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6日,《美国移植杂志》刊发了一个器官移植的“特别”案例报告。一名器官捐赠者给5名患者提供了移植器官,术后4名患者都被发现患有乳腺癌,其中3人因癌细胞扩散死亡。专家研究证实,4名受者的乳腺癌来源于供体器官。
这个“特别”的案例引起移植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器官移植的安全性被打上问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王长希指出,这个案例属于极端个案,非常少见。目前,国内通过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可以准确追踪移植受者,采取移植器官切除,停止免疫抑制等治疗手段,患者可以很好获得生存。
疑问:供体既无相关病史也无肿瘤迹象,为何4名受者都被“传染”乳腺癌?
专家:早期乳腺癌CT、X光都无法检测,移植后定期筛查可以及时治疗
这位53岁的女性捐赠者,因蛛网膜下腔流血去世。欧洲移植协会的体检报告显示,捐赠者没有乳腺癌相关病史,也没有异常的发现或恶性肿瘤迹象。但4名受者在移植后16个月至6年内发现乳腺癌,专家通过DNA标记物检查确定癌细胞来自供体器官。
王长希表示,器官移植前医院会对供体进行常规体检,包括抽血、化验、X光、B超等,有条件的还会做CT检查。“所有感染器官、肿瘤都要被排除掉”,健康的器官才能进入患者身体。据了解,这笔供体检查费用由医院全部承担。
移植前,会对供体进行体检,保证器官健康,无感染、肿瘤。
之所以进行这么严格的检查,是要对移植受者的生命安全负责,过去曾因检查失误而酿成悲剧。
2007年,美国纽约州15岁少年亚历克斯·科恩尼因患疑似脑膜炎去世。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肝脏、胰脏和2个肾脏分别捐赠给4名病人。然而一个月后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亚历克斯的真正死因并非脑膜炎,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淋巴癌。由于捐赠器官的癌细胞在体内迅速扩散,4名受赠者中2人因患淋巴癌去世。
但是,乳腺癌是个“狡猾”的敌人,它会很快转移,甚至进入到很小的细胞。王长希指出,乳腺癌会全身“走动”,进入肝脏、肾脏、肺脏等地方“潜伏”。“早期的乳腺癌,CT、X光检查都发现不了”,他表示,即使美国、欧洲有非常严格的捐献检查系统,还是不能避免“漏网之鱼”。
案例报告指出,这是第一例显示多组织手术后乳腺癌从1个供者传递给4个受者。但王长希表示,这种案例属于极端个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易述红也指出,这个案例在上万例的移植手术中是非常罕见的。
移植受者需要定期进行肿瘤筛查,及时发现病变进行治疗。
虽然移植前无法阻断所有“隐患”,但移植后通过定期检查,及时发现病变,通过治疗可以挽救很多生命。案例中唯一存活的32岁右肾男性受者,在接到医院通知后进行了胸部CT扫描。2011年7月,他检查发现大量蛋白尿,怀疑是抗体产生的排斥反应。之后,医生迅速采取治疗措施消灭癌细胞,一年后这位男性患者的乳腺癌因为早期发现并给予相应治疗而得到完全缓解。
因此,王长希强调,移植患者术后需要定期筛查肿瘤,“一般这种检查是终身跟踪,及时发现后患者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治”。
此外,器官移植后,患者感染病毒、细菌、结核的风险也会相应加大。但王长希指出,这些通过积极预防,早期检测诊断,合理用药可得到较好控制。
疑问:5名移植受者有4人出现乳腺癌,移植后患癌机率上升?
专家:移植后服用免疫抑制剂会降低免疫能力,增加患癌率
该案例中的5名移植患者,有4人都出现了乳腺癌,这个机率不禁让人担心移植后的患癌风险。
加拿大多伦多圣迈克尔医院普通外科主任Nancy Baxter 博士2016年1月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发表研究文章指出,“我们发现,没有癌症史的移植受者死于癌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两倍”。
王长希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表示,移植后患者要服用免疫抑制剂,保证“外来”器官与自身和谐相处,不会“打架”。“但是免疫抑制剂降低了人体的免疫功能,肿瘤细胞就不能被自身免疫系统清除掉,因此患癌症的机率就会上升。”
免疫抑制剂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移植科2010年1月刊发论文指出,恶性肿瘤在器官移植受者中最常见的为皮肤癌、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和肾癌等,发生率高达5%-10%,并且随着移植后时间的延长,发生率每年增加1%-2%。
案例中,唯一存活的移植受者在发现乳腺癌后,进行了移植肾切除,停止服用免疫抑制剂,并进行化疗,最后乳腺癌得到完全缓解。在2017年4月最后一次随访中,该名患者没有发现肿瘤,并希望接受第二次器官移植。
王长希告诉记者,这也是目前器官移植后发现肿瘤后普遍会采取的治疗措施。“这样肿瘤会慢慢消失,患者切掉肾脏后,还可以依靠透析维持生命”,弊端就是透析费用比较高,更糟糕的是生活质量也会明显降低。
此外,器官捐赠者如果是因低度恶性脑肿瘤去世,其他器官在检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捐赠器官。王长希表示,其他类型恶性肿瘤患者一般是因器官衰竭而死,大部分情况下不适宜进行器官移植。
疑问:一个供体多个受者,这种做法安全吗?
专家:未来这样的病例会越来越多,科学的系统管理有助于预警、减少死亡
案例中,捐赠者的心脏、肾脏、肝脏、肺分别移植到五位患者体内,心脏受者在移植后5个月由于严重感染去世。其他4名受者在移植后的16个月至6年内发现乳腺癌,经DNA标记检查显示癌细胞是捐献者器官带来的。
一个捐献者同时给多名患者提供移植器官,这种做法是否安全?王长希表示,这种做法是未来器官移植的趋势。
“过去医院之间的协作沟通不够完善,一个医院做完移植后,剩余可用器官有时被浪费掉”,另外,他指出现在技术提高了,可以让捐献者的可用器官都充分发挥作用,未来一个捐献者给多个患者提供移植器官的病例会越来越多。
未来一个捐献者给多个受者提供移植器官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同时,科学、完善的系统管理,可以帮助我们预警、减少死亡的发生。案例中, 2008年8月,移植后第16个月,移植了双肺的女性患者检查患有乳腺癌。证实为供体来源的癌细胞后,2010年1月欧洲移植协会通知了另外三名患者进行肿瘤筛查,最终右肾移植受者经过治疗,保住了生命。
据王长希介绍,中山一院曾经接诊一名移植后出现肾脏肿瘤的患者。检查发现,该名患者的肿瘤是来源于供体。于是,中山一院马上通知另外一名接受了同一供体器官的受者,检查后发现该受者也患有肿瘤,最后通过及时治疗挽救了生命。“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器官捐献的跟踪、记录系统,当时我们就是通过系统查询,才能准确找到另外的移植患者”。
据悉,2013年国家卫健委依照《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筹备建立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9月1日系统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使用。该系统不仅可以准备追踪供体、受体的详细信息,而且保证了器官分配的公平性和无人为干预。器官分配是按照国家政策由计算机系统生成匹配名单,随后依次向医院发送分配通知书。
中国器官移植困境:供需不平衡、移植费用高昂
在器官移植中,医生之所以提倡一个捐赠者对多个受体进行移植,关键原因是器官移植正面临供需严重不平衡问题。
中国人体器官捐赠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算了一笔账:“一位捐献者的不同器官,通常可以满足3位受者的需求。我们每年在ICU死亡的人数是600万,其中每1000个在重症病房去世的人中,只要有2个人捐,就可以满足中国人在器官方面的需要。”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今年两会接受采访时指出,2016年,我国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器官11296,比去年提高近50%,占累计捐献总量的41%。但黄洁夫曾公开表示,中国内地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为30万,每年器官的供给量却十分有限,供需比接近1:30。
中国器官移植供需比大约为1:30。
2015年1月1日,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器官供需失衡问题更加突出。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器官供求的形势明显好于中国内地,截至2016年底,美国的器官供需比约为1:4。
此外,中国人的器官捐献意愿与西方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2016年,中国内地的百万人口年器官捐献率仅为2.98。相比于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43.4),以及美国(30.98)差距显著,而在中国香港地区,这一统计指标也达到了6.3,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两倍有余。
而对每一位接受移植的患者来说,不仅供体难求,高昂的费用也是一大难关。黄洁夫表示,中国每年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而真正在医院等待移植、能支付移植费用的只有3万人。更多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只能放弃手术。
百万人口捐献率增长约100倍
器官移植的中国模式得到国际认可
令人欣喜的是,供需不平衡相比过去有所好转,移植费用问题也受到人大关注,中国的器官移植看到了更多希望。
2010年3月,我国在16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正式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在2010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报名登记1038人,捐献器官88个,实现捐献34例。七年后,百万人口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激增至2016年的2.98,增长了大约100倍。
中国百万人口捐献率2016年达2.98,相比2010年增长了大约100倍。
目前,中国共有178所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器官捐献量与移植量逐年上升。截至2018年9月9日,中国内地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1.93万例,捐献器官突破5.4万个。其中,2017年完成器官捐献5146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6万例,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前5个月,完成捐献2459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7559例,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了24.6%和20.7%。
截至2018年8月9日,中国内地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1.93万例。
此外,黄洁夫在2016年两会期间,就表示器官移植有望纳入大病医保。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可以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参与器官分配的机会。
2018年7月1-3日,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在西班牙召开。中国器官移植改革发展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移植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据悉,早在今年3月,联合国与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共同发布了《梵蒂冈教皇科学院践行伦理道德会议宣言》(下称《宣言》)。在第四部分,《宣言》用整章介绍了监管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并认为中国取得的成果“标志着一个‘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新时代’已经诞生”。
所谓“中国模式”,包括6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二是法制保障,三是建立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四是制定符合国情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三类标准,五是出台人道主义救助、荣誉表彰和缅怀纪念的政策,六是形成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器官捐献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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