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纽约爱乐乐团有哪一项是冠绝乐坛，任何顶尖交响乐团都望尘莫及的，那一定是网上资料库的丰富程度。

打开纽约爱乐乐团的历史，仿佛就打开了一部关于“古典音乐在美国”的历史。

点开乐团的官方网站，超过130万页的带有指挥家标记的总谱、带有演奏记号的分谱、节目单与节目册、演出照片等文件可随意检索，从1842年到今天的每一场演出的资料应有尽有。很难想象将一部170多年的乐团历史完整地梳理一遍，又事无巨细地搬上互联网需要多大的工作量，是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一件壮举，但我可以猜想，做这件工作的人一定是带着骄傲感，将每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文件导入档案的。

文／徐尧 

前文说过，在讨论音乐史时，184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维也纳爱乐乐团与纽约爱乐乐团都在这一年成立，前者是在旧大陆上首屈一指的音乐之都，后者则是蓬勃发展中的新大陆的象征。但千万不要误以为维也纳就是音乐家们的城市，纽约就是金融家与企业家的领地。

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同时也是华盛顿·欧文、艾伦·坡与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纽约，这座城市里同样氤氲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仅仅是缺少了一些音符的点缀而已。

用音乐点亮这座城市的，是一支全新的交响乐团。在读纽约爱乐乐团的历史时，我有时会想起上海工部局乐队，当这支乐队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时，倘若按照今天的习俗，节目单上的每一首作品都可以不需过多查证就标注为“中国首演”。

在纽约爱乐乐团的历史上，由他们举行“美国首演”的作品已经有数百部之多，乐团官网上提供了一个可以下载的表格，全部打印出来长达十几页纸，里面详细注明了每部作品首演的时间与指挥家。

这个长长的名单从1843年2月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开始，之后还有贝多芬的第七、第八、第九与第四交响曲，门德尔松的《芬格尔山洞》序曲、第三交响曲与小提琴协奏曲，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与舒曼的《曼弗雷德》等。再接下来则是勃拉姆斯的两首钢琴协奏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李斯特与瓦格纳的音乐，柴科夫斯基的全部交响曲。慢慢地，布鲁克纳与马勒的名字也出现了，20世纪的那些我们或是熟悉或是陌生的作曲家们都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纽约爱乐乐团。

到了新千年，指挥家余隆的名字也出现了，伴随着叶小钢（《大地之歌》中的《效古秋夜长》）、赵麟（《度》）、陈其钢（《万年欢》）与安迪·秋保（《乒乓协奏曲》）一起载入了乐团的史册。

也许每一片新大陆都需要这样的一支乐团。在贝多芬的时代，每当维也纳诞生了一部新的音乐作品，英国的爱乐协会就总会想方设法地把它弄来，为伦敦市民演奏，使得英吉利海峡从未阻挡音乐的传播，直到埃尔加与沃恩·威廉斯等英国自己的交响巨人出现。

之后，是纽约爱乐乐团成为了大西洋彼岸的瞭望塔，它让与旧大陆相隔万里的美国在音乐方面与欧洲几乎保持同步，直至20世纪的美国作曲家们一鸣惊人。

从工部局乐队开始的一大批中国乐团，其实也不过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些乐团用一部接着一部的“中国首演”，如同愚公移山般地将几百年的西方音乐史“搬”来中国，那么如今中国的音乐文化、音乐生活都无从谈起，至于像叶小纲、赵麟与陈其钢的优秀作品在欧美顶尖乐团里频繁得到演奏机会，更将无从谈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的规律大抵如此。

6月27-28日，纽约爱乐乐团将在星海音乐厅演出两场音乐会，指挥家梵志登将带领乐团演奏四部交响名作。在这四部作品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不仅最为观众熟知，同时也与这支乐团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的几百部“美国首演”里，贝多芬的“英雄”是其中的第一部，更仿佛成为了这支乐团的注脚。

其余的三部作品虽然并非由纽约爱乐乐团举行首演，但翻看乐团历史，莫扎特、勃拉姆斯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都频繁出现，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第四交响曲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与第十交响曲等，以及莫扎特的大量音乐作品都是由他们最早介绍给美国听众。而听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奏，听众往往会产生与听欧洲乐团截然不同的感受，二者之间音色的差别几乎是一耳朵就可以辨认的。

尽管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音乐的演奏风格越来越趋同，但地理位置上的巨大差异还是让美国乐团的声音特质普遍与欧洲不同，这与两类乐团使用乐器的音色特点、演奏风格等都有关系。如果你听惯了欧洲名团的演奏，那么大可敞开胸怀，去理解带有美国味道的欧洲音乐是如何用迥然不同的风格自圆其说。

1843年2月，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在美国纽约由纽约爱乐乐团首演。2019年，同一个乐团首次在广州演出这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品，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