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的经济重镇买生活物资开始让我想起98年在俄罗斯的那个混乱的夏天——“你找到什么就拿什么，如果有人在排队，你应该考虑加入到队伍中。”手术口罩与洗手液必须以物易物，放洗涤剂的货柜已空空如也。上周因网络谣言而引起厕纸的抢购潮则像是委内瑞拉的情况。

世界各地的人群都是无理性的，社交媒体对此鲜有帮助。但过去几天，受新冠病毒影响的香港蔓延着明显的焦虑，显示在这座人们一向期望即使政府不能、至少私人企业仍会确保生活运行如常的城市里，不信任已经达到让人忧虑的程度。

然而，政府与私企这次都双双失灵，即便在经历过导致300多人死亡的2003年沙斯疫情后，香港依然准备不足。

一个脆弱政体的定义通常是无法保护民众、无法提供基础服务，以及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这次疫情及累月的民主抗议得不到妥善处理后，香港已符合大部分条件。再加上关系紧张的司法系统，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前景并不乐观。

先看看当前的情况。香港的疫情，至少现在没有中国大陆一些地方那么糟糕。在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疫情让人们开始设置路障，或者被无人机跟踪。香港并不是武汉。但在出现26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死亡病例后，这个有超过700万居民的特区已进入封锁状态——中小学和博物馆都被关闭。香港3600亿美元的经济在遭持续多月的反政府示威撕裂后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诊所因为缺少口罩而关门，药店外每天都有买口罩的人排成长龙。与此同时，官方的反应则在社交媒体上被网民嘲笑——一名资深政客（民建联议员蒋丽云，身兼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在立法会无视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抗议，表示可通过蒸汽洗净 一次性口罩 。

问题不在于疫情或香港的医疗体系

作为一名刚从新加坡来港的人，现在香港的情况是难以理解的一团乱麻，令我很难不想到自己曾学过或采访过的那些摇摇欲坠非洲及前苏联的国家。问题不在于疫情或香港的体例体系，而是在于特首林郑月娥的团队对于情况的处理不当。他们已没剩下多少社会资本与合理性，香港市民也不再相信林郑团队会为市民的利益服务，当危机是源于大陆时，这一点尤其属实。

林郑月娥在口罩问题上的反复反映出港府的治理不当。在去年禁止示威者戴口罩掩饰身份后，香港官员如今开始要求市民佩戴口罩，防止病毒扩散。在香港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的当天，林郑月娥公开露面时却没戴口罩，并要求官员不要带口罩，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高级公务员无视这条指令，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指责林郑月娥制造恐慌，卫生专家批评她的指令不安全。林郑月娥过后就制造混乱而道歉。

紧随这场灾难性失败的是在任何其他国际大都会中难以想象的厕纸抢购潮。这一切，应该比街头冲突更让管理人员、银行家和交易者担心——意味着情况在恶化，下一次会更糟。

一个经历过数次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城市却没有为市民储备足够的口罩，或者设立明确的、经演练的隔离措施，香港无法在这点上给自己辩解。去年这个时候，香港医管局正忙着禁止电子烟，足以显示当局搞不清重点。电子烟的健康风险现在显得微不足道。

林郑月娥在推行严法上行动迅速，一度连公园和邮政服务都关闭，但在安抚民心、隔离访客、提供便宜的口罩等事情上却没有做相应的努力。香港政府直到2月8日才决定隔离从中国大陆入境的访客，而数周前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就已经清晰。

与新加坡的对比，令人无法恭维香港，若官方数据准确，这东南亚城市的确诊病例比香港多。新加坡上周五（7日）提升警戒级别后，超市也曾出现抢购潮，但至少还没有如香港一样持续恐慌。眼下，新加坡根据沙斯疫情后设立的一个明确系统，开始减少学校活动，企业也被告知要考虑应急方案，并取消大型活动。除此之外，那里的生活一切照常，口罩不仅有储备，而且免费提供。至少上周还没有出现领取口罩的队伍。

新加坡也有过混乱的时刻，如兹卡病毒疫情暴发时等，而且也不是以自由成名。毫无疑问，新加坡政府上周五宣布消息时可以做得更好，但它看起来依然远比香港更加称职及有所准备。香港的有钱客户之前只是在新加坡开户，他们现在或许开始转移资金了。

一个银行与贸易中心需要资金能够自由的流动，可靠的司法系统，以及当地及外国员工安全出行及工作。香港已经越来越无法提供这些条件。只要中国大陆继续控制金融与信息往来，香港依然有相对的优势，但这已经在缩小了。

香港不是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至少目前还不是。但是看着一群妇女抢夺最后一包除菌纸巾，令我感觉自己回到莫斯科，看着人们因货币崩溃而开始慌乱抢购物资。失败的政体，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福的家庭一样，都有各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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