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由CAPHC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中心褚倩教授主持。

 褚倩 教授

CAHPC主任委员陈元教授致辞中指出CAHPC成立以来，重在与国际接轨，跟随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RPC）、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SCRC），通力协作制定和颁布相关指南和规范，创办《PALLIATIVE MEDICINE 中文版》，推动中国肿瘤姑息和支持治疗的规范化和人文化的发展。同时，搭建中青年专家的学术活动平台，注重中青年医师的培养、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在国内率先倡导和培训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将姑息支持治疗和医学人文的理念引入社区和家庭。“华佗工程”是由中国医促会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卫健委有关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相关要求而发起实施的专项医疗技术帮扶项目，以“提升基层医疗水平”和“下沉优质医疗资源”为目标，探索以人为本的医疗健康服务创新模式。

CAHPC积极响应“华佗工程”整合优质医疗资源、重心下移帮扶基层的号召，旨在促进我国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事业在基层医院的健康蓬勃发展，引领中国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发展走向“规范之路，人文之路，创新之路”。

陈元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中心主任袁响林教授表示，武汉同济医院肿瘤科高度重视肿瘤姑息治疗工作，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于世英教授的带领下广泛开展以控制癌痛、止吐、骨转移、心理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肿瘤姑息治疗工作，陈元教授自担任CAHPC主任委员以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如创办《PALLIATIVE MEDICINE 中文版》，进行各种公益巡讲等。华佗工程公益行活动的意义，不仅是学习华佗的高超医术，更是学习他医者仁心的精神，学习其中人文关怀的理念。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能提高省内外临床医疗工作者对于患者身、心、社、灵全方位的关怀，提高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的水平！

袁响林 教授

CAHPC荣誉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中心于世英教授指出，今年的5月12日，恰逢护士节和母亲节，双节同庆，本来就是一个温暖的日子。在今天，我们召开本次会议，并且正式启动2019年华佗工程公益行-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系统活动，更是为这个日子添加许多温馨的成分。华佗作为我们的前辈，在外科学、麻醉学、医学公益活动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要学习华佗的精神，为患者提供好的医疗服务，加强医患沟通，正如2009年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提出的《武汉宣言》一样：“重视姑息治疗，改善生活质量；从愿望到行动，探索中国癌症姑息治疗发展之路”。

于世英 教授

最后，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吕家高教授指出，百年同济，名医荟萃。武汉同济医院秉承“格物穷理，同舟共济”的院讯，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医学丰碑，创建了手术治疗基地、疑难急危重症救治基地、高知高干医疗保健基地、新技术新业务创新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等，医院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华中第一。同济医院肿瘤科是国内肿瘤学专业最早成立的专科之一，历经近60多年的开拓创新，已发展成为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学术力量最雄厚的肿瘤学医疗、科研、教育基地之一，历年来住院人数、放疗人次、科研成果均位于国内综合医院肿瘤科前列。武汉同济医院高度重视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工作，以肿瘤科为例，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广泛开展一系列肿瘤姑息治疗工作，参与编写了多部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方面的指南和丛书。近年来，重视患者身、心、社、灵的和谐统一，将肿瘤姑息与支持治疗纳入抗肿瘤治疗的全程管理，已经成为肿瘤科日常临床工作的常规。

 吕家高 教授

直击现场

吕家高教授、于世英教授、刘巍教授、陈元教授、袁响林教授、刘勇教授、褚倩教授正式启动“2019华佗工程公益行—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系列活动”。

学术报告环节

随后开展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学术活动。大会第一场学术活动“居安思危、意心呵护”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邓涤教授，武汉协和医院肿瘤医院胡建莉教授主持。

陈元教授进行了题为《姑息与人文使肿瘤治疗更有效》的演讲。陈教授指出，现代姑息治疗的概念，是针对患者及家属的特殊的照顾，是对疼痛及其它不适进行有效的治疗，根据患者及家属的需要同时给予心理及精神上的帮助。姑息治疗的目的，是预期性、预防性、减轻患者及家属的痛苦，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无论疾病的分期和是否需要其它的治疗。

如果按照2006-2014年之间姑息治疗需求量增长速度来计算，到了2040年，姑息治疗需求量将较现在增加42.4%。中国姑息治疗近十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2009年，我们提出了《武汉宣言》，承诺在不同层面，加强姑息医学教育；为保障姑息治疗基本药物得到合理应用而努力；宣传交流，为发展中国姑息治疗寻求更多支持。

2011年，卫健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活动。2017年颁布了《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2017年版）》首次在全球对“难治性癌痛” 做出了定义（由肿瘤本身或肿瘤治疗相关因素导致的中、重度疼痛，经过规范化药物治疗1～2周后，患者疼痛缓解仍不满意和（或）不良反应不可耐受）和诊断标准（1.持续性疼痛数字化评分≥4分和（或）爆发痛次数≥3次/天；2.遵循相关癌痛治疗指南，单独使用阿片类药物和（或）联合辅助镇痛药物治疗1～2周患者疼痛缓解仍不满意和（或）出现不可耐受不良反应）。骨转移，肠梗阻，呕吐，贫血，中药的一系列指南和专家共识的制定，中国肿瘤姑息治疗培训学院CPAI的开展，《国家安宁疗护实践指南》的公布，和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恶心呕吐、恶液质等），使得中国姑息治疗事业在世界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

 陈元教授 题为《姑息与人文使肿瘤治疗更有效》

CAHPC前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刘巍教授进行了题为《呕吐那些事儿：肿瘤治疗中不可忽略的CINV预防管理》的演讲。

刘教授指出，从1983年至2016年的多项调查显示，化疗相关性呕吐（CINV）一直是困扰着患者排在第一位的症状。虽然目前有了免疫治疗、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等致吐性更低的治疗方案，但鉴于化疗药物的基石地位，仍需要临床医师特别关注。以KEYNOTE 189为例，派姆单抗联合含铂双药治疗晚期NSCLC，试验方案中特别强调了三联止吐方案的重要性。“零CINV”应该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CINV应该从第一周期就开始预防用药，如果第一周期发生CINV，第二周期发生CINV的可能性会增加6.5倍，第三周期会增加14倍。

有研究指出，CINV有效控制的最大障碍是现有指南的依从性差。尽管目前已经有多个机构都发表了CINV的预防和管理指南，但是研究表明许多患者并没有接受基于指南的止吐治疗。2019发表在《support care in cancer》上的一篇文章指出，49%的高致吐性化疗患者的止吐方案未遵循指南。临床上常用的自陈式CINV评估工具包括MASCC止吐评价工具（MAT）、罗德恶心呕吐指数量表（INVR）、莫洛恶心呕吐评估量表（MANE）、呕吐生活功能指数量表（FLIE）等，各自有自己的特点，但都比较繁琐。

刘教授重点介绍了加拿大渥太华医院研发的CINV风险模型，这一模型充分考虑了化疗药物本身和患者的自身特点，点击http：//www.rishcinv.org网站后，填写化疗方案，第几周期，性别，年龄，预期发生CINV，孕吐史，睡眠时间，既往用药等，网站会自动计算患者发生呕吐的风险并推荐相应的止吐方案,进而指导临床践行，某种程度实现CINV管理以人为本的目标！

刘巍教授 题为《呕吐那些事儿：肿瘤治疗中不可忽略的CINV预防管理》

CAHPC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徐州医院刘勇教授进行了题为《难治性癌痛的药物治疗》的演讲。

刘教授指出，按照三阶梯的治疗原则，将近80－90％的病人疼痛可基本缓解，但是还有10-20％的病人无法解决疼痛问题。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RPC）难治性癌痛学组牵头，集合肿瘤、姑息、疼痛多领域专家之智慧，经多次讨论，最终于2017年8月制定、发布了《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

《共识》指出，难治性癌痛的综合治疗需要根据不同强阿片类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点、给药途径、以及患者的体能状态和病理特点来进行综合考量。药物治疗的目标是持续、有效的消除／缓解疼痛；最大限度的改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防止不规范用药；将疼痛及治疗带来的心理负担降至最低，需要按照WHO三阶梯止痛治疗方案进行综合治疗。

微创介入治疗是针对难治性癌痛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案，介入时机包括癌痛急症（重度癌痛，NRS>8）；中、重度疼痛，经过规范化药物治疗1~2周疼痛缓解仍不满意和/或不良反应不可耐受；需要通过微创治疗减少镇痛药物剂量、 降低不良反应。常用方法包括患者自控镇痛泵技术（PCA）、神经毁损术、经皮椎体成形术（PVP）、放射性粒子植入术、鞘内药物输注系统植入术（IDDS）。以PCA为例，它是由医护人员根据患者身体一般情况和疼痛程度，预先设置镇痛药物剂量，再交由患者“自我管理”的一种疼痛控制技术。PCA是通过PCA泵来实现的，可以通过皮下、静脉、硬膜外/鞘内、外周神经等方式给药，常用药物包括舒芬太尼、氢吗啡酮、吗啡等，其中舒芬太尼和氢吗啡酮起效迅速，治疗指数远高于吗啡，广泛应用于肿瘤姑息治疗。可以说，PCA等介入技术是“三阶梯”上的第四阶梯，对于控制难治性癌痛来说十分重要。

 刘勇教授  题为《难治性癌痛的药物治疗》

大会第二场学术活动“聚势谋远、磨砺聚变”由湖北省肿瘤医院冉凤鸣教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李娜教授主持。

CAHPC委员，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林劼教授进行了题为《破浪乘风，肺癌免疫治疗：新的选择，新的希望》的演讲。

林教授以免疫治疗的时间发展为线索，以“昨天、今天和明天”为题，首先在“昨天”中回顾了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中，KEYNOTE 024研究证实：与含铂双药化疗相比，帕博丽珠单抗能够为PD-L1 TPS≥50%的NSCLC患者带来PFS和OS双获益。而对于PD-L1 TPS≥1%NSCLC而言，KEYNOTE 042研究显示帕博丽珠单抗也能带来生存获益，进一步证实了其在PD-L1 阳性患者中的治疗地位。在“今天”的部分里，着重从化疗和免疫联合治疗的相关研究入手，KEYNOTE189研究针对初治IV期非鳞，无EGFR或ALK敏感突变的NSCLC患者，帕博丽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铂类化疗对比安慰剂联合培美曲塞+铂类化疗，中位PFS分别为8.8个月和4.9个月，OS也取得了获益（NR vs 11.3m）。

此外，在以阿特珠单抗联合治疗为代表的IMpower130、132、150研究中，试验组的PFS也取得了阳性结果。对于晚期肺鳞癌而言，KEYNOTE 407和IMpower131研究均证实了免疫联合化疗的疗效。一项荟萃分析显示，无论PD-L1表达水平如何，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均显著改善ORR、PFS、OS。林教授同时讲述了2019年免疫治疗在特殊NSCLC人群中取得的新进展。

对于EGFR突变患者而言，IMpower150研究显示，阿特珠单抗联合化疗同时加用贝伐单抗能够让EGFR突变亚组患者PFS获益，尤其是那些接受过TKI治疗的患者。对于年龄大于75岁的老年患者而言，与化疗相比，帕博丽珠单抗在PD-L1 TPS≥1％和≥50％组中均表现出OS的改善，这与其他研究的总体人群以及年轻患者人群的结果相符合，且安全性好，主要不良反应并未增加。对于肝转移或脑转移的晚期NSCLC患者而言，IMpower150研究显示阿特珠单抗联合化疗同时加用贝伐单抗，能够显著延长肝转移患者的生存。KEYNOTE-189研究亦证明，对比安慰剂联合培美曲塞和铂类，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和铂类一线治疗肝转移或脑转移的NSCLC，有显著的生存获益和可控的安全性。免疫治疗现在才刚刚一只脚迈进门槛，明天还需要在生物标记物丶免疫治疗应用时机丶更多治疗方法的联合等方向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林劼教授  题为《破浪乘风，肺癌免疫治疗：新的选择，新的希望》 

CAHPC委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申鹏教授进行了题为《从临床角度看PD-1抑制剂的异同》的演讲。

申教授指出，不同PD-(L)1单药肺癌二线应用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纳武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和Atezolizumab的二线临床研究均取得成功，但Avelumab对比多西他赛二线研究OS却无显著差异。在PD-(L)1单药肺癌一线应用临床疗效方面，KEYNOTE-024和KEYNOTE-042 (帕博利珠单抗)取得阳性结果，而CheckMate-026(纳武单抗)与对照组相比PFS、OS均无显著差异。免疫联合治疗肺癌一线应用方面，KEYNOTE-407比较IMpower131：似乎KEYNOTE-407在OS获益方面更胜一筹；KEYNOTE-189比较IMpower132：前者的中期OS显著获益，而后者的中期OS未见获益。

追本溯源，可从三个角度浅析免疫药物疗效异同：药物本身的不同：纳武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均有S228P修饰使抗体结构更稳定，各种PD-1抑制剂亲和力也有不同。同时药物体内分布存在差异，临床前研究表明帕博利珠单抗在肺中的分布较高，而纳武单抗在肺中的分布较低。临床试验设计的不同：例如对于PD-L1表达人群的选择，组织学类型，主要终点评估方式，是否交叉治疗；检测方法的不同：不同的临床研究采用不同的抗体、不同的PD-L1 IHC评分系统和表达水平作为阳性临界值来对基于PD-L1筛选的患者亚组进行分层，都有可能影响临床试验结果。

因此，在免疫治疗的战国时代，免疫治疗的选择应参考以下原则：第一原则：按照国内适应证优先；第二原则：特殊情况下的使用，可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药品说明书中注明的用法，或参考权威学会或组织发布的诊疗规范、指南；第三原则：患者便利程度，尽量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其他考虑因素：包括药物可及性+经济性。

 申鹏教授  题为《从临床角度看PD-1抑制剂的异同》

 华佗工程公益行-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巡讲武汉站专家合影

 大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