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马克·佩里（Mark J.Perry）教授撰写了一份关于美容手术、医院和医疗服务成本的年度报告。我们深入考察佩里的分析，研究了整容手术的时间代价，最后对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做了一些评论。

医疗费上涨快于物价上涨

整容手术费则相反

佩里指出：1998年至2018年间，整容手术平均成本增速低于物价平均上涨速度。相比之下，医院和医疗费用涨幅远远高于物价平均上涨速度。因此，当前者变得更便宜时，后者变得更昂贵。

根据佩里的分析，过去20年来，美国物价平均上涨率高达54%。在同一时期，19项整容手术名义成本分别增长了34%（未加权平均值）和32%（加权平均值）。因此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整容手术成本下降了。相比之下，住院费和医疗费分别上涨了202%（物价平均上涨率的4倍）和110%（物价平均上涨率的2倍）。

▲马克·佩里（Mark J.Perry）教授关于美容手术、医院和医疗服务成本的年度报告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佩里的数据。商品和服务变实惠的形式有两种。首先，货币价格下降。其次，每小时收入增加。注意，一个人的收入增长往往快于物价平均上涨率，因为人们往往随时间推移而变得更有生产效率（技能提升）。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正如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243年前的《国富论》中所指出的，“任何东西的真正价格（…）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用货币买到的或用货物换来的东西，都是用劳动买到的。”

时间价格包含价格波动和劳动价值。因此，它更好地反映了任何特定社会中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时间价格可以定义为“一个人为了挣足购买某物的钱而必须工作的时间”。要计算时间价格，就要用名义（或当前）货币价格除以名义小时收入。因此，美元和美分被转换成小时和分钟的劳动。

我们从佩里报告中获得了19项整容手术的名义价格，然后从www.measuringworth.com获得了平均小时收入数据。该数据由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的劳伦斯·渥费瑟和迈阿密大学的塞缪尔·威廉森整理，包括非熟练工名义小时工资率和蓝领工人名义小时工资率。（平均而言，蓝领工人获得的福利约占其总薪酬的1/3，包括奖金、带薪休假以及公司替保险和退休计划所作的缴纳。）我们发现了什么?

19项整容手术费用相对于非熟练工工资平均下降了26%。1998年1名非熟练工为挣足钱从一篮子美容手术中购买一件所需的相同劳动量，到2018年可以购买1.35件。

这19项整容手术费用相对于蓝领工人薪酬平均下降了31%。1998年1名蓝领工人为挣足钱从一篮子美容手术中购买一件所需的相同劳动量，到了2018年可以购买1.45件。

最后，考虑一名非熟练工，为便于讨论，他被定义为1998年起步的非熟练工，但获得了额外技能，到了2018年已是一名熟练工。对这样的工人来说, 19项整容手术费用平均下降了71%。在1998年为挣足钱从一篮子美容手术中购买一件所需的相同劳动量，到了2018年可以购买3.4件。

医疗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美国名义医疗健康支出总额从1998年的1.2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3.6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204%。换句话说，总医疗成本增长是佩里整容手术成本加权平均增长（32%）的6.3倍。如果美国医疗健康整体供给像整容手术一样具有成本效益，那么到了2018年美国人在医疗健康上仅须花费1.58万亿美元（以1998年美元计算）。以2018年美元计算，相当于2.46万亿美元。由此带来的节约将达到1.19万亿美元。

佩里的分析指出的一个原因是：

“竞争激烈的整容手术市场与传统医疗健康市场从运作方式上说有着重要而显著的不同。与大多数医疗服务不同，美容手术通常不属于保险范畴。一般情况下，患者要为有选择性的整容手术100%自掏腰包，因此有很强的成本意识，并有强烈动机去货比三家，比如在任何一座大城市里，比较几十家竞争对手的价格。

整容手术供应商运营于一个竞争火爆、价格透明的市场中，因此具备动机靠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整容手术。这些供应商背负的官僚主义文书负担和妨碍也较轻，而第三方支付的大多数标准医疗健康供应商，则常被繁文缛节所困扰。”

救命药价格上涨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最近一篇新闻文章指出，许多糖尿病患者都面临着控制血糖水平所需的胰岛素昂贵（难以负担得起）的问题。在过去20年里，胰岛素价格上涨了700%，迫使许多糖尿病人在购买食物、支付（日常费用）账单和按方抓药之间做出选择。有些人被迫限定胰岛素注射量，这常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甚至死亡）。

不幸的是，其他许多患者也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境地。从2009年到2016年，对那些依靠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EpiPens）来避免致命过敏反应的人而言，这款救命药价格上涨了近500%。其他对处方药需求不那么迫切的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根据《2017年美国健康报告》，从2010年到2017年，蓝十字蓝盾协会（Blue Cross Blue Shield，由36个独立的美国健康保险组织和公司组成的联合会，在美国为超过1.06亿人提供健康保险）成员的药费支出增加了73%。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EpiPens）价格上涨了近500%

由于超过50%的美国公民至少服用一种处方药，数百万人迫切需要降低药价。尽管政界人士响应了他们的求助呼吁，但他们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

徒劳的政治努力

在过去一年里，特朗普政府似乎用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处方药药价。一项没有展开的列表，包括使用行政命令延长短期医疗计划、实施国际价格指数阻止外国药商对美国病人的过高收费、瞄准生产者和中间商之间的药品回扣、给医保D部分保险计划更多权力去协商药价，甚至通过推特威胁药商不涨价。

最近，特朗普总统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密切合作，提议了一项法律，要求药品供应商在电视广告中显示每月35美元以上药品的价格。尽管该规定仍在讨论中，但许多制药公司已为其变成法律做好了准备。

特朗普和阿扎尔希望药品生产商能够在电视上展示药价，从而给他们足够压力，迫使他们降低价格。正如阿扎尔在美国国家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患者应该知道某一种药物的成本”和“我们不会坐等一个有如此多相互冲突和扭曲激励的行业进行自我改革。”

尽管意图良好，但居于两个原因，这项法律不太可能降低药品价格。

首先，患者已经意识到药价昂贵。消费者报告一份调查发现，近1/7处方没去拿药，因为患者付不起药费。即使在电视广告上显示药价以提供信息，在第三方支付医疗健康体系中，患者的议价能力也非常差。此外，特别注重成本的患者通常可以在线查找药价信息（许多药品供应商自愿提供）。

药价贵指向同一罪魁：监管

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建议忽略了处方药为何如此昂贵的真正原因——监管。

根据RegData数据库，截止2014年，制药和医疗制造业受到的限制比中位数美国行业多出约1万个。这些规定代价惊人。一家生产商会花费5000万到8.4亿美元来准备一种药物供FDA批准，在批准过程中平均花费10亿美元。

即使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慷慨的专利制度，大多数药物也无法给生产商带来利润。生物技术创新组织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发现，FDA批准的药物中，只有20%可以抵补研发和批准成本。因此，即使降低药价的政治压力起作用，许多药品也根本生产不出来。难以看出让处方药得不到利用是如何帮助病患的。

为了降低药价，我们需要减少监管。FDA在处方药市场的影响力仍然是解除管制的最大障碍。努力降低药价而不解决FDA这个问题的政策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快救救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