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之死:比追责更重要的是让人说话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显示,截至2月6日24时,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有31,161例,死亡病例有636例。冰冷是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逝去。李文亮的去世,触动了千万中国人的情绪。此前他曾因提醒该病毒的危险性被警方训诫,后来他被视为一位民间英雄。

34岁的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他生前曾因在微信群发出警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而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训诫,签了一份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李文亮因此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吹哨人”。


对于李文亮的去世,武汉市政府发表公告,表示哀悼。(武汉市政府官网)


有声音指,武汉疫情在前期存在瞒报,进而导致后期的疫情大爆发。(新华社)

“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困厄于荆棘。”李文亮的去世,引爆了舆论场,这是很多媒体人为他送上的挽联。中国民间也近乎惊人地规格(有人在网络形容为国葬)表达了对李文亮去世的哀悼和心痛,有媒体撰文呼吁为李文亮的“造谣者”身份正名。

李文亮去世也触动了官方机构,中国央视在评价李文亮去世一事时称,“李文亮生前曾经经历的某些遭遇,正反映出我们在疫情防控和应对中的短板和不足。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文对李文亮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武汉市政府官网发布公告,称对李文亮去世一事“深表哀悼,万分惋惜,对其坚守一线抗疫疫情表示敬意,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


李文亮在其微博上发布的事件经过。(微博@xiaolwl)


李文亮在个人微信中曝光了他收到的训诫书和个人自拍照。(微信@李文亮)


李文亮生前医疗照片。(微博@侠客岛)

在李文亮去世10个小时之后,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出公告: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民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这无疑是中国国家层面对于社会关切的正面回应。虽然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与民意推动下的被动回应。未来可能有人会因此被追责。

回顾李文亮事件的整个经过,真相可能并不那么复杂:李文亮曾试图将工作中获知的传染病疫情的危险,告诉他的同学和朋友,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却不想因为措辞上的不够严谨——将疫情称为SARS,“倒霉地”成为违法行为;武汉当地警方警方认定李文亮所说的“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不属实,给予李文亮及其他7人训诫处罚。当中是否存在问题,还需要官方的调查结果。但武汉地方执法部门的作为,显然与中国社会的期待相去甚远。

从中国最高法院在1月28日在公号发了一篇武汉八名“造谣者”处罚是否得当的评论文章,也能够看出其中端倪。文章指出,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但现实是,中国地方的行政力量,缺乏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种理应保持的宽容态度,更多的是上纲上线和矫枉过正。

虽然中国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警世之言,但也有“真理越辩越明”之说。毛泽东曾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更何况李文亮们所说的是,可能还是事关国人生命安全的传染病疫情,如果当地公安机关能够在处置时多一分审慎,少一分轻慢;当地卫生部门能够以科学和负责的态度进行充分说明,而不是上纲上线到动用行政手段,事态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当然,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简介和眼光,“穿越”回去责难那些公事公办的当事人。最为应该改变和提升的,是存在与背后官僚惯性,和执政者的现代化的治理能力。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这是很多人在李文亮去世之后所发的感叹。这句话据称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之口。

我们有理由相信,围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危机的绝大部分的讨论和批评,都是对官僚主义的愤怒,是出于国家能更好发展的善意,是希望能在反思中吸取教训——要有制度自信,也要相信自己的人民,对于不同的声音甚至于批评,哪怕再尖锐再不敬,也都应该认真聆听,不能动辄用国家机器和行政力量封上国民之口。甚至,还要有承认错误、反思检讨,并做出改变勇气。

李文亮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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