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于一尊”有其现实的需要（图源：Reuters）

关于中国政局，外界近来多有非议。其主要原因或有两点，一是中美贸易战引起人们对中国外交的反思；二是一些人担忧过度集权，对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式宣传表达不满。

“定于一尊”确实是非同寻常的表达，隐约给人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感觉。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仍是威权统治，但权力基本上回归集体领导制，很难有领导人的权威可以“定于一尊”，即使是邓小平也不会给人如此的感觉。今天，习近平讲“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值得认真审视。

注意，定于一尊的主语是“党中央”，不是习近平。当然在威权体制下，人们习惯于将“党中央”等同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感知。不过，严谨的分析，党中央和习近平并不是一回事。党中央指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并不单指习近平个人，从这一点说，习近平仍在集体领导体制范围内行事。

习近平为什么忽然提出“定于一尊”的政治诉求？习近平所说的这句话：“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基本上点出了“定于一尊”的具体政治目标。说到底，还是“政令要出中南海”，保证中央的决策能够在各级地方政府不打折地贯彻落实。如此说来，习近平仍在解决政令畅通的问题。

经过5年多的改革努力，应该说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况基本上得以解决，但政令出中南海后的落实状况，恐怕仍然差强人意，不然习近平也不会提出“定于一尊”的新要求。可以想象，庞大的官僚体制有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各级官员都想在政策操作中维护自身的独特利益，中央的正确决策很容易在基层扭曲变形。为了对抗各级官员的私利，真正实现政令畅通，习近平要求“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可以理解。

更何况这是一个艰难变革、努力爬坡的时代。当代中国社会面临两大艰巨挑战，一是肃清腐败，打击官商勾结，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深度变革。谈到官僚的腐败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急欲除之而后快，但现实艰难，习近平坚定反腐5年多也只能防止腐败继续恶化，距离建成廉能政府仍有遥远的距离（电视剧）。

中国正处在走向复兴的关键阶段（图源：新华社）

几十年来贪腐势力官商勾结，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没有强大的公权力对他们长期不懈的打击，很难让廉洁势力重回官场。可以肯定，面对习近平的反腐措施，无数贪腐官僚都会自觉的阳奉阴违给予抵制，如果中国中央政府软弱无力，这场反腐战争注定失败。由此来看，习近平加强中央集权，重塑中央权威，符合中国现实反腐的需要。在制度不健全的当下，反贪腐的权力越强，越有可能重建廉洁社会，促进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稳步转型。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经济正在艰难升级，处在努力爬坡的关键阶段。如果转型成功，爬上这个坡，中国有望顺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经济步入稳定发展期；相反如果转型失败，中国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像众多拉美国家一样几十年徘徊不前，国民的生活水平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在如此关键的阶段，中国社会需要保持稳定，不能出现任何大的动荡。因为动荡一旦产生，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被打断，中国社会很可能要付出几十年的代价——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中国崛起成为泡影。中共常说“稳定压倒一切”，在此时来看确是十分正确。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社会处在多事之秋，确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在这种状态下，习近平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对社会的掌控力，保证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其必要性。

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追求“定于一尊”的中央集权，其弊端也很明显。首先，人们在满怀希望的同时，担忧也随之蔓延。个人崇拜，高度集权，中国有没有可能重演毛时代的悲剧？这是很多人心底的疑惑。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可怕的，它可能带来大治也可能带来大乱，毛时代中国的混乱已经充分证明了个人集权的危害性，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那样的混乱再次出现。

其次，权力加强对媒体的管控，歌功颂德的报道满天飞，揭露问题的报道大量减少，媒体的监督职能遭到削弱，社会的问题弊端更难发现并及时得到解决。如人们所常说，媒体是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员，它的职责是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保证大船避开风险顺利远航。现在媒体发现问题的眼睛被权力遮蔽，很多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并揭露出来，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

再说，让所有官员从上到下令行禁止，真的好吗？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上面的决策是正确的，官员令行禁止自然不错；但如果上面的决策是错误的，所有官员也都令行禁止，一错到底，恐怕将重演1958年大炼钢铁的悲剧。如何既保障中央的正确决策能够贯彻执行，又能调动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是一个政治难题。

总之，“定于一尊”有其现实的需要，也存在明显的弊端，需要最高决策者冥思慎行，趋利避害，让中国这艘大船避开暗礁，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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