正是一种理想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之上的。中共领导人决定动用军队镇压抗议,等于是消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灵魂。
相关链接:BBC记者Kate Adie1989年6月3日到4日夜间的北京现场报道:
寻找新的灵魂:执政合法性
赖小刚说,这是很可怕的。后来的对政权合法性的研究,正是因为要寻找新的“灵魂”。2004年,大陆学术界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关于如何提高新时期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研究。这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是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是提倡民族主义,第三是提倡儒家学说。
但是,没有权力制衡的经济发展会衍生出腐败,而腐败会侵蚀政权的根基,带来更多的问题,最后演变成2012年的政治危机。提出民族主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使中国大陆陷入一个双重陷阱:和邻国的关系,以及如何解释国共内战和蒋介石。提倡儒家学说等于是捡起自五四运动起就被抛弃的东西,“你如何解释你的社会革命呢?”
赖小刚认为,新的执政合法性是为了解决六四留下的后遗症,但它的支柱是和中共自己的历史相互不兼容的,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
六四之后各级领导人开始“击鼓传花”
赖小刚说,六四之前,邓小平等人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新加坡。六四之后,中国领导人失去了这个信心,邓小平等人也年迈了。在他之后的领导人开始“击鼓传花”。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制度不可持续,但是都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出事。“我在这个位置上面,我负责这段时间。以后的事情我不管,以后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了。”
习近平上台后似乎想改变这种模式,但是赖小刚对他是否能成功表示怀疑。
六四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
赖小刚说,六四以前,中美关系是两国首脑之间的关系,六四之后,美国出现了三个参与者,变成了白宫、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共同处理中美关系。双方都没有很快意识到游戏规则的改变,虽然努力适应,但是并不成功。
六四过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就派他的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密访问北京。他受到了邓小平的热情接待。中美领导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想把关系恢复到六四以前的状态,但是却发现这不可能了。因为美国的参与者变了,国际背景也变了。
六四的发生正好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垮台相吻合。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改善建立在三个基础上,或者说三个相互期望上。北京要抗衡苏联,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经济;美国也要抗衡苏联,找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并且希望通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来改变中国,在中国实现民主化。
六四之后,苏联解体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已经不现实了,只剩下经济发展这一条。美国仍然希望通过经济改革来促进中国的变化。这就是大陆后来所说的“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六四促进了中共保守势力的上升
赖小刚在分析中美关系时还提到,六四促进了中共保守势力的上升,致使邓小平不得不在1992年进行南巡讲话, 利用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把六四之后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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