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新片看懂没?你不了解的1937年的北平

电影《邪不压正》里,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潜龙在日本人的扶植下,肆意妄为,杀人不眨眼。一次饭局上,属下突然来报,有个人被害,需要朱潜龙到现场查看,朱潜龙满不在乎地说:“死个人算什么?哪有蓝先生亲手包的饺子重要?”但属下说死的是美国人,朱潜龙只好立刻放下筷子。出门时,朱潜龙向协和医院的亨德勒医生打了个招呼,亨德勒也是美国人。

一次,亨德勒骑着毛驴行走在郊外,后面赶来一支日军演习队伍。坦克上的日军军官用军刀指着他,叫他让路,他拒绝,还掏出了美国护照。日本人拿他没办法,但仍然叫嚣:“我们的坦克要开进华盛顿!”

这就是《邪不压正》的故事背景——“七七”事变前的北平城,一个风起云涌、各方角力的舞台。

《邪不压正》海报

日本驻屯军,开着坦克在街头演习

1937年,日军为什么会在北平周围演习?

“这还要从《辛丑条约》说起。”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主任王建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这个条约,允许列强军队驻扎在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据点。日军驻扎人数越来越多,曾多达数千人,司令部设在天津,称“华北驻屯军”。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国内出现了分歧。内阁一些人认为,有中国东北就可以了,不必再争取更多地盘。但青年军官们急于征服中国,在1936年2月26日发动了‘二二六’兵变,军部的对华强硬派势力上台。此事件加快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王建伟说。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由少将级晋升为中将级,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华北驻屯军司令。

“日军本无权在北平丰台驻兵,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36年9月18日,二十九军一支部队在丰台火车站附近演习,碰到一股日军,日本骑兵冲进二十九军队列,二十九军士兵出于防卫用枪托击中了日军的马。“明明是日军的马骚扰了我们,可他们偏偏说是我们惊了他们的马。他们还以此做文章,与二十九军争执,后发生枪战。二十九军退让,日军由此强行进驻丰台。”

日军的非法活动越来越多。“据当时的《申报》报道,日军当时嚣张到开着坦克在北平街头演习,士兵直接进入中山公园吃饭,就像开着私家车逛街一样。”王建伟说。当时的日本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獗。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曾在天津杨村放置炸弹,想炸死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所幸宋哲元经过时,炸弹没有爆炸。

日军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

尽管各方暗中角力,但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团友好气氛,这与《邪不压正》中日本特务根本一郎与朱潜龙、亨德勒经常围在饭桌旁插科打诨如出一辙。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与松室孝良各自带队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联欢宴会。双方说着说着,开始比试唱歌,后来又比试拳法和刀剑术,最后几个日本人把宋哲元举了起来,向上甩出,再接住,中方军官也用同样手法对付松室孝良。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怕出岔子,叫中方军官把人放下来,宋哲元和松室孝良分别讲了几句中日亲善的话,宴会匆匆结束。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宛平县城外演习也是非法的。”臧运祜说,“那天晚上,演习日军借口士兵走失想进宛平城搜查,结果走失士兵很快就归队了,他们又说听到了一声枪响,继续向中国守军挑衅,非要进城,中国守军不许,日军就开炮了。其实那声枪响是哪里传来的、是否真的存在,至今没有定论。日方完全是无理取闹。”

“二十九军当时约有10万人,而日军起初只有几千人。因为兵力不足,日军采取了拖延战术。7月7日之后的大约3个星期,日本一方面与中国谈判,一方面秘密向平津增兵。7月28日,日军只用1天就攻陷了北平。”王建伟说。此后,日本将华北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实力大增。

国民政府,从半自治到傀儡

1937年,日军又为何选在宛平城西门外的卢沟桥挑起事端?根据1933年中日双方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长城以南100公里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留中国警察维持治安。1935年5月,“非武装地带”出现一股自发的抗日义勇军,日本认为这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加上不久前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日本开始向北平军分会施压。北平军分会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最高权力机构,委员长是何应钦。他妥协了,与时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将中央军、中央势力统统撤出华北地区,平津一带顿时沦为军力真空地带。

“ 七七”事变中卢沟桥上的中国军队机枪阵地。

趁着中央军南撤之机,非中央军体系、驻扎在察哈尔省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借机向蒋介石建言:“北奔驰安防务空虚,不能无兵驻守,否则岂不断送?”蒋介石于是将华北的大局交由宋哲元掌控,并于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个特别市。宋哲元被任命为委员长,他又任命秦德纯、张自忠分别为北京市长和天津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实由宋哲元等控制,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华北自治”的要求,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治组织。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与宋哲元接洽,商讨华北“高度自治”,脱离中央。但宋哲元不肯,土肥原贤二另觅交易人选。1935年12月25日,掌握“非武装地带”大权的督查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日本扶植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管辖通州、怀柔、昌平、顺义、密云、香河、宝坻、迁安等20多个县和唐山、秦皇岛港等地。该“政府”更进一步,直接宣布“脱离中央”,成为日本傀儡政权。同一天,宋哲元也发表谈话,称希望“中日亲善”。

“北边由日本控制,东边是伪政权,南边的丰台也被日军占领,北平被包围了,交通要道上只剩下西南边平汉铁路线上的宛平还在中国人手中,日本必然要攻破这道防线。”臧运祜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让他全力抗战,固守北平,但宋哲元一直在犹豫,想通过和日本谈判取得和解,最后计划落空。”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城,宋哲元遁走保定。8月,日本人扶植的汉奸机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寿终正寝。

中共地下党,

组织学生发起“万条麻袋运动”

虽然电影中没有直接出现与中共地下党相关的内容,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35年8月1日,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地下党当时在北平不掌握军事力量,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进步学生、领导学生运动上面。”王建伟说。1935年12月,在国民政府和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之际,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1935年12月9日,当时的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旗帜和标语,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口号,朝新华门进发。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学生们被军警用皮鞭、木棍抽打。7天后,学生游行队伍再次走上街头。1933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到北京大学读书的黄敬,站在有轨电车上,一手扶车,另一只手臂在空中挥舞,发表激情演讲。为避免遭到军警袭击,他刚讲完,就有五六个学生冲上来,把他护送到游行的队伍里。

1935年,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二·九”运动中发表演说。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各地学生、教职员等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平。西安的张学良还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北平市委也派共产党员、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到西安向国军将领介绍“一二·九”运动。

1936年2月,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创立了青年爱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部在北平。这个组织放弃了游行、罢课等斗争形式,经常以露营、爬山、组织报告会和座谈会等方式开展活动。“七七”事变发生后,民先队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赴宛平慰问二十九军,了解到防御攻势急需麻袋,于是发起“万条麻袋运动”,保证了部队需要。

北平失陷后,民先队停止活动,队员走向敌后战场,一部分到北平西郊组织起游击队。

法国医生,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

“一二·九”运动前夕,组织者黄敬、姚依林、黄华等人,来到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位于北平的家中,策划运动事宜,还将游行路线等信息告知斯诺,斯诺把信息送给北平的其他外国记者,请他们届时前往采访。

“七七”事变爆发后,斯诺在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狼狈不堪,只好仓促结束记者会。

埃德加·斯诺

1933年至1935年,斯诺还曾应邀担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开设“特写的写作”课程,萧乾就是他的学生。后来,萧乾成为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著名的中国战地记者。

邀请斯诺来燕京大学讲学的,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本是一名美国传教士,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1934年,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示威,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于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应该参与南下,学生和教授之间起了争执,学生们热情高涨,教授则主张以学业为主。而司徒雷登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有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燕京大学一位教授为躲避日本兵,驾驶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逃离校园,投奔西山的法国医生贝熙叶。车上装着的大功率电台零件,后来通过贝熙叶转移到了延安。“贝熙叶堪称当时北平最著名的西医,袁世凯的尿毒症就是他确诊的。”王建伟说,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等许多北平上流人物都找他看过病。

法国医生贝熙叶在北平生活了数十年,为许多名人看病,还帮助中国抗战。

《邪不压正》中,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使馆多次出镜,还为“张将军”提供庇护。贝熙叶的法国医院也开在东交民巷。“七七”事变后,抗日将领郝梦龄的家眷被贝熙叶收留在这里。

贝熙叶在西山的宅院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邻。这位60多岁的老西医,经常骑自行车把根据地紧缺的药品从医院秘密送到西山,还为战士们做手术。抗战期间,他买了辆雪铁龙小汽车,用于运药。再后来,汽油成为战略物资,汽车开不了了,他又骑自行车。2014年3月,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特意提到“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叶”。

《邪不压正》首映式上,有位嘉宾说,将首映式选在长城脚下举行,让他感到“正”,因为长城象征着正气,而电影中也有这种元素。在当年风云际会的北平,“正”也是一个时代主题。从长城抗战开始,无论北平城的敌人多么强大,正气永远不灭。

作者:田亮 许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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