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题为“从被凝视到凝视”的演讲中，朱玲玉分享了《三个被性侵者的自述》和《深圳女工》两组选题背后的故事，并讲述了自己成为单身母亲的经历。朱玲玉觉得，她和自己的拍摄对象很相似，都是曾被大家凝视的对象。第三个是关于“深圳女工”的故事。

朱朱， 32岁，来自广西，打工20年

朱朱家有6姐弟——5个女儿和1个儿子。因为弟弟出生后，家里越来越穷。排行老二的朱朱12岁那年辍学，13岁时母亲对她说：“你出去打工，最起码零花钱有了，可以给自己买卫生巾。”她11岁来了例假，家里女人太多，卫生巾都是一笔承受不起的日常开销。朱朱在老家生活13年，在深圳却待了20年。

万新岸，52岁，来自湖北，打工12年

深圳工厂招聘年龄都在18-35岁，52岁的万新岸早就超龄了，她只能做每小时12元的临时工，通宵工作顶多领200元，外加一个盒饭——炒河粉。

50岁以上的员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也没社保。工人们被分为ABCD等级，正式工通常都看不起临时工。万新岸被孤立，在工厂里十多年也没有朋友。

她在第一次婚姻中失去过两个孩子，丈夫也跟着走了；第二次婚姻，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在深圳打工12年，她和女儿越来越疏远。她觉得自己生而为人，其次才是女人，可在心里说的最多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谢姓女工，52岁，来自河南，打工17年

她15岁被父母定了娃娃亲，23岁被逼着嫁了人。婚后第二年，丈夫一言不合，骑在怀着7个月身孕的她身上，双膝跪住她两只手，抓着她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经济上的绝境和家暴让她长期被失眠症困扰，她说就像“两座大山把她挤在中间，就快挤碎了”。承受了12年的家暴之后，她才逃到深圳打工。

彭小青，42岁，来自湖南，打工20余年

小青为了逃离务农的命运，17岁去了东莞一家闹钟厂打工，厂里包吃包住，却七个月都不发工资。工厂封闭式管理，小青被关在里面7个月，直到同乡带着她们从厨房下水道钻了出去。

25岁那年，她被母亲逼婚嫁人，生了两个女儿，而婆家一直要求她生儿子。这些年小青一直拿着深圳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2130元/月。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总是在逃，逃过务农，逃过黑工厂，逃避婚姻，可从农村到深圳，从农民到工人，只是从一个困境跳入另一个困境，她始终逃不出贫困。

周素华，46岁，来自四川，打工29年

周素华的儿子11岁，她一直带在身边，所以没能再进厂，只能从厂里拿活回家做。她的工作是给布偶玩具塞棉花，早上6点半到晚上11点半，一刻不耽搁可以赶出3300件，每件3.5分工钱，每天赚100元，一个月下来才赚3000元。她必须每天保持3300件产出才能维持她和儿子的生计。

作为家庭兼职工的周素华没有社保，儿子在横岗的打工子弟小学就读五年级，私立学校的学费每学期就要4000多元，小学读完后只能回原籍读初中。明年就得陪儿子回家。

吴秀丽，48岁，来自福建，打工4年

吴秀丽是贵州人，8岁那年被拐卖到福建莆田吴姓家庭。吴家有4个儿子，想买个女人帮忙干家务，大了做儿媳。吴家人怕她出逃没有让她上学，她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17岁那年，秀丽和同岁的吴家老二结婚了，接连生了三个孩子。五年前，他们离婚，孩子留给了吴家。两次失去家庭的她只能来深圳打工。她曾在珠宝厂呆了4年，因不想过机械化的生活，现在只能卖膏药为生。

蒙石芬，52岁，来自云南，打工16年

她2002年来深圳，呆了几年工厂，做了12年环卫工。这些年，她的工资从300元钱涨到3000元，她一边扫街一边捡破烂，出租房里堆满了塑料瓶。去年9月，她在扫街时失足摔断了一根肋骨，只获得了3天的带薪休假，没有任何工伤补偿。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回家养老，这些年她没有社保，老了还得回家务农。

朱玲玉凝视着这些边缘人群的面孔，感觉像在凝视自己一样。每个人在社会性别的结构下有着相似的失语，这背后都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比精神脆弱，比刀刃锋利，但让人很难看见。当朱玲玉去凝视这些女性的时候，她发现了她们的卑微。朱玲玉希望她们也能从被凝视的阴影中走出来，像她一样成为一个凝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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