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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动撤侨到最后一位侨民抵京,前后10天,一人未丢,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行动,留下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他们挨家挨户给宾馆作动员,冬天在家里休息的当地工人真的返回了岗位。李杰仅用18小时便协调完11家宾馆,首批订好的6500张床位足以满足第一批侨民。
首批到港的晚上,希腊海岸警卫队发现,一艘被租用撤侨的希腊客轮人数超载了:船只本身核定载客2000人,却载了2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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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卢义杰
这次到中国,埃莱夫塞里奥斯·伊科诺姆是来“发签证”的。
▲2011年2月27日上午,国航第三架包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从希腊克里特岛接回328名中国同胞。(视觉中国/图)
2018年6月1日起,他担任董事长的希腊全球签证中心,相继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开幕。与之形成对照的是,7年前,时任希腊警察总监的他参与组织、执行了协助中国政府的利比亚撤侨行动,那时,希腊政府顶着压力,使得战乱中来不及办签证甚至未持护照的13185名中国侨民借道回国。
“我们没有真正的先例可循。”6月上旬一次开幕仪式的前一天,这名后来出任希腊公安部部长的前安全高官接受南方周末独家专访,首次对中文媒体披露撤侨内情。交通、出入境、住宿、安保,一系列技术细节值得复盘。
实际上,地中海东部的希腊第一大岛克里特岛是2011年撤侨行动的重中之重。3.5万余侨民,有2万人须通过海路撤离,而这当中又有1.3万多人将被安置在克里特岛。媒体则注意到,以此为中转的撤侨,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并首次采用了“将人员摆渡到第三国再撤回国”的方式。
从启动撤侨到最后一位侨民抵京,前后10天,一人未丢。南方周末了解到,中国外交人士亦在不同场合总结经验,既思考外交政策如何能让中国在紧急撤侨中“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也试图在机制上提炼优秀做法。
伴随国力增长,中国对海外公民安全的保护力度正持续升级。2018年3月,《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例(草案)》开始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表态“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领事保护与协助体系,提供必要的人员、资金保障,增强海外中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正当权益保护能力”。
1
挨家挨户急事急办
2011年初,利比亚局势几乎是一夜之间急转直下的。当年2月21日晚,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国家,执政当局丢掉了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等八个城市,武装冲突甚至蔓延到首都。利比亚被推到内战爆发边缘。
更早些时候,中国在利比亚的侨民已遭遇多次武装洗劫,枪声、爆炸、叫喊声,有时彻夜此起彼伏。
在隔水相望的希腊,2011年是伊科诺姆担任警察总监的第三年。他与中国缘分颇深,曾在2004年向中国警方介绍希腊雅典奥运会的安保经验,女儿也喜欢中国,一度到北京学习一年的中文。
密切关注利比亚局势的他,很快接到了希腊政府的命令:中国政府将经希腊从利比亚撤侨,希腊警方需提供帮助并执行一定计划。
事实上,就在2011年2月21日当晚,中国政府两路人马已经在行动:国务院成立了撤侨应急指挥部,时任副总理张德江任总指挥;驻希腊大使则正式照会希腊外交部秘书长,希望借道撤侨。张德江表态说:“国家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将所有中国民众从危险中撤离。”
事后统计,这其中有35860名中国侨民。往哪里撤?中国政府的思路是以最快速度,海陆空联动,能走天空就找飞机,能从海上撤就找船。距班加西港仅七百余公里的希腊克里特岛,成为海路中转站的首选。
“我们也知道,中国侨民在利比亚时时刻刻处于危险当中,时间特别紧张。”伊科诺姆向南方周末透露,当时,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提供了一两万人的宏观借道人数,这对旅游大区克里特岛来说压力并不大,“那里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基础设施比较全,人民比较热情好客。”
伊科诺姆派了一名警察少将到克里特岛,时任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武官李杰也飞抵那里。李是伊科诺姆的“老熟人”,在高层出访安保、华人社区警卫等日常工作中,他们紧密配合,伊科诺姆更把这次合作称为“共同战斗”。
“这么大规模的撤侨,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先例可循。”伊科诺姆说。尽管1997年和此后2014年,希腊也曾两次用军舰协助中国撤侨,但人数远不及万人。
严峻的问题来了。2月是克里特岛的旅游淡季,当地宾馆大多歇业了,以往通常十来天才能恢复营业。1.3万名侨民来了,住哪里?
曾在希腊留学4年的李杰庆幸,他有一名朋友与克里特岛类似行业协会的组织关系较好。他们用了最“笨”的办法:挨家挨户给宾馆作动员。
“哎,王老板,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希望你,真的,希望你一切别按照原来的节奏,一定多请工人,赶紧帮忙打扫,真的。”李杰对南方周末模仿着当年的语气,“急事急办,‘求’着他们,我说,多危急啊,时间很宝贵,时间就是生命。来了以后,没地方住怎么办,船已经去接他们了,就在路上了,第二天下午就要到了。”
宾馆老板真的理解了。冬天在家里休息的当地工人返回了岗位。有人算了时间,截至2月23日,李杰仅用18小时便协调完11家宾馆,首批订好的6500张床位足以满足第一批侨民。随后,床位陆续增加到1万多张。
“价格非常公道。”李杰连说了两句“真不贵”,在旺季,宾馆每天的住宿费可能要一两百欧元,但接待撤侨时,不过几十欧元。这些钱不用侨民来掏。
克里特岛在准备住宿的时候,2011年2月23日,租用的希腊船只也正向利比亚驶去。彼时正是地中海风浪凶猛的时候,班加西外海浪高有时达8米。
船只来自希腊安耐克船舶公司。鉴于中国撤侨迫在眉睫,该公司同意先开船,后补合同。
一名参与行动的外交人士分析,当时利比亚形势恶化,哪家航运公司都很紧张,不知船只会不会一去不返,“希腊在关键时候对中国很支持,体现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当时在附近海域执行任务的中国军舰“徐州”舰,也奉命调整航向,准备为租用的撤侨商船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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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进入申根区
班加西的枪声越来越远了。航行16小时后,“希腊精神”号、“奥林匹克冠军”号上的侨民,已经可以看到克里特首府伊拉克里翁的灯火。
首批到港是在2011年2月24日晚上。但希腊海岸警卫队发现,一艘被租用撤侨的希腊客轮人数超载了:船只本身核定载客2000人,却载了2300余人。
一艘备用的撤侨货轮也出了点儿状况。按照航行规定,货轮不允许载客,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海岸警卫队可以拘留这名船长。
这怎么行?中方人员急忙交涉:这些都是平时的规定,现在不是平时,利比亚发生武装冲突,这几乎是“战时”,如果不是“战时”,也是“准战时”,“船是去解救人的,中国侨民在利比亚等待,就是处在危险之中,难道要让船长不把他们带回来,看着他们遇到新的危险吗”?
“真把对方说服了。”当年在场的一名中方人员对南方周末兴奋地讲述,而这只花了5-10分钟。
在希腊,不少重大行动都需要检察官与其他机构一起“现场办公”。港口现场的希腊检察官也当即表态,事出有因,如果海岸警卫队放行,检方不会起诉这件事儿。
首批4371名侨民终于顺利下船。十余艘次撤侨轮船此后一周陆续靠岸。
中方人员在克里特沟通、协调时,伊科诺姆在雅典没有闲着。撤侨指挥中心就设在他的办公室边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那里,实时跟踪前线情况,头两天几乎没合眼。
每天,克里特前线警方要向伊科诺姆汇报两到三次,反馈工作进度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希腊全国其他的日常警务重大事项依然需要他拍板决定。
伊科诺姆很快接到了一项挑战。
事情起因于证件。利比亚被紧急营救到希腊的中国侨民,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证件齐全的,要么护照丢了、被抢了,要么无法来得及事先办好希腊入境签证。
这触动了当地一些人士的敏感神经。希腊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路口”,难民或非法移民“只进不出”,由此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时常被希腊媒体担忧。何况,这批即将“无证”涌入克里特岛的中国侨民,一下就有1.3万多人。
更加剧外界担忧的,是希腊申根公约国的身份。在申根区,公约国相互之间取消边境管制,持任一成员国有效身份证或签证的公民可在其他公约国境内自由流动,但申根区之外,所有成员国都必须进行必要的边境控制。
“希腊作为申根国家,有义务维护欧洲申根成员国边境安全。不过,希腊政府协助撤侨的决心又是坚定的。”伊科诺姆对南方周末斩钉截铁地说,基于两个国家的友好传统,“这方面希腊政府是不会退让的”。
事实上,希腊一直是欧洲对华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信任、友谊与综合国力的共同加持,成为撤侨工作得以“一路绿灯”的重要因素。
中国驻希腊共和国大使馆政治处主任刘威曾撰文回忆,最终,使馆和希腊政府达成了口头协议,把1.3万多人按50人一组分组入境,并制作名单。这份名单盖上入境章,就算是进入希腊申根公约国了。
他感慨,危难之际,这是世界上最简便的团体“申根签证”。
李杰向南方周末分析,之所以按照50人一组,一是方便清点人数,二是一辆大巴也差不多载客50人,一辆车一组,出发能更快捷。
在伊科诺姆看来,这样一来,希腊与中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证件问题”,而另一边剩下的事情,就是去说服欧洲的申根伙伴,“让他们放心,希腊能够处理好这件事”。
3
公民安全是国家实力的尺度
伊科诺姆为入境侨民作了详细考虑,例如在山区弯道较多的克里特岛,他特别关注交通安全。
从大巴到宾馆的路上,希腊警方给每个车队派了警车护卫,在事故多发地段安排专人引导指挥。警方还对司机进行了特别教育,防止相关区域出现其他车辆的交通事故。
宾馆驻地同时加强了安保。伊科诺姆向南方周末解释,中国侨民刚从战乱地区走出来,心理脆弱,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势必会造成新的精神创伤。
那几天,各家宾馆老板也接到了警方通知,一是加强看管食品,二是确保食品制作的安全。
希腊民众热情迎客,而在中方人员看来,回国工作必须更加争分夺秒地抓紧。刘威撰文形容说:“在人员撤出利比亚之前,时间就是人的安全;在撤离人员抵达希腊之后,时间就是国家信誉。”
中国民航、外交部门昼夜运作着。一家增援撤侨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曾回忆,2011年2月25日,他们从民航部门接到克里特到北京的撤侨任务,但这是一条完全陌生的航线。以往,开辟新航线至少半年,在外交部的帮助下,他们仅两天就拿到了落地许可。
几十个华人留学生、商人也在克里特岛当起了志愿者。
2011年2月26日,第一批回中国的包机已经到北京了。对面临难民危机的希腊而言,这是一颗定心丸,刘威说,此时距首批侨民到达希腊也不过两天,“全希腊媒体都报道了”。
“我们很快用行动让欧洲的申根伙伴放心了,希腊最终处理得非常好。”伊科诺姆也认真地对南方周末说,“古希腊人讲过,朋友危难之时,我们绝对不会抛弃。”
伊科诺姆记得,一架包机通常几百人,送机时,数辆大巴车不得不在山区共同行驶,他也特别要求前线警察制定详细的护卫安排。
中方人员亦来回奔走。一些使馆官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先去港口迎接从利比亚撤出的侨民,再驱车数小时赶往机场送另一批侨民回国,不断往返。
在机场,撤侨遇到了最后一道考验。按照要求,两国必须核对回国人员名单。中方虽事先已有登记,但出关时乘客语言不通,很多人都没持护照,怎么办?
“我们想了一个方法。”李杰告诉南方周末,他们组织侨民排队,每队依旧站50人,手上贴着标有序号的不干胶。这些序号再依次与名单对照,效率大大提高。
希腊的机场工作人员十分意外:这趟班机,三百多人,二十多分钟就办完手续登记了?
这大大节省了时间,更多包机有更多时间窗口接回国民。公开报道显示,中国民航局2011年2月28日起计划每天派15架飞机,飞赴希腊、马耳他等国撤侨,这已创了中国民航海外包机的纪录,然而第二天,飞机由15架增至20架,每天能接回六千多人。
伊科诺姆同样发觉,中国侨民严格遵纪守法,希腊其实没动用太多警力处理特殊事件。
如今,面对海外撤侨等事关公民安全的突发事件,中国已日渐拥有相对成熟的应对方案。
正在制定的《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例》拟明确,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建立领事保护与协助相关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有关部门则必须开展境外安全风险宣传,提高出境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七年前希腊撤侨的诸多经验,值得借鉴。
回到2011年3月4日,夜色笼罩之下,最后一架载着中国侨民的包机即将穿越半个地球。13185人,一个不少。
在目的地北京,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墙上写着一行字:“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我们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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