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澳大利亚媒体和政客屡屡炒作所谓的“中国渗透”，华裔商人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日前澳籍华商周泽荣打赢了一场澳媒对其的诽谤官司，但判决结果不但引发一些澳媒记者的不满，甚至引来该国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的“关切”。

据《澳大利亚人报》等澳媒2月22日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法官当天裁定，《悉尼先驱晨报》及其前亚太编辑加诺特（John Garnaut），曾在一篇2015年的报道中诽谤了澳大利亚知名华商周泽荣。

这篇报道暗示周泽荣曾贿赂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John Ashe），并指控其在澳大利亚建立起的商业帝国是靠向政府官员行贿所得。此外，报道还称他应该被引渡到美国。

联邦法院法官韦格尼（Michael Wigney）在判决中表示，加诺特的这篇文章使用了“嘲讽和贬低”的口吻及“耸人听闻和夸张的语言”。

法官最终判决《悉尼先驱晨报》所属的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Fairfax Media）及加诺特赔偿周泽荣28万澳元（约合134万元人民币），并承担至少10万澳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费。

事后，周泽荣感谢了澳大利亚法院的判决，宣布将28万澳元的赔偿金全额捐给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及其家属。

《悉尼先驱晨报》和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旗下另一家媒体《时代报》则声称将提起上诉，两家报纸的发言人称，该报对法官没有维护他们的公共利益抗辩“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法院的判决引发了某些澳大利亚记者的不满，例如这位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分析员，《卫报》、《澳大利亚人报》记者Fergus Ryan就危言耸听地渲染道：“澳大利亚的诽谤法已经从保护商业和政治精英变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全面威胁。”

这一判决结果也引起了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的“关切”， 其主席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更是在一份声明中宣称他“担忧”这一判决会令“有责任心”的澳大利亚记者难以再向澳大利亚公众披露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

其实，早在2018年6月周泽荣起诉澳媒诽谤案开庭后，哈斯蒂就曾扬言诽谤法可能会被“武器化”，他在议会发表演讲时呼吁全面修订诽谤法，声称记者在撰写有关“外国干涉或影响”的报道时，会被澳大利亚的“对手”利用这些法律。

当时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Christian Porter）也附和称，新南威尔士州已经在讨论对全国统一的诽谤法进行改革的问题。他又宣称：“诽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需要考虑的许多问题之一是，诽谤法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交集和内在关系。”

《悉尼先驱晨报》当时也称，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总检察长已经召开会议，同意让诽谤工作组讨论是否需要对诽谤法进行改革。

加诺特曾是《悉尼先驱晨报》的前驻北京记者，是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时，总理和内阁部门的首席国际顾问。他也是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的儿子。

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Bob Carr）曾将加诺特描述为“澳大利亚媒体反华恐慌的领导者之一”。

近来，澳大利亚的华商屡屡引发媒体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月6日报道，澳方取消了中国商人黄向墨的永久居留权，并拒绝了他的入籍申请。

澳媒称其被指“与中国官方有关联”，并向澳大利亚政党捐献至少200万澳元（约合963万人民币），澳国内媒体因此屡次大肆炒作“中国干涉澳内政”，虽然澳大利亚法律当时并不禁止外国人或公司向澳大利亚政党捐款。

在2017年费尔法克斯传媒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周泽荣的名字也在其中，澳媒称其和黄向墨累计向自由党和工党捐款67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3416万元）。

调查还称，澳情报机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2015年曾针对接受这两人的捐款向这两个政党发出过警告，声称两人与中国政府有关。

对于澳媒的这些炒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时回应称，有关报道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充斥着猜测臆想，根本就不值一驳。希望有关媒体能够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澳关系发展，多为两国人员之间加强友好交往，增进互信合作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种特别无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我认为是恶意炒作的报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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