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闽东白云山麓、穆水之畔有一座风景秀丽、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的古村落——廉村。这个村庄名字的由来和一个人息息相关，他就是“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

薛令之（683-756年），字君珍，号明月，闽地中举入仕第一人。唐开元中期，薛令之被授左补阙之职，并与贺知章同为太子侍讲。

相传薛令之的出生，与一口井有关，这口井原来是没有名字的，相传在公元682年（唐高宗永淳元年）的一天，一位妇人赶路口渴难耐，走到井前正想打水，只见井水渐涌而上，转眼工夫，井水就与井口持平。妇人见此情景备感新奇，就用手捧井水来喝，妇人觉得井水清冽可口，便一连喝了三口。

回家之后没多久，妇人就怀孕了，次年中秋，妇人产下一名男婴。这名妇人，就是薛令之的母亲，这名男婴，就是薛令之。薛令之长成后，号明月先生便有此渊源。在薛令之及第后，村民们便把这口灵井取名为薛井，而相传，这口灵井在此后的千余年中再未出现过当日奇景。

两袖清风，归隐乡里的薛令之一贫如洗，他的生活十分窘困。据说，薛令之告老还乡后，唐玄宗有些后悔，在京城常打听薛令之的生活情况。当听说他家庭贫困时，便下诏让长溪县资助他。薛令之从来都是酌量领取，从来都不多拿。

　　至德元年（756年）7月，唐肃宗即位之后，思念薛令之师生之谊，可薛令之已经去世。相传，薛令之去世时，家徒四壁，什么财产都没有。

　　唐肃宗感念恩师的清廉，特敕封薛令之所居的村为“廉村”、溪为“廉溪”、岭为“廉岭”，以表彰他的一生清廉。从此一代廉臣薛令之的声名，便代代相传。他的故事，也随着他的声名，流传千古。

苏颂（1020年—1101年），北宋著名科学家，他主持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主持编著的《本草图经》是我国古代的药物学巨著。李约瑟高度评价苏颂：“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苏颂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五十多年历经五朝，哲宗朝升为宰相。他为官清正，远避权宠，不立党援，遵制守法，顾全大局，团结民族，颇得民心。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这样评价他：“赵郡苏公，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

历史上，做一个名臣贤相难，做一个名臣贤相兼科学家，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人要在一个领域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难，而要在多个领域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贡献，那更是难上加难。

唯独苏颂，他不畏这“难上加难”，以他“五岁父口授孝经、古今诗赋，皆成诵”的禀赋才华，以他“平生少睡，虽三鼓枕，至五鼓不复瞑”的刻苦勤奋，迎难而上，在从政的同时，不畏劳苦登攀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终于到达光辉的顶点。

故里碑与熙宁三舍人

在苏颂故乡，有一座木石结构的甘露亭，亭的东南侧至今屹立着一方古朴的石碑，人称“故里碑”。碑的正中阴刻“宋熙宁三舍人丞相正简苏公故里”文字。“丞相”是苏颂的官位，“正简”是苏颂的谥号，令人困惑的是碑文中“熙宁三舍人”既非官职，又非谥号，为什么却冠在“丞相”“正简”之上？更令人不解的是，岁月流逝，八百多年过去后，为何清代人还必恭必敬地把“熙宁三舍人”镌于碑石，宣示过往的大小官员呢？

原来，这与一桩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有关官员选拔的事件有关。这一年，苏颂任工部郎中、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其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他请求朝廷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到朝中任职。苏颂不反对新法，还对青苗法的施行提出过有益的建议。但是，事关为国选才，苏颂认为要慎之又慎，特别是越级提拔，必须是“非常之人，声名显闻于时，然后可以压服众议”。而李定精于投机钻营，巧对神宗质询，“一言称旨，便授台官，此乃度越常格，隳紊法制”。时为中书舍人的苏颂，与他的同事宋敏求、李大临一起，“封还词头，不予具草”，不肯起草任命书。苏颂、宋敏求、李大临因此被撤职外放，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熙宁三舍人”事件。

时间是无言的批评家，靠媚上取巧的李定，终因政绩平庸、不尽孝道、弄虚作假，一再被贬，“晚岁去位，人人唾骂”。而坚持原则的苏颂此后却“宾客满门，人望益重”，天下人“高其节”，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吏治是否清明，任才是否得当，事关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苏颂主张官吏的任用升迁应遵循既定的制度，特别是他在选拔人才时坚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不但在当时被证明是正确的，时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程颐来自官宦世家，先辈多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且为官清廉，素有好评，家风颇正。在如此纯良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程颐，对仕途倒没有太大兴趣，与其兄程颢一样，他的兴趣在于学问。为了培养他们兄弟，程家特意请来当时的著名学者周敦颐进行教育。写有千古名文《爱莲说》的周敦颐，在儒家思想发展上有重要贡献。这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主张人只有克服品性上的种种缺陷，达到“至诚”的境界，才能实现修养上的至高至善，成为“至圣人”。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程氏兄弟。

程颐20岁出头时，就以一篇文章引起了朝廷高官的赏识，随后他大胆上书皇帝，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皇帝则不予理会，但程颐由此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不久，年纪轻轻的他，就在京城开始收徒开学，已有了几分大师风范。

与当过几天官的兄长程颢不同，程颐大半的人生都是在讲学之中度过。受恩师教导启发，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当年引起朝廷赏识的那篇文章中，他就谈到了“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而力行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大意是要通过学习成为君子，就必须有真诚的态度，一个内心真诚、公正的人，也就离圣人的境界不远了。

按照北宋的规矩，程颐属于官宦子弟，享有优先做官的特权，但他却将此机会让给了其他族人，自己则甘于清苦，长期在民间授徒讲学，数十年如一日。这种对待学问的真诚，让他成为天下学子心目中的贤师，俊杰才子纷纷从四方慕名来投。其中便有“程门立雪”中的杨时与游酢。

杨时自幼便有神童之名，八岁便能作诗。但他从无骄傲得意之气，在学问上一直追求精进。他曾在程颐兄长程颢门下学习，后来到多地为官。为了精进学问，又毅然在四十余岁时放弃高官厚禄，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造。

游酢也是一位少年神童，也曾在程颢门下学习，也是为了精进学问，与杨时一同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造，二者的差别只在于游酢稍微年轻几岁而已。

这二人去拜师那天，恰好是大雪纷飞，到了程颐讲学的学馆，发现老师正在静坐休息。出于对学问的虔诚、对师长的恭敬，这两位大龄学生，曾经的朝廷官员，没有叫醒老师，而是静立在老师面前，任大雪在他们身上堆积，等待老师醒来。待到程颐睁开双眼时，发现面前两人一身积雪，神情之中却丝毫没有不耐烦或者倦怠之色。

他们有“至诚”的精神。程颐大为感动，将二人收入门下，倾力教导，并最终使其成为门下高徒。

师风即家风，得到程氏兄弟教导的杨时与游酢二人，不只是在学问上有“至诚”精神，在他们为官之时，更是如此。

如杨时，在程颐门下学成之后，他曾到浙江为官，遇上奸臣蔡京的爪牙在当地胡作非为。他没有学其他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自欺欺人，而是根据真实情况，向朝廷举报。对于蔡京等人搞出来的“花石纲”，他更是深恶痛绝，直言这是朝廷的“恶政”。在调入中央之后，他根据自己在民间的所见所闻，连连上书，要求减轻百姓负担，打击贪官污吏。在金国大举入侵之时，他又是坚定的抗战派。

杨时做官，无愧于程氏兄弟的教导，更无愧于“至诚”二字。

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一户普通家庭中，其父林宾日是一位私塾先生，收入微薄，一家11口人，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尽管如此，林宾日依然十分重视对林则徐的教育。

林则徐4岁那年，父母就把他带到自己任教的罗氏私塾，常抱他在膝上，“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7岁时父亲教他作文，12岁时他又随父亲到文笔书院就学。

林宾日反对闭门读书、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喜读“经世有用之书”。林宾日为了林则徐早日成材，在教授传统知识的同时，还时常讲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精忠报国的动人故事，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林宾日教育林则徐极有耐心，从不打骂，连大声呵斥都很少，“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

林宾日一生淡泊名利，“固守儒业”，绝不沾染社会的丑恶习气，更不贪图不义之财，经常告诫林则徐要“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

从为官之日起，林则徐就牢记父亲“不妄取一钱”的家教。他曾写过一副有名的对联告诫后代：“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后来，无论林则徐做官到哪里，在他的房间总是挂着父亲亲笔题写的对联：“粗茶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这副对联，后来成了林家的家训，不仅林则徐的儿孙铭记不忘，而且林家的儿女亲家、子弟也视作传家宝，模仿誊写，悬挂于中堂之上。

在“清廉自律 慎守儒风——林则徐家风展”上，有一封林则徐于1847年在陕西巡抚任上时，为三个儿子写的分家文书《析产阄书》。

信中写道：“余服官中外已三十余年，并无经营田宅之暇。惟祖父母在时，每岁于俸廉中酌留甘旨之奉，祖父母不肯享用，略置家乡产业……”“……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各值银一万两有零……”

就是说他自己做了30多年官，没有时间经营家业。历年供养父母的俸银，老人除了帮助亲友外，舍不得享用，添置些房产，只值三万两银子，每个儿子只能分到价值一万两的房产，至于现银则无可分。

林则徐曾想晚年退休后定居北京，因无力购置房产而作罢，最终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老屋子里。可见，父亲“不妄取一钱”的身教，他奉行终生。

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号弢庵、陶庵，晚清大臣、学者，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是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因直言敢谏，同张之洞、张佩纶、宝廷被誉称为“枢廷四谏官”。

陈宝琛贵为“帝师”，身份显贵，按说陈家应该是“鸣钟食鼎，积代衣缨”，但陈宝琛却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日常在家中只穿麻布，不穿丝绸，平时的饭菜很少有肉，家有余钱都是放在学楼里用，而且陈宝琛还让儿子们读书之余到农田从事农业劳动，告诫他们“先知稼穑艰难；聪听祖考遗训”。陈宝琛深谙子孙愚却多财是招灾引祸之理，所以陈家虽为望族，却没有田产地产，除了螺洲祖宅外，只在三坊七巷有一套宅子。

在子女的教育上，陈宝琛比当年父亲对自己更加严格。他说“树摇叶落，人摇福薄”，做人做事都要稳重端正。据说，因为家教严苛，贪玩的子女就跟家里的车夫商量好，每当父亲下朝回家，马车快进胡同口的时候，车夫便把脚下的车铃踩到最响，大家听到“预告”后，就赶紧撤掉院中的桌椅和玩具，然后整齐站好，开门迎父。后来被陈宝琛发现，就安排家中的账房师傅向他汇报子女在家情况。这种与儿女间的“猫捉老鼠”游戏，也从侧面体现陈宝琛的家教严格。

其实，陈宝琛长子夭折，晚年才又得子，岂有不爱的道理，但是爱不代表放纵，他曾写信给二弟陈宝瑨说：“风气日趋嚣薄，兄又晚子，不敢翼其有用之才，而但愿其勿玷先人，自处于无过之地。”能不能做官成才不重要，关键还是厚道为人，不要辱没家门。

有一次，陈宝琛的后辈劝他买地留给子女，陈宝琛果断拒绝说：“读罢孝经授儒行，老夫遗汝别无田。”陈宝琛过世后，子女按照他生前要求将三坊七巷的房子留给了陈宝璜一支，未像很多大家族一样为争家产出现“因小忿而失至亲”。

陈宝琛虽然对家人“古板严肃”，但是对外人却“随和友好”。每次回乡，他都让侍卫在福州待命，仅带一两个随从，不坐轿子，徒步走到螺洲老家。在家期间，他经常设宴款待乡亲邻里，来客没有等级身份之分，有农夫，有渔民，有小贩......宴席当天，人潮涌动，大家都想瞧瞧这位京城里的“大官”。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陈宝琛就搬了张八仙桌放在院子中央，然后自己站到桌子上给大家看，毫无“官架子”。

在陈宝琛的影响下，其子女虽出身名门望族，却没有贵胄的跋扈张扬，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都平易近人。

作为福州的名门望族，陈家后代子孙绵延，“常存厚道以培家运，勿因小忿而失至亲”的家训也随之代代相传。

走近林浦,放眼望去,洲渚绵延,河浦交错,一片江南水乡景色。位于福建省仓山城门镇的林浦是明代著名学者、《资治通鉴》校编者林瀚的故里,其家族文人名士辈出,曾有过“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鼎盛时期。

如今,仓山区依托林浦濂江书院打造林浦林氏家风馆,将林氏洁身修廉、清白传家的家风家训作为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和游客廉洁修身教育的素材,继续弘扬传承林氏家风家训优良传统文化。

林氏家族宗祠中,一副“进士难进士不难难是七科八进士,尚书贵尚书非贵贵在三代五尚书”的对联,说尽了当年林氏一门的繁华。从宋朝至清朝光绪年间,林家共走出18位进士,曾连续开创了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国师三祭酒的佳话。更为人所敬仰的是,林家不但“科第流芳,累世翰林”,更做到“皆内行修洁,为时所称”。

来到闽江江畔的林浦濂江书院二楼内,传承数百年的“养正心、崇正道、务正学、亲正人”的林氏“四正”家风似有一缕浩然正气,影响着林氏后人,以林元美为首的“七科八进士”和以林瀚为首的“三代五尚书”名扬八闽。

林元美是明朝林浦林氏家族第一个进士,人称“四知”贤人,“四知”即“知县、知州、知府”的官职与“知足”的美德。他在任时,一方面力行教化,一方面及时处理争讼,百姓曾以杜甫诗词赞其“金井水、玉壶冰”,可见他为官期间诚实正直,尽职爱民,清廉自守。晚年他含饴弄孙之余,也不忘教诲晚辈要勤学修身,不辱祖宗。

以德遗后者昌。林元美的儿子林瀚在其德行教诲之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林浦村尚书文化的集大成者,官居吏、兵二部尚书、国子监祭酒。位高权重的林瀚依旧传承了清廉家风,将伙食补贴捐出用于营造宿舍,让国子监师生免于租房负担；他对待在国子监学习的儿子也一视同仁,要求其做事勤勉,尊重理法。他的幼子林庭机牢记父亲告诫,一生践行为民兴利,勤廉不息的理念,树立了清白做人做事的门风。

林瀚的孙子林燫是林家的第三代尚书,他的尚书府毗邻权贵豪门,却是破陋不堪。即便刮风下雨,屋漏积水,他仍甘于清贫,恪守廉洁,在墙角开辟半亩菜地,以种菜浇水为乐。这种不屑攀附权贵的修为与他的祖辈父辈们一脉相承,受人敬仰。清末民初,林瀚第14世裔孙林斯琛,作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先后参与广州起义、武昌起义、福建起义,一生精忠革命,淡泊名利。

从明代至今,远至明代进士、尚书,近到民国时期福建政务院副院长林斯琛,林氏家族之所以能够代代贤人辈出,得益于林氏家族洁身修廉、清白传家的家风家训教化润养。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良好家风,让其家族长盛不衰、延绵不绝。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