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为什么找我写这个，因为我的写作曾被称为“欲望写作”。并且因为我曾经留学日本，阐释我作品时，常会联系到日本。

但其实，那时候日本已经不再是欲望的日本。“平成泡沫”破灭，“消费即美德”已经不再，及时行乐已经不能。虽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还没出来，但有了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街头看到脖子上挂着粗粗金链条的，更多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中国人仍处在狂热拜金期。

很多赴日中国女孩喜欢花花绿绿金光闪闪的衣装，觉得那就是富裕。待久了才知道，那是人家“鸡婆”的服饰。

那个国家给我们最大的想象，就是性欲。那时我们二十来岁，欲火难耐，去脱衣舞场。这种地方一天内是不清场的，可以从早上泡到晚上。于是不吃不喝，扎在座位上，誓死要把几千日元的门票成本捞回来。还要赚更多。哪怕是音乐震耳欲聋，哪怕台上表演山重水复，了无趣味，就是不退场。金钱欲已成了对身体欲的折磨。脱衣舞场里，似乎很少有日本年轻人的身影，基本是中老年人，那些拽着生命尾巴不肯撒手的大叔大爷们。日本年轻人怎么满足欲望？进出其他风俗行业的年轻人也不多。坊间出现了描述年轻人的词：食草族。

不仅日本，欧美人也在欲望面前后撤，甚至包括刚作为“四小龙”被我们追崇的韩国。2016年，韩国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得“国际布克奖”，其中难说没有欧美人对这个新晋东方现代国家的呼应。我的欧美朋友里很多是素食主义者，与信佛无关。

再往前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左翼”思潮，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国的……但不包括中国。2018年，西方“白左”成为众矢之的，中国人也跟随糟践之，但是否有人想到，当初“白左”产生，正是来自对物质发达社会里饱享欲望的反动？或者说，是“吃饱了撑的”。这跟中国完全两回事。中国人还像海绵一样勐吸着物质。

我出生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60年代初。用大人们的话说，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但人既活着，就会有欲望。为了让食欲得到满足，父亲在菜汤里撒胡椒粉。福州人传统饮食讲究清澹，吃不得辣，就连葱蒜都会导致上火。但父亲说，辣一下，嘴里的饭就会赶紧吞下去，饭就下咽了。

父亲是出名的会发明生活小窍门的人，但他这理论简直是悖论。难道我们奢侈到了厌食的地步吗？必须用骗的方法让自己吃食？这是生理需求与欲望需求的矛盾。

中国人有智慧，有很多“穷开心”的方法，比如我母亲，为了让孩子喜欢，折腾出不少“假”的食物。那年代“瓜菜代”，粮食不够，地瓜干来凑。但我们小孩偏是饿死也不愿吃地瓜的主。母亲于是像千千万万家庭主妇一样，把地瓜干磨成粉，然后用一个木模板压成月饼的模样，喊着“月饼来啦！”端上桌来。那模板是借来借去的，刻有精美的月饼上常有的图案。除了难以下咽的口感，地瓜饼确实像极了月饼。

物质不够，想象来凑。在那样的年代，我们被要求艰苦奋斗，从精神上来解决欲望。雷锋那双打了补丁又补丁的袜子，比新袜子还让我们倾倒。我至今还不喜欢穿新装。

那时候曾听伙伴吐露“落后”甚至是“危险”“堕落”的言论。电影里，坏人都是花天酒地，有吃有玩，他说：我想当坏人！

但指导者仍然是知道调动欲望的作用的。对外宣传，不能用艰苦朴素。或者是既知对方已是无可救药了，于是顺应了他们的欲望？在福建对台“前线”，台湾那边常用汽球飘来政治宣传品，但里面夹着美金；大陆这边呢？也宣传品加家乡土特产，台湾大陆籍的人多，乡情必须有所附丽，就以物欲为附丽。

当然还有起义空军奖赏多少多少的。我们看着新闻，羡慕的是他们能拿到那麽多奖金。

在杜绝欲望的年代，其实时刻都闪烁着欲望的影子。到了“国民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是必然的产物。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几乎所有回忆都关乎欲望的解放与满足。改革开放前，我一个亲戚拍结婚照，有意把左袖管提上一些，为的是露出腕上的上海手表。但没几年，这张照片就成了笑柄。台湾手表遍地，式样也漂亮得多，有的还带夜光。福建渔民跟台湾人以鱼产换取工业产品。那时候全中国，最时髦的地方不是广东，而是福建沿海。不仅有台湾手表，还有台湾布、用台湾布做成的喇叭裤，还有台湾来的“三用机”，连同音乐，邓丽君、校园歌曲……其实邓丽君校园歌曲很快就不能刺激我们的欲望了，还有张帝。欲望是黑暗的，没有抵达黑暗，就只是浅层的欲望。于是有了社交舞会，“黑灯舞”“贴面舞”……

然后，是接着的“严打”。福建就有舞会被当做聚众淫乱来处理的。

于是又提倡学习雷锋艰苦朴素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1982年7月11日，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空医系大三学生张华为救一个69岁的掏粪老人，跌入三米多深、池口只有两尺见方的蓄粪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刚刚出现的英雄典型。张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全国开展学习英雄张华的运动。

十年前，《新京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做系列回顾，我应约写80年代初的张华事件。我有机会查找一些资料，其实张华也有凡人的生活趣味。他爱美，留长头发；学校不允许男女同学单独在一起，但他却公开谈恋爱；他喜欢听“靡靡之音”；他还私自修改军装，他牺牲那天，就是外出去改军裤。但这些都被隐去了。就因为关乎欲望。

回想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有两种方针交替：一是放开欲望，一是收回欲望。

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两种人生：一是欲望得不到时的打拼，一是欲望得到后的挥霍。

于是我们为了满足欲望，把资源吃光了。2019年来临之际，最常见的说法是“过紧日子”，或“共克时艰”。

于是有人说中国也要进入“低欲望时代”了，类比日本，乃至欧美。我倒觉得有区别。人家是尚有资源，欲望后退；我们资源在哪里？日本人降低欲望，更多的是对铺张的反思与收敛。日本“失去20年”真的是失去吗？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而知识分子本就是监视着社会肌体的“牛虻”，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哪怕健康的躯体上寻找弊病。

这跟我们的专家相反。我们的专家们也会谈论欲望，他们类比人家欲望社会，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殊不知同样是欲望，我们大不一样。也许有人会说：我知道不一样，区别在于：我们欲望勃发源自极度贫乏之后的饕餮。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有规则瓦解之下的暴力。

这样的时候，对写作者倒是书写的好时代。中国应该出伟大的书写者，纪实的，虚构的，理论的，形象的……至于文学，那是对欲望的起义。

说到文学，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少人知道他是伟大的作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也许不少人知道，但又多少人知道他早年却是个纵欲者？我们读到《复活》时，是否想到那个卡秋莎，就可能是他当年的某个纵欲对象？但托尔斯泰确实也像聂赫留朵夫那样忏悔过。他用写日记来忏悔，用写作小说来洗污。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照干不误。他甚至还把责任推给女人：“女人把我引入歧途。”列夫·托尔斯泰终生性欲高亢，到了中年，甚至在他已经皈依之后，他仍然在禁欲与纵欲之间挣扎。

所以，所谓“起义”，并非一劳永逸地令行禁止，而是譁变，以及永无停息的动乱。

作为总是在“欲望书写”上被阐释的作家，外界往往只在争论：该不该写欲望？观点是明确的，逻辑是单向的，无论挺我还是贬我。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并没有答案。当欲望被控制时，欲望书写成了反叛的力量；但当欲望氾滥时，欲望书写反成了媚俗。但我的脑子仍然并不如此泾渭分明。那种一泄即快的欲望不是文学。我甚至不知道欲望是快感的，还是痛感的。或者说，我倾心于欲望的痛感。也许正因为这点，读者、评论者觉得我书写的欲望跟别人的不同，我的小说于是幸运地被当做“纯文学”来接受。因为我写的是悖谬的欲望。反欲望？也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文学写的是欲望的分裂。在裂缝中，幽暗呈现了。

不，是黑暗。不，是黑暗底下闪出光来。可以举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睡美人》的例子。年老体衰的老人去“睡美人俱乐部”满足欲望，但是他的欲望被禁忌，躁动、退缩、冒渎、挣扎，面前的妓女成了伴随他生命最后旅程的佛。当然，底色是绝望的，死亡是绝对的，所谓救赎，是在认可了黑暗之后的。曾经，我在阐释我的小说《抓痒》时说：我写的不是婚外情，是无路可走之下用网络视频手段坚守爱。可惜没有被认可。

也许那只是文学的逻辑。

也许还是应该回归凡人的逻辑，我不仅是作家，还是凡人；尽管我非常想只在文学中活着，但我无可挽回地已经被规定了“凡人”这个“本质”。这个“本质”是被“物化”的儿子、丈夫、父亲、职人……那麽，“物化”的“欲望”应该是什么样呢？尤其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物艰”的2019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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