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高官孟晚舟引渡听证将于本星期举行。美中两国元首最后敲定双边贸易协议的峰会也定于3月27日在马拉阿哥举行。有美国专家认为，习近平肯定会在峰会上提出华为案，而特朗普总统如何回应将使他面临比半年前解决中兴公司案更为棘手的局面。

美中两国代表团2019年1月30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谈。

华为案罚款了事？

曾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说：“首先，反对特朗普政府使用应对中兴公司（ZTE）的办法来解决华为问题的声浪已经出现。如果特朗普真的用华为换取贸易协议将会遭国会强烈反弹。”

去年5月，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通电话后宣布，将帮助因受美国禁止出口零部件而处于困境中的中兴公司“迅速恢复业务”。

卡特勒表示：把司法问题跟贸易问题分开是重要原则。“特朗普政府在任何美中贸易问题中总是谈论执法的重要性，同样理由也应适用于对华为问题的执法。因此，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我认为如果政府或特朗普此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灵活性，他们将面临强烈反弹。”

2月23日，正当美国舆论预计总统会签署全面禁止中国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移动通信网络的行政命令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发推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有国际媒体解读，特朗普似乎表明他不愿意签署全面禁止华为的政令，以便推进美中达成贸易协议。

香港金融服务公司艺豪研究咨询机构负责人葛艺豪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插手孟晚舟案会非常冒险，但仍有可能“就对华为的制裁或控制采取某种策略、达成某种不公开的协议，让华为为某种制裁或盗窃知识产权指控支付某种罚款，以达成和解。”

但他同时认为，华为案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在美国，许多人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认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因此，他们会抗拒任何对华为的妥协。”

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是最近美国两家智库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路线修正》（Course Correction）的经济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之一。

他认为，“特习会”产生的美中贸易协议最后不可能以“美国赢、中国输”的姿态出现，因为“这将使习近平回去难以向他的同事们交代“。葛艺豪认为，尽管习近平会要求特朗普在华为案子上表现出一些松动，但中国最终得到的东西可能是特朗普做出逐步减少加征关税的某种安排，“这样习近平回去就可以说，我们面临美国加征关税，现在虽然不能一次性取消，但我们获得了逐步减少的明确途径，贸易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美中贸易谈判的4个领域

曾经代表奥巴马政府参加TPP谈判的卡特勒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包括4个方面，采购清单、市场准入、结构性改革和执行机制。“如果中国仅仅表示要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当然值得欢迎，但并不能解决双方间存在的根本问题，毫无疑问，第三和第四个领域被证明是最难以取得进展的。”

卡特勒指出，结构性改革中最显著成果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机制，“原因之一是中国本身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你会看到更多执行措施，看到在《专利法》和《贸易保密法》方面的更多动作。”

卡特勒说，中国正在召开两会和其它一些重要会议。中方可能会就美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要求，主动利用这些会议宣布一些改革措施，以显示这并非因为美方的压力。

卡特勒表示，“强迫技术转让”是谈判中进展最为缓慢的问题。美国要求中方停止这种做法，她认为，“双方至少可以就投资或合资条件中不能提出与中方分享技术的要求达成一致。”

卡特勒表示，国企补贴也是个困难问题。但“至少可以就透明达成共识，让美方了解在哪些领域有补贴，并在纸面上同意美国公司也可以参与这些补贴项目，但总体不会看到显著进展。”

卡特勒说，在执行机制上，美国会保留单方面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权利。

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4股力量

葛艺豪表示，美国在形成对华政策方面，尤其是在注重战略竞争对手方面，有4股力量在起作用：第一，国家安全建制派。他们强调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威胁，关切中国快速提升的高科技，要遏制中国的高科技，尤其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尽可能地围堵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以确保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第二，贸易强硬派，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工业基础造成巨大问题，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对国企补贴。因此美国需要迫使中国改变其与美国做生意的模式，以使其更符合由美国及其盟国创立的传统游戏规则，他们的重点是要中国做出长远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第三股力量是以财政部长姆努钦为代表的商界势力，极为关注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准入，这与结构性改革有联系，认为中国的政策导致美国公司需要付出更高代价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根本进不去。但其动机是最大化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能力。

葛艺豪表示，国安建制派和贸易强硬派从某种程度上并不鼓励美国公司到中国做生意，“他们有着某种脱钩议程(decoupling agenda)。他们的逻辑是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接触也许对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好处，但对美国的工人和经济未必。”

第四股力量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葛艺豪说：“在意识形态上，他并不属于以上任何一派，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优势。”

特习都迫切希望协议达成

葛艺豪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现在都有着迫切达成美中贸易协议的各自原因，“特朗普需要现在就与中国达成协议，在国内他有很多麻烦，他需要赢，他需要显示他对中国的施压取得了具体成果，过去几周我们看到他不断说我们需要协议，现在就需要，我不能等到所有结构性问题都解决，我接受我们现在能取得的进展。”

习近平有着同样急于达成协议的动机，葛艺豪说：“中国经济放缓，主要不是因为贸易，而是因为国内问题。所有分析显示上半年很困难，下半年会好一些。因为现在允许信用流动更为自由。从习近平的角度，达成协议非常棒，没有新一轮关税压力，可以给予他一些空间来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等到年底中国经济有所好转，可以让他在与美谈判中有更强的地位。”

“所以现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来达成美中贸易协议，放弃一些东西，以达成协议，换回一些时间。”葛艺豪补充说。

但卡特勒认为，“未来几个周内，在由特朗普总统最后拍板的情况下，任何不可预见的发展都不能排除。”

以上两位专家的评论出自今天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美中贸易：达成还是打不成协议？”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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