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端，是指古书每卷首页正文之前数行表明书名、作者及著述方式的文字。因为它重复出现，且与正文连为一体，不易因书页散落而发生改变，因而是判断作者及著述方式的重要依据。雕版印刷自两宋以后广为普及，图书的出版效率和传播范围得到空前提高，卷端的作者及著述方式的题署也变得更为复杂。再经元、明、清三朝的发展，卷端署名逐渐分化出多种形式。笔者结合历代古籍图录，兹试举其要者如下。

有题籍贯、姓名、字号者，如元延祐七年(1320)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其卷端题：“眉山苏轼子瞻。”(见图1);有题朝代、籍贯、姓名者，如明万历商浚半埜堂刻本《桯史》的卷端题：“宋相台岳珂。”有籍贯、姓名、字号、著述方式连署的，这种署名方式比较常见，如明万历癸巳(1593)刻本《呻吟语》，卷端题：“宁陵吕坤叔简父著。”明万历己亥(1599)刻本《重订举业巵言》，卷端题“关中武之望叔卿著。”清乾隆丁未(1787)刻本《天花精言》，其卷端题：“洛阳袁句大宣甫著。”“父”“甫”均是古时男子的美称。也有籍贯、字号、姓名、著述方式连署的，如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竹林堂刻本《玉茗堂全集》，卷端题：“临川义仍汤显祖著。”“义仍”是汤显祖的字。

图1元延祐七年(1320)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

如明正德间建阳刘洪慎刻本《文献通考》卷端题：“鄱阳马端临贵与著述;东阳邵豳宗周校刊。”明万历马元调鱼乐轩刻本《元氏长庆集》，卷端题：“唐河南元稹微之著;明松江马元调巽甫校。”(见图2)。明万历汪士贤刻本《陆士衡集》卷端署：“晋吴郡陆机著;明新安汪士贤校。”明毛晋汲古阁刻本《图画闻见志》卷端署：“宋郭若虚撰;明毛晋订。”清康熙传万堂刻本《绣虎轩尺牍》，卷端题：“金沙曹煜亮采著;门人许旭九日、唐孙华宝君校定。”清乾隆辛巳(1761)承学堂刻本《梅氏丛书辑要》，卷端题：“宣城梅文鼎定九甫著;弟文鼏尔素学孙瑴成重较辑。”即便是校对责任人，古人的署名也分得十分清楚。如宋刻本《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共20卷，该书前三卷的卷端第一行均署：“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上经第╳”;第二行下题：“庐陵杨万里廷秀”;第三行下题：“门人张敬之显父校正”。但从第四卷起，下只题“庐陵杨万里廷秀”[1]，第四卷以后张敬之没有校对，即不署名。

第三，署某某著(撰)，某某注(传、正义、音义、笺注等)

如明嘉靖间南京国子监刻本《前汉书》，卷端题：“汉兰台令史班固撰;唐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明万历己亥(1599)吴文龙刻本《悟真篇四注》的卷端题：“紫阳真人平叔张伯端著;紫贤真人薛道光、子野真人陆埜、上阳子陈致虚、一壑居士彭好古仝注;玄玄子程大约校正。”清乾隆十八年(1753)槐荫草堂刻本《水经》，卷端题：“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见图3)。当撰者和注者为同一人时，也可将两者合署为“撰注”，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绿萝山庄文集》，卷端题：“会稽胡浚(小字：字希张)撰注。”

图3 清乾隆十八年(1753)槐荫草堂刻本《水经》

第四，署某某著(撰)，某某编(纂、辑、选、集等)

如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吴邦彦刻本《存心堂遗集》，卷端署：“元处士渊颖先生吴莱著;明学士门人宋濂编，后学晋陵庄起元重编。”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两汉奇抄》，卷端署：“汉太史令班固著;明史官陈仁锡、督学使锺惺纂定。”(见图4)。清乾隆辛巳(1761)承学堂刻本《梅氏丛书辑要》卷端题：“宣城梅文鼎定九甫著;弟文鼏尔素学孙瑴成重较辑。”明崇祯间刻本《元次山集选》卷端题：“唐元结著;明陈应元选。”

图4 明天启五年(1625年)刻本《两汉奇抄》

第五，署某某著(撰)，某某评(阅、批评、评点、批点等)

如明张溥刻本《蔡中郎集》，卷端题：“汉陈留蔡邕著;明太仓张溥评。”明末刻本《庾开府集》，卷端题：“周新野庾信著;明太仓张溥阅。”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本《宋文文山先生全集》，卷端题：“宋庐陵文天祥文山父著;明武林后学钟越巽度父评阅，兄钟天均小天父、钟天墀云桓父参阅。”(见图5)。清乾隆间刻本《半舫斋古文》，卷端题：“高沙夏之蓉醴谷氏著;秣陵戴祖启敬咸批点。”

图5 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本《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以上五种情况是在书名没有揭示作者信息的情况下普遍采用的作者署名形式。但如果书名已包含有作者信息，或作品本身是含有多个作者的总集，则卷端通常不再署原作者姓名，而是单署二次创作的作者及其编、校、注、评等著述方式。这就是以下第六至第九种情况。

如明刻本《苏文忠公外纪》卷端署名：“瑯琊王世贞编。”明嘉靖七年(1528)晋藩养德书院刻本《唐文粹》，卷端题：“吴兴姚铉纂。”明万历丁未(1607)杨尔曾夷白堂刻本《图绘宗彝》，卷端题：“武林杨尔曾字圣鲁辑。”明万历间刻本《新刻三苏论策选粹》，卷端题：“海岱李时渐伯鸿甫选。”南宋绍定三年(1230)俞宅书塾刻本《乖崖张公语录》，卷端题：“门生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致仕李畋集。”(见图6)。乖崖张公，即北宋张咏，《鹤林玉露》记载了他一钱斩吏的故事。

图6 南宋绍定三年(1230)俞宅书塾刻本《乖崖张公语录》

如明万历十二年(1584)慎懋官刻本《新锓抱朴子》，卷端题：“吴兴郡山人慎懋官校。”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何大复先生学约古文》，卷端只题：“晋陵后学谢守廉清父校。”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文苑英华选》，卷端题：“瀛洲宫梦仁定山手订。”清尚德堂刻本《丹溪先生心法》，卷端题：“明新安吴中珩校。”(见图7)。

第八，单署某某注(集传、正义、音义、笺注等)

如明万历壬午(1582年)赵用贤刻本《管子》，卷端题：“唐司空房玄龄注。”清康熙间刻本《山海经广注》卷端题：“仁和吴任臣注。”清乾隆刻本《逸周书》卷端题：“孔晁注。”南宋刻本《诗集传》卷端题：“朱熹集传。”(见图8)。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补刻本《徐孝穆全集》卷端题：“吴江吴兆宾显令笺注。”也有传和本义分开题署者，如明正统十二年(1447)司礼监刻本《周易传义》，卷端题：“程颐传;朱熹本义。”宋刻本中有卷端只题某氏者，如南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卷端署名：“吴兴施氏，吴郡顾氏。”这里实际上省略了“注”。注者即施元之(字德初)、顾禧(字景藩)两位学者。此本《注东坡先生诗》是编年体苏轼诗注的首次刊行。

第九，单署某某评(阅、批评、评点、批点等)

如明万历七年(1579)刻本《宋大家王文公文钞》，卷端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见图9)。明万历间刻本《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卷端题：“须溪刘会孟评点。”会孟，是刘辰翁的字，此是籍贯和字号连署。明天启间刻本《文子》，卷端题：“句余孙鑛文融評;武林梁杰廷玉阅。”

图9 明万历七年(1579)刻本《宋大家王文公文钞》

第十，撰著以外，将其他两种著述方式分开题署

例如，有将评、校分署者，如清乾隆仿范轩刻本《昭明文选集成》，卷端题：“古榕方廷珪伯海评点;男辉祖叔景校刻。”有将编、校分署者，如明万历刻本《有像列仙全传》，卷端题：“吴郡王世贞辑次;新都汪云鹏校梓。”(见图10)。清顺治庚寅(1650年)谢世箕刻本《金石录》，卷端题：“宋东武赵明诚编著;清济南谢世箕较梓，晋陵冯逵道参订。”

第十一，撰著以外，将其他两种著述方式合并题署

有将注、评合并题署的，如明万历周宗孔刻本《诗经品节》卷端题：“东粤复所杨起元注评。”清刻本《韩文起》卷端题：“晋安林云铭西仲评注。”有将评、编合并题署的，如明天启六年(1626)沈飞仲刻本《太平广记》，卷端题：“古吴冯梦龙评纂。”(见图11)。明崇祯间刻本《慧眼山房原本古今小品》，卷端题：“闽漳陈天定评选。”清雍正三年(1725)朱可亭刻本《古文雅正》，卷端题：“漳浦蔡世远闻之选评。”有将编、校合并题署的，如明万历十一年(1583)刻本《汉魏诗乘》，卷端题：“宣城梅鼎祚禹金编校。”

图11 明天启六年(1626)沈飞仲刻本《太平广记》

第十二，撰著以外，将三种以上著述方式分列署名

有分署评，注、校者，如清康雍间刻本《金匮要略方论本义》，卷端题：“何炫，冀栋评定;魏荔彤释义;男士敏士说校刊。”(见图12)。也有将编、校、评、注等多种著述方式混合题署的，如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汪启文刻本《新镌焦太史汇选中原文献》，其卷端题：“修撰漪园焦竑选;少傅颖阳许国校;编修石蒉陶望龄评;修撰兰嵎朱之蕃注;新安庠生汪宗淳启文父、汪元湛若水父、许继登尔先父、汪宗伋予淑父阅梓。”

须指出的是，除了以上种种卷端署名形式外，书名仍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作者署名方式。如有的著作书名已揭示了作者信息，同时又没有编、校、注、评等其他二次著述方式，此种情况下卷端往往只署书名卷次，而不署任何作者姓名和著述方式。例如，明嘉靖壬辰(1532年)张大轮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端只署书名卷次，不署朱熹名;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刻本《东坡奏议》15卷，卷端不署苏轼名;明万历丙子(1576年)姜奇方刻本《宛陵先生文集》，卷端不署梅尧臣名。清康熙活字本《陈同甫集》，其卷端也只署书名卷次，不署陈亮名(见图13)。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图书作者署名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不署名，到书名兼署作者信息，再到后来单独的卷端署名;从单一的著述方式的题署，到多种著述方式的分列题署，再到后来的各种著述方式的组合题署;从单一的作者姓名的题署，到姓名与朝代、籍贯、官职、字号、著述方式等其他项目的连署，中国古代图书作者署名走过了从无到有，从简陋到详细的规范化发展道路。无论是作者自署，还是由传刻者他署，以上这些变化，无不反映了中国古代著作人在其作品及其复制件中的标记意识的觉醒，也反映了传刻者(复制者)对原作者名誉的尊重。

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