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两天，我逛老家的国共战争纪念馆，收集的资料和遗物是可以，但看那些解说文字，千年不变的真理革命史观。那种成者王败者寇、非黑即白的历史教育和宣传，畅销得闪闪发光，深刻影响我们对待人事，而历史背后原本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人性也非不是天使就是魔鬼，它有着复杂的灰色地带。今天推荐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AdventHealth心血管专科岑瀑啸医生七年前的旧文。

成人不需幼儿园教育

文/岑瀑啸

历史不像医学这样有浓浓的自然科学氛围，但我通过医学的人文知识的学习，跨越不同学科探求历史，就感觉了解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过去非常必要，否则对往事的负面进行检查，就很可能类似充满假话的微信中煽情的帖子，以所谓曝光的官方的口吻，挑战现成的说法和官媒的胡言。那虽然是好事，但缺乏严谨的研究作支撑，这种以毒攻毒并不能够帮助公民提高认识，改善素质。

通常在历史上受到欺压的一方，会以本民族在某些历史事件中的不屈不挠精神来弘扬正气，战胜方则会用聪明、勤劳等等称赞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如在北美的欧洲移民，在几百年来都是标榜白人的体魄和智慧，比土著的印第安人有优势，加上基督教以“上帝的旨意”作为传播宗教占领整个北美的一种借口。

19世纪英国、法国等西方政府希望和中国通商，从而得到更多的贸易自由和经济利益，法国政府专使拉尊尼（Theodore de Lagrene）和清政府两广总督耆英代表双方国家共同签署了《黄埔条约》，共36款，并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有：1.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永久居住，自由贸易，设立领事，停泊兵船等。对法国人的家产、财货，中国政府负责保护，中国人均不得欺凌侵犯。2.中国将来如改变海关税则，应与法国“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3.法国享有领事裁判权，法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之间发生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4.片面最惠国待遇。5.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法国传教士依附《黄埔条约》很快在广东大肆传教发展信徒，使天主教在当时成为主流宗教，清政府和当地非教徒民众多次和教会发生冲突。

此后半个多世纪，西方教会、教民跟驻地中国百姓的矛盾愈演愈烈。而清政府官员则畏惧洋人，即所谓“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百姓”，形成恶性循环。排外的义和团应运而生，他们自诩刀枪不入，对外国传教士、侨民甚至外交官施暴并迫害教民。清政府一度利用之与列强对抗，列强以保护本国侨民和使馆为名，迅速组成八国联军，1900年6月攻占大沽口炮台，8月占领北京。

1949年后的大陆中国历史教材，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觉醒。我从媒体上看到过：一群群中小学生手持国旗、团旗、队旗，在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遗址庄严宣誓‘勿忘国耻’等等。

但是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历史，也有不少学者和历史学爱好者指出，“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个野蛮、残暴、狭隘的暴民运动，他们滥杀无辜，排外、仇外，对信教教徒和传教士及其家人进行残暴的杀戮。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遭到屠杀。其行径最终以八国联军侵略，清政府战败，签署《辛丑条约》收场。

但60多年来中国官方一直隐瞒历史真相，编造神话，标榜义和团是民族的英雄，为民除害，将教民说成汉奸、卖国贼。

我小时候参观过的博物馆基本上都是近代中国民众抵制西方列强侵略的纪念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种纪念馆用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园地。我个人认为博物馆应该用以引起讨论，不怕学术争论，不用打上现代人刻意迎合政治因素的烙印。

因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实践都是复杂的，不同看法可以并存，通过交流会互相提高认识。当然我也不会幼稚地认为所有的历史讨论都可以保持中性观点。比如美国的“感恩节”，在印第安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历史事件让人们回顾，而不应该作为一个节日进行庆祝。

又如中国的内战。当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对于胜方自然兴高采烈，对于国民党或者是因此逃离家园、流落到异国他乡的华人来讲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解放日”和“沉沦日”是双方对同一个日子的称呼。大陆称这一天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另外在无数海外的华人和港台华人把这一天看成是痛失家园和家破人亡的日子。

历史的矛盾性就源自人性是充满矛盾的，作为一个成年人，复杂的事情会刺激其思想，思考会使之更有满足感，僵化的非黑即白与洗脑无异。我们当然可以敬仰英雄，应该力求有真知灼见，但我们不能把不认可的事实抹杀删除，就像做医学研究，自己虽然不愿意看到的实验结果也必须如实记录下来。

我们怀着慈悲之心去审视过去，更加认识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但人性相同。我读了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书中描述抗战时期国民党士兵抵抗日本侵略，完全是出于保家卫国，在以后的内战中因为站在国民党军队的对立面，而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国）政府视为“叛徒”。

所以同一角色在不同时间段和历史背景会有不同的解释。从人性角度解读，他们把信念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追求目标，为此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批判和谴责恐怖主义时，要追根溯源探求他们制造恐怖事件背后的原因，这种了解并不等同于原谅，就像了解杀人犯为什么要杀人的原因，犯罪学并非原谅学。

龙应台坦言她所写的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录，因为口头采集的记忆，并不一定准确，每一角色在当时就如生命中的一棵树，他没有现在的条件可以拉开距离，看到整个事件的细节和更大的画面。

非黑即白的视觉观照历史，容易导致国与国、政党与政党的冲突。持偏激的态度去对待往事，有时这种态度会夸大对方的威胁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斯大林不会轻易向西方发动战争。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未必会对苏联加强军事能力的举措感到过分威胁，也就不会导致美国在军备上亦不断升级，以应对苏联的军事扩张。

同样，当20世纪中期中苏产生分歧后，华盛顿固然有头脑清醒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分裂，与南斯拉夫的铁托跟苏联分道扬镳相似，但是这少数专家学者的声音被恐惧社会主义的思潮淹没，政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双重力量的表示。中美对话被拖延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尼克松瞒着国会甚至不遵循美国三权分立的惯例做事，才达到目的。

当今在美国也可以看到严肃的研究者讨论伊拉克战争的成因和具体解剖战争发生前几星期或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会受右翼分子的强烈抨击 。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是1972年在《华盛顿邮报》曝光“水门事件”的两位记者之一，他在2006年出版的《否认的状态》，批评布什政府决定参与伊拉克战争的过程没有遵守国际法规、条约，未获国际组织或机构认同。前总统卡特十年前写的《巴勒斯坦种族隔离的地方》也用批评的眼光去审视以色列在1956、1967、1973年的 “三次中东战争”以及占领加沙西岸和戈兰高地。

我读过这两本受到右翼阵营广泛批评的书。任何严肃记录历史的著作虽然可能让读者感到不快，但我认为和平时期检讨历史的书籍就是要提出问题，尽管战争中往往不得不力求做到敌我分明，以达到敌忾同仇、举国一心、保护士气。

本文写于2012年

岑瀑啸，出生于中国广州医学世家，1992年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并于1995年到1998年在当时附属于纽约大学医学院的Lenox Hill Hospital任内科住院医生，之后的1998年至2001年，在费城天普大学医学院（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任心血管专科住院医师兼内科带教导师(Clinical Instructor)。 2001年起担任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AdventHealth（原名Florida Hospital）心血管专科医生。杂文集《医道凝眸》、《医者阅世》，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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