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26日报道称，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公布研究成果：一对基因编辑双胞胎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他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尽管这意味着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报道刊出后，引发轩然大波，质疑接踵而至。

有专家认为，贺建奎的基因改造试验并不能让婴儿“完全杜绝艾滋病”；其次，深圳卫计委回应，该研究项目未按要求进行备案，相关部门已经启动调查；最后，进行试验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背景也颇为敏感，创始人为“莆田系二代”林玉明。天眼查显示，林玉明和贺建奎两人的公司有关联关系。

不过，该医院回应媒体采访时，否认其进行了该试验。

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今天也做出回应：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校方将进行深入调查。

贺建奎 资料图

此外，观察者网注意到，贺建奎的这项研究可能违反了我国卫生部的相关规定。

对于这对双胞胎的父母的信息，贺建奎早前接受美媒采访时拒绝透露。他还表示，这对父母“拒绝接受采访”。

卫生部在2003年发表《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其中附件一中第三条第九款明确表示，“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

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今天也做出回应：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校方将展开深入调查。

这项技术“过于不成熟”

25日，美联社称就已经采访到了贺建奎。对方表示，这对双保胎中，只有一名婴儿是“整对特定基因（both copies of the intended gene）组进行了编辑”，而另一名只是“编辑单个特定基因（just one altered）”。

报道称，贺建奎承认，对于后一种情况，“还是可能会感染HIV病毒”，“仅有个别研究显示，这种情况下感染HIV病毒的人，健康状况恶化速度会变得相对缓慢。”

美联社把这项报告拿给美国相关的专家看。不少人认为这项技术“过于不成熟”、“不道德”。

专家认为，即便CCR5 基因遭到了修改、去除，经过基因改造的人体可能也会更容易感染其他病毒。

人民网在原文中援引了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的一句话：“贺建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基因。”实际上，他本人也对这台试验持质疑看法：“只对单个特定基因进行编辑的做法，等于没有对基因做出任何改动。”“这台试验更像是在测试基因改造，而不是在尝试让婴儿免疫艾滋病。”

另一方面，引发轩然大波的还疑似有试验医院的“莆田系”背景。

根据“丁香园”官微披露，审批同意展开这一科研项目、批准试验必需伦理相关文件的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根据天眼查APP，该院法人为林玉明，正是声名在外的“莆田系二代”。

图自“丁香园”官微

为此，观察者网致电上述医院，对方回应称：“目前此事还在进一步调查。上述双胞胎婴儿不是在本院做的，也不是在本院出生的，感谢对和美的关注，有结果会通知。”

观察者网查询天眼查APP注意到，贺建奎同时担任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瀚海基因）、深圳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因合生物）董事长，其名下还有深圳市瀚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因合医学检验试验室等。

随后，观察者网分别致电瀚海基因、因合生物。瀚海基因回复称，上述事实与该公司无关，是贺建奎相关试验室的研究成果；而因合生物方面的电话则无人接听。 但据天眼查显示，林玉明和贺建奎两人的公司有关联关系。

而美联社则指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并不位列贺建奎最初展开试验的四家医院。

不过，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否认其进行了该试验。“这个事件还在调查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孩子不是在我们医院出生的，这个实验也不是我们这边做的。我们对这个事件还在调查中，调查具体是哪个部门将这个事件把它公布出来的。”

美联社还揭露，“贺建奎并没有就此试验发表任何期刊论文，造成业内同行互审无法进行。”观察者网则注意到，贺建奎本人于2017年2月，在科学网博客上发表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一文。

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贺建奎的试验就在和美医院获得了审批。

而对于有关伦理审批的疑问，深圳卫计委26日发布关于《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声明称，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案”，经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要求进行备案。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于11月26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实，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公众进行公布。

对于道德这一点，贺建奎本人于25日在Youtube网站上公布了2则视频，称必须要帮助那些患有致命遗传疾病的父母，要保护他们的孩子，否则“不人道”。他举例，“体外受精”已经帮助了不少家庭，“那么基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会合情合理。”

这些视频中，他并未就“手术如何获得审批”、“手术有何技术支持”等话题进行详细描述。

《科技日报》今天同样对此事提出了4点疑问。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告诉@知识分子 认为，这份伦理申请非常的草率，按照提供的日期来看，在伦理申请批准前实验就已经进行很久了。伦理审查是按照“科研项目”的标准实施的，这个标准本身就不对。整个伦理申请中，写到了前期在猴等模式生物上进行了相关实验，但仅仅描述了过程，并没有任何详细结果以及实验后续对该动物的观察结果。

伦理申请书最后一段写道“占领技术制高点和超越诺奖级的工作”，这些竟然能作为理由列到申请书里，可见项目实施者和批准者的本意和关注点到底是什么。

在技术层面，刘颖认为，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效应会带来何种后果是完全未知的。 CCR5缺失已经被实验证实会造成免疫缺陷，导致其他病毒的易感甚至肿瘤的发生。即使该实验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只要通过药物降低母体HIV的载量，是可以有效阻断母婴传播的。这项研究完全没有任何层面的必须要进行的必要性，而两个孩子所要面临的后续风险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试想一下当初多利羊的实验结果。

刘颖指出，这一实验从科学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两个孩子作为试验品，这些未知风险将会伴随他们的成长。从事这一实验的科研人员既非HIV研究者，也非基因编辑领域专家，项目实施时其测序公司和其背后的商业资本实在铤而走险。该项目的实施可预见的会使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受到影响，也会使中国科研界的发展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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