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家香港报纸刊登了《六四撑学生遭免职 胡启立病危》一文。文中说：据北京消息透露，现年88岁的前政治局常委、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目前病危，入住北京301医院，进入弥留状态。胡启立是中共改革派元老，离权力中心曾仅一步之遥，但是仕途因六四事件遭重创。

资料图片：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胡启立

昨天，一家香港报纸刊登文章。文中说：据北京消息透露，现年88岁的前政治局常委、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目前病危，入住北京301医院，进入弥留状态。胡启立是中共改革派元老，离权力中心曾仅一步之遥，但是仕途因六四事件遭重创。

（1989年学潮期间同）他和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之后被免去党内职务，只保留中央委员身份，到1998年才在政协会议中再次担任副主席，名义上恢复国家领导人身份。据悉，胡启立在过去10多年，一直呼吁中共重新评价1989年的六四事件。

该文章说：胡启立曾是中国改革派的“明日之星”，因受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赏识，不到60岁就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媒体评论认为，胡有望成为中共的第三代接班人。但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因同情学生运动，胡与阎明复、芮杏文等中共高级领导，随赵紫阳下台。胡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为后来的政治复出留下了希望。而赵却因拒绝认错被禁终身至亡……

如上文章内容用赵紫阳“拒绝认错”反衬胡启立的“仍保留中央委员会资格，为后来的政治复出留下了希望”，很容易令读者感觉当时的胡启立是因为“认错”了，所以才被网开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媒体以《赵紫阳吴学谦彭冲互相推诿 胡启立成替罪羊》为题摘要了《李鹏六四日记》中的一段，内容是：李鹏在其所著《李鹏六四日记》中写道：在会上，就发电报让万里回国一事，吴学谦、彭冲、赵紫阳三人互相推卸责任，但胡启立对彭冲、赵紫阳揭发他的事，一时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未作任何解释。会上群众大哗，本来许多老同志对保留胡启立在政治局就有争论，现在这一看法更加强烈了。看来，胡启立是难以保住了……

晚上，江泽民同志主持新的班子开会，研究对赵紫阳、胡启立的处理问题。鉴于赵的态度恶劣，大家意见应撤销他的中委职务。查看了党章第40条，撤中委职务须经中委全合三份额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胡启立也不能再任政治局委员了。这时邓小平同志传话来，同意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职务，对胡启立怎样处理，完全由新班子来决定。陈云同志也传话来。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和启立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李先念，薄一波同志也都传话，坚持要把赵紫阳，胡启立撤下来。

开完会后，我找胡启立来，说了常委的意思。我问他，你今天下午发言，为何不主动就电报一事，揭发赵紫阳，作些自我批评，胡启立说，当彭冲发言后，他一时不能听懂，没有反应过来。看来，胡启立仍不肯说明赵紫阳企图利用人大反对中央的事实真相，辜负了江泽明同志和我对他的希望。

对胡启立当时那段时间的表现，笔者多年前就求证过曾经在胡启立身边工作过的人士，所得到的信息是，一直对胡启立有栽培之心的邓小平在下决心整建赵紫阳的同时，还是有心要“保一保”胡启立的，但胡启立坚持不批赵，所以才有了邓小平所谓对胡启立怎怎样处理完全由新班子决定的说法。

关于胡启立当年是否“有望成为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不妨先回顾一下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关于人事问题的内容：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并按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这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反复酝酿的候选人名单，进行充分的认真的讨论，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全会增选了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增选了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二十多年前听过胡绩伟先生的分析，他认为假如没有“倒胡”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后来的“六四”事件，共产党政权如能按照一九八五年前后邓小平的设想，那么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的接班集体基本上就是如上被“增选”的那几个人。也许不包括郝建秀，因为她只不过是被作为女性代表安排进书记处的，并非党政主要领导人的接班培养考察对象。至于如上几人中的李鹏和田纪云是政府系统的接班人选，而乔石、胡启立和王兆国三人，胡绩伟的看法是邓小平最看好胡启立，陈云等保守派元老也许对乔石好感更多一些，因为乔石是建国前的地下党出身，被也曾长期在“白区“工作的陈云认为政治上天然可靠。

二十年前出版的《乔石传》中有一章节是“曾力图调和邓、胡矛盾“。该章记述说：中共已经于一九八零年二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以此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交班、接班的一种形式,实现中央领导层的新老合作和交替”。所以，八五年九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后，已经没有人怀疑乔石同胡启立、田纪云、李鹏这四个“年富力强”的书记处书记，是中共核心领导层的“集体接班”人选。

当时的乔石曾出访意大利，回国后即听到胡耀邦对邓小平关于下届党代表会议人事安排设想的“非正式传达”。大意是：邓小平这一代八十岁左右的人“全退”,胡耀邦这一代七十岁左右的人“半退”,把一线职务让给包括李鹏、胡启立、乔石、田纪云等人在内的,年富力强的“接班人”去干。胡耀邦向部分高层人士传递这一信息的同时，也表示了他自己支持邓小平这一想法的鲜明态度。他还特别引用邓小平的话：“这样可以带动一大批党内老同志主动退下来”,来佐证采纳邓小平这一设想的好处。

据说,当时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很快便引起大部分党内高层干部的反对。一批八十岁左右的政治老人，比如王震等，考虑到邓小平“全退”势必危及他们个人的权位；而胡启立和乔石等接班对象或是出于表面的谦虚,或是真的认为他们自己声望、能力皆不具备,所以“还是需要小平同志掌舵”的呼声此起彼伏。这一来,整个中共高层,便凸显出只有胡耀邦一人赞成邓小平退休。而胡耀邦的政治对立面正是抓住这一点，进一步离间了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使得邓小平自然怀疑起胡耀邦对他是否忠诚的问题。 此时，邓小平自然联想到近几年来在胡耀邦身上已经暴露的问题,包括:在反自由化的问题上，屡屡“不听(邓小平)招呼”的问题;陈云、王震等左派政治老人对胡耀邦日益加深的成见……。

更令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是,有好事者向邓小平打了胡耀邦的“小报告”,说胡耀邦曾经私下发牢骚时曾经感慨:“儿皇帝不好当呵!” 这一来,邓小平终于下定了废黜胡耀邦的决心。

实事求是地讲,在胡耀邦及他之后的三任中共总书记中,后两任同邓小平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达到过邓、胡“热恋”时的密切程度。比如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只要有事请示邓小平，多数情况下都是杨尚昆或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代转;而江泽民当上总书记后,干脆就很难见到邓小平,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之后,江泽民有事要请示邓小平,一般情况下不但不能被恩准亲自登门,“捎口信”的人都已经降格成邓小平的三公主邓毛毛。而胡耀邦当总书记的前几年,却是可以随时到邓府求见的。

可是,大概从八六年初开始,因为胡耀邦主动上门朝见的次数日见稀疏,邓小平立刻警觉胡耀邦对他的疏远。他在下决心废黜胡耀邦时曾经气愤地说：他(指胡耀邦)最近来见我的时候越来越少了。他为什么要躲我?

但是,考虑到政治稳定的需要,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急于下手,而是设想让胡耀邦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坐到党的十三大为止,然后再适时给他安排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

在此之前,党内另一元老陈云已经专门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发表一篇书面讲话,强调“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认为当时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都是“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

这一讲话当时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其内容中分析出陈云是在不指名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的政治路线“偏右”。

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与党内保守派集团的意识形态冲突;另一方面也的确担心社会上自由派知识分子日益高涨的民主素求在得到党内开明派支持后,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当然也还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但至少是这两方面的考虑因素,导致邓小平发动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就在邓小平向胡耀邦讲述“全退”、“半退”建议的前后,时间大概是一九八六年上半年,邓小平即已经就“警惕右”的问题两次找胡启立谈话，并要胡启立向胡耀邦转达这一意见。

胡启立及时尊旨行事后,眼见胡耀邦一直没有落实邓小平指示的意思,，于是胡启立便在书记处会议上与乔石分工搞了两份旨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件,一份是乔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另一份是胡启立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前一份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后一份则等到同年九月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被讨论通过。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次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接着邓小平便指定由赵紫阳主持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指定由薄一波主持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当时邓小平是中顾委主任,薄一波是中顾委第一副主任)。至此，胡耀邦已经开始被架空。至于日后外界所传说的胡启立在倒胡过程中召开的所谓“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痛批胡耀邦，令胡耀邦伤心欲绝的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对胡启立非常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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