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推荐一本好书唐启华老师的《巴黎和会和中国外交》。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历史短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也是很模糊，仿佛就是军阀混战卖国求荣，国内历史教材似乎也已经盖棺定论。本书利用大量一手资料，还原了当时外交的复杂性。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弱国，虽说无外交，但是凭借各位政治家外交家的积极努力，事实上为中国争得了很多实质性的好处。但是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因为国内各派系政治斗争而煽动起的民粹主义，普通民众因为不了解外交机密，普通民众认为签约就是卖国，从而向北洋政府施压，北洋政府业迫于民意不得不放弃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最终使中国外交更加复杂化。

本书主要探讨一战爆发到巴黎和会结束这段时间的中国外交，这个课题以往只是作为政治史的必要背景，几乎没有作为单独的外交史就行研究。作者试图做的，是颠覆长久以来形成并早已进入教科书的民族主义标准观点：北洋政府亲日卖国，对日借款缔约换文，“巴黎和会”上要将德国在山东权利交给日本，甚至训令代表签约，导致外交失败，最终激起“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令三个亲日卖国贼仓皇下台，代表拒签合约，稍挽国权。

读这本书之前，可先读氏著《洪宪帝制外交》，了解作者眼中这段外交史的前期状况。《洪宪帝制外交》主要通过排比分析中、日、英外交档案，指出袁世凯在所谓“二十一条”交涉中并未丧权以换取日本支持称帝，而是始终坚持中国自主体面，不肯迁就日本。日本虽取得表面胜利，对袁则忌恨已深，决意去袁。袁以为通过英法等国支持，足以抗衡日本，遂积极推动称帝，在遭到日本主导的列强劝告后更想通过参战提升地位，不料英国在巴尔干战场遭到重挫，不得不对日妥协，以换取其维护东亚秩序。日本主张对华友善的元老派势力削弱，醉心帝国主义外交的参谋本部及陆军得势，同志士、浪人一起，积极援助中国反袁势力，向华南岑春煊、华中孙文黄兴提供资金，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北部制造骚乱，最后通过停付北京盐款余金，最终导致袁世凯政府财源枯竭、财政崩溃。袁虽帝制失败垮台身死，日本的露骨干涉则激化中国反日民族主义，以及列强疑惧，四面树敌，并未得什么实惠！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主要也是从中外相关档案中探微索隐，对这段时期的外交史事进行连缀、铺叙和论述的。作者指出，清末参加的两次海牙保和会，是近代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和组织的重要初始阶段。民国时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陆征祥继续组织保和会准备会，随着1914年欧战爆发并蔓延到东亚，日英联军假道山东进攻青岛，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保和会准备会转而讨论山东问题与如何加入战后和平大会问题，活动积极，北京政府并非如原来学界所认为的那样对和会没有准备。

鉴于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以公开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尊重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以公理正义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朝野备受鼓舞。欧战停火后，北京外交部加紧和会筹备，顶住军界联日主张，早在民间反日之前便确定了“联美制日”方针。外长陆征祥1919年到巴黎，在和会开幕前已决定提出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问题，这才有了和会上顾维钧的精彩发言，以及美国趁势要求日本公布中日密约，让日本措手不及。日本见招拆招，趁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之机，坚持与中国所订山东协议及与英法所订密约有效，若和会不承认则不加入国际联盟，英国认为日本对战事有贡献，日本不加入国联，英国也不加入，法国对日表示支持。威尔逊势单力孤，为保全国联，不再坚决支持中国立场。而日本代表也不得不在4月40日四国会议上声明，承诺放弃德国在山东之政治权力，只继承经济权力，但坚持不可写入对德合约。

日本代表的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在意的归还胶澳主权及日本继承德国经济利益的限度，都做了明确保证，并得到英、法、美三国的确认，中国力争的保留对德合约山东条款事实上有了相当足够的保障，实在算不上“外交失败”。中国代表团内部虽有分歧，但得知日本声明内容后大致倾向签字，奈何政府与民意乖离日甚，国民不知外交机密与复杂内情，群情激愤，认定签约即等同于亲日卖国，此事已非单纯法律与外交问题。代表团最后拒绝合约签字，听命的对象已经不只是北京政府，还有全国民心。关于山东问题，日本名义上得胜利，中国事实上得实惠。拒签对德合约，让中国免除了山东条款的拘束，实质则享受日本声明的利益，日后的华盛顿会议，中日山东条约的基础恰是日本声明的内容。

中国和会外交还有其他成绩：参与草拟国际联盟盟约并成为创世会员国；后与德国单独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签署对奥、匈、保三个合约收回部分特权；通过条件说帖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等等。

巴黎和会后，日本不但没有胜利的喜悦，还感受到相当的挫折：和会上中日密约的公布，大损日本国际形象；山东条款虽然维护了面子，但中国代表团的拒签和北京政府碍于民意的不接触政策，让山东问题悬案化；美国国会不批准对德合约，也使山东问题国际化；尤其是中日、日美关系恶化，更增烦恼。

作者认为，巴黎和会外交的被低估，与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民族主义口号密切相关，而将和会外交失败归罪于三个卖国贼，似与研究系借外交问题攻击新交通系有关。学生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应为梁启超24日自巴黎电告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文，警告政府及国民万勿签字。外交协会接到电文后，由林长民5月1日拟稿《（代论）外交警告报敬告国民》，2日发表于同研究系关系密切的《晨报》头条，后来的《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似受此文影响。林长民在学生爱国运动中出力不少，5月5日与汪大燮、王崇惠联名力保被捕学生，助学生成立联合会，还上街演讲抨击曹汝霖等卖国。当时阎锡山派在北京的亲信有不少相关报告，如“研究系借题发挥，意在此而不在彼，已足捣乱而有余。鄙意诚恐自此以往，如研究系者不知凡几，均将起而利用时机做题外之文章，学生无知无识，为人利用固然可惜，诚恐愈演愈烈成爱莫能助之势，则国家危矣。”

如何破除支撑近代史诠释架构的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和神话，这依然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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