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被中外记者包围

美国《外交官》网站发表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施瓦茨（Jonathan Schwartz）的文章说，一些国际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对2019年末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和前所未有的反应。国家有能力迅速做出重大的决定并随即实施，反映出中国的所谓“专制优势”。

一个专制政权不怕采取有争议的、未经论证的政策，迅速就地实施。正如新闻界注意到的，没有民主政府敢于采取中共正在采取的许多步骤——不仅是检疫隔离、突然要求社会保持距离，以及快速的医院建设，还有对国内媒体的控制、大规模动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工作者等。

根据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和媒体的说法，中国显然吸取了2002年至2003年间非典型肺炎（SARS）的教训。当时中共官员试图掩盖疫情，希望能把疫症控制在国内。结果导致非典流行肆虐，比本来可能的情况严重得多。但这次他们是否已经吸取了教训，“专制优势”是否真的赋予了优势？

在考虑如何最好地准备和应对流行病爆发时，公共卫生文献认为，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发挥核心作用。这些官员必须在和公众打交道时，与他们分享卫生相关信息，但又不能引起恐慌。当一场疫症发生，医院挤满忧心忡忡的市民时，官员们必须有效地管理，确保那些需要治疗的人得到治疗，而那些可以留在家里的人也得到所需的支持。

公共卫生文献也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组织往往来自当地社区的宗教和社会团体，并从本地人口中吸收成员。他们熟悉当地社区，建立了长期的理解和信任关系，完全可以与负荷过重的公共卫生官员携手合作，在流行病期间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许多服务。这种合作建立在就地提供服务和信任的基础上，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对抗流行病。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活跃在中国的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受到打压。中共当局以种种严酷的新法规和法律，压缩国内外民间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使它们无法提供曾经提供的服务——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在内。这一重大转变，使过去民间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公共卫生服务破功，而地方政府却无力单独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人们会争辩说，在目前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不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将他们派遣到武汉与疫症“战斗”。其它资源如设备、药品、检测包、口罩等也可如此调配。然而，随着新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各地传播，这些资源将需要到位，而地方政府将越来越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这些资源。

人们也可以将中国的居委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替代物。居委会往往由退休人员组成，他们代表党密切关注邻居，也常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发挥作用。然而，正如公共卫生文献明确指出的那样，信任是确保公共合作的关键。居委会曾有不光彩的历史，通常被视为党的代理人，往往得不到民众信任。

如果新冠状病毒继续传播，已经稀缺的资源将更加匮乏。中共通过实施大规模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展示了其“专制优势”。但这些举措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在社区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长期实施能力。在一个秘密、专制的体制内，很难维持信任。一度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正是对抗新冠状病毒疫症中值得信任的潜在盟友。中共破坏了中国公民社会，也就自废了一个有效对抗疫情的重要武功。中共并没有像大家最初认为的那样，吸取非典（SARS）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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