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指出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是我国高校人材培养体制中的通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为什么关于“海归”的讨论会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为什么近十几年来，对“海归派”的质疑之声不断？“海归博士”与“本土博士”相比，到底还是否存在优势？在待遇方面，优秀的本土人才与海归博士应是怎样的关系？

作为一名曾经留学日本的文科海归博士，笔者想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归派”

据笔者所知，在日本社会是不存在对应中文“海归”的专有名词的。在薪资水平上，从欧美拿到学位回到日本的归国群体，也并不会享受到与本土毕业生的差别待遇。

“海归博士”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社会标记出来，反映出这一群体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海归博士”如今成为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这一现象本身也反映出中国独特的社会心态。

笔者试图将“海归博士”扩大到“海归派”这个所指范围更大的概念上开始我们的讨论。

校园招聘热衷于“海归身份”，而不少批评者则称其“崇洋媚外”。这场“海归派肯定论”与“海归派否定论”的“土洋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至今仍未有效弥合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意识在当下的投射，其历史根源可以直接上溯至对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具体展开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谱系及其流变的历史梳理，只根据所持观点和立场，将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意识归纳为“洋务运动否定论”与“洋务运动肯定论”之间的分裂。

其中，持否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选择的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道路，阻碍民族资本的成长，其本质不过是“买办”。

在他们看来，由被支配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以及由农民战争推进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基本历史线索，就是与革命相联系的群众斗争。在研究领域，中国的研究者也应该用又红又专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不是拜倒在西方理论或研究成果的话语霸权之下。

顺着这个逻辑下去，他们反对出国留学，因为留学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洋务运动否定论”甚嚣尘上，此时的中国也较长时期地中断了留学生的海外派遣。

与上述持否定论者不同，持肯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先驱，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

他们将由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共同参与的生产斗争所引起的“生产力”的上升，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定义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指出农民战争和“土”的革命只起到了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在研究领域，他们提倡吸收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研究成果，甚至是价值观和思考范式。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展开了对洋务运动的再评价，“洋务运动肯定论”直接转化为“海归派肯定论”。从1978年开始直至80年代中期，为了缩小与欧美诸国的经济差距、培养高等人材，中国重新实施了留学生的大量派遣政策，现代中国的第一波留学潮随之兴起。

这一时期的留学，基本属于国费留学。只有通过了严格选拔考试的学生精英，才能获得留学资格。这些留学生在学成回国后，在国家安排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波留学潮。此时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成绩优秀的学生已经有可能获得海外的奖学金。于是，充分利用海外奖学金、努力在海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自费留学生开始涌现。这些留学生将最尖端的技术带回国内，在国内的劳动市场上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获得了超出一般市场价位的高报酬。

至此，“海归”成为了高学力、高收入的精英阶层的代名词，然而交织在其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历史记忆并未褪去。学成归国者，既承载着国人对海外生活的好奇、对摆脱社会治理困境的追寻、对改变现状的盼望，同时也裹挟着国人对被国外势力和思想观念支配的恐惧、不安和提防，这正是中国社会一百年来“救亡图存”的话语与“现代化”的话语相互争战的延续。

中国一方面承认自身“现代化”不够，一方面又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与自豪。两重话语的张力和冲突，赋予了留学生和学成归国者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意涵，并为他们贴上了“海归派”这样的标签。

二、“海归派否定论”为何抬头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型以及“海归派”为国家建设做出的实实在在的业绩，“海归派否定论”一度退后。由于国家减少了对海外留学的条件限制，第三波留学潮从2000年前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然而近十几年来，社会不断出现对“海归派”的质疑声。“海归派否定论”的抬头，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海归派”不再等同于高学力。

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般家庭的收入上升。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孩子的海外留学也不再遥不可及，留学大众化的趋势更加显著。不少因学力不足而无法升入国内知名大学的学生，凭借父母的财力而到国外大学留学。同时，许多海外教育机构为了获得学生而降低入学门槛。这些都使留学生的数量在增加的同时，总体质量更加参差不齐。

又由于欧美等国经济的不景气，选择回国的留学生急剧增加。由于他们在留学期间在学习和生活上缺乏自律，并没有获得太多新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回国后就只能成为无法如愿找到工作的“海待”。

其二，“海归派”从校门到校门的情况增多。

第三波留学潮特征，除了大众化之外，就是年轻化倾向，高中毕业后直接升入海外大学的留学生激增。不同于经历过“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富有经验质感的把握的老一辈“海归派”，第三波留学潮中的留学生在没有深入体验和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就离开了中国。

对于在留学期间选择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中国学生而言，由于尚未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和对研究课题的妥当性进行专业判断的主体性，他们的研究很容易进入基于国外社会基础的议题设定中去，因而研究的课题本身有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

其三，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和日渐成熟。

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国际交流机会的多样化，使得本土学生与留学生在知识量、视野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留学生的优越性越来越低。

其四，“海归派”并不等同于高业绩。

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据笔者的经验，日本学者的治学方式倾向于不轻易下简单的结论，特别看重论证根据的明确性，以及论证过程的严密性。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日本研究者需要进行细致的调查，查阅详细的资料，投入大量的时间完成一篇论文，但结论有时会很暧昧，让读者不太清楚作者究竟想说什么。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则更加重视指明结论，更重视研究的结果而非组织严密论证的过程，也更重视发表的数量。由于对待研究时注重的侧面不同，研究成果的产出效率自然存在差别。

在就职方面，与留学生相比，熟知中国国内市场行情和就职生态的本土学生也表现出优势。如果按照业绩主义的学术评价标准，“海归派”往往不如积极投稿、瞄准在名门高校就职机会的本土派，而业绩不足则会被直接转换为“能力不足、水平不高”这样的评价。

不过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都在探索学生培养模式，并且卓有成效。

在人文社科领域，就有高校老师引导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开始进行跨学科的大量经典阅读训练，通过读书检查汇报会调动学生求知和探索的主体性；在硕士或博士阶段，让学生通过大量集体调查扎根中国经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如今，他们已经形成在中国基层治理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辐射性影响的研究梯队。

专业基础扎实，最贴近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可以充分发挥“母语优势”（母语思维最优论），在生计方面没有顾虑，这些都是本土博士相较于“海归派”所具有的优势。

如果说曾经的“海归派肯定论”和“海归派否定论”都是以海外留学者能够扎实地掌握外国的技术和研究成果为前提，即共同承认海外留学者的实力的话，重新抬头的“海归派否定论”则在否定的理由中加入了并非基于“救亡图存和革命传统”的新项目，即“实力不足”。

这是因为不少“海归派肯定论”者对新一代的“海归派”无法引领中国更加现代化、研究业绩更加突出而感到失望，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本土高校在培养模式、研究成果乃至世界排名上的迅速崛起，于是最终加入了“海归派否定论”者的行列。

三、“海归博士”的海外学习经验

“海归派否定论”的抬头和对新一代“海归派”的质疑和批判，是否意味着“海归博士”与“本土博士”相比毫无优势呢？也不尽然。以笔者在日本的留学经验，“海归博士”并不等同于新一代“海归派”。

首先，大多数海归博士仍然意味着高学力。

他们要最终取得博士学位，需要比本土博士经历更多的意志考验。真正欠缺研究能力的“海归派”是不会选择继续在海外读博的，他们也没有能力拿到博士学位成为“海归博士”。在日本，由于拿到博士学位对于提升就职后的薪金水平没有太大帮助，相反还使自己的就业面更加狭窄，只有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极少数学生才会选择进入博士课程。

就人文社科专业而言，因本科是日语专业而缺乏社科专业基础训练的留学生一般也不会选择读博。而像笔者这样本科非日语专业的留学生，虽然也算作“海归博士”，其实也得益于在国内已经接受过的一定程度的理论阅读和经验训练。

在本土高校完成基础训练，形成了基于本土社会经验的立场和问题意识之后，再到海外留学读博的群体，在研究选题和文献学习过程中就能够保持其主体性和主动性。他们有尽量避免脱离本土经验的意识，且在日本经验的冲击和回答日本人的提问中，不断对比、反思和观照本土经验。

一旦进入博士阶段，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经验调查、分析文献资料，不断推敲和完善自己论文的论证结构和过程。笔者最终花费5年在日本拿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前后共进行了5次答辩，每一次答辩后都需要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进行仔细的修改。

只有具备足够的耐心和沉着坚韧的意志，以及对于学术的真正热爱，才能顶着年龄增大、恋爱成家等诸多压力，走完这个漫长艰辛的过程。因此，海归博士虽然在业绩上与本土博士相比也许暂时显得“普通”，但成为海归博士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足够努力。

其次，海归博士有其独特的经历体验。

大部分自费留学的海归博士在留学期间除了凭借研究计划申请奖学金之外，考虑到家里的经济压力，还需要做兼职的工作，比如进入一些大学入学考试的辅导机构担当讲师。一些发放奖学金的财团会为留学生组织与日本社会和文化接触的活动。通过兼职，海归博士在留学期间可以深入了解日本的社会生态、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获得从文本信息中无法感受的认知体验。

同时，由于兼职分散了他们的研究时间，他们就需要更强的自律能力、时间支配能力、计划统筹能力和情绪调整能力，才能完成研究任务。当然也有一些博士留学生，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兼职，而最终偏离了学术研究，导致不能毕业，或放弃毕业而进入所兼职的机构工作。

这也从侧面说明，海归博士本身一定同时具备了兼职中培养的教学、社交等能力，以及对时间、计划和情绪的调控能力。而只要海归博士善于转化，这些留学体验和各种能力，都能够服务于驾驭在国内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第三，海归博士一定熟练掌握了至少一门外语。

海归博士一定在语言习得上投入了比本土博士更多的时间，对外语的理解和掌握也更加深入。对外语的熟练掌握，一方面让他们能够为国内的研究领域译介更多海外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吸收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里，另一方面也让海归博士具备了对比和统合不同思维角度的能力。

语言本身就是思维，就是逻辑，就是反映人如何对作为认知对象的事物进行分类、如何组织和结构化自己的想法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逻辑形式，比如印欧语系的语言重演绎和分析，东方的语言重归纳和综合，日语对客观的“状态”（state）更加敏感，而英语对事物的发生时态和过程的结果（consequence）更加在意。说不同的语言的人，即使是看待同样一件事物，他们的视角、思维的组织方式必然是不一样的。因此，海归博士的思维结构就更加开放和多元。

第四，海归博士多多少少从其导师那里学习到了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和做研究的虚心、专心、平心、恒心。

在笔者印象中，日本大部分学者治学能够做到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与中国社会整体浮躁、争胜、急功近利的氛围相比，海归博士在治学精神上会受到海外学界的影响。

与具体的知识和技术相比，海外博士在留学期间所习得的逻辑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于学问的态度、做学问的心态，以及学术鉴赏能力、对思考和学问本身之趣味的体察，都使海外博士不同于大多数本土博士。

第五，海归博士一般都曾活动于海外的某个学术团体，建立了展开国际共同研究的人脉基础。海归博士在海外的人脉，将成为国内高校专业发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宝贵资源。

结语

如前文所述，第三波留学潮中的“海归派”虽然良莠不齐，但大多数海归博士这个群体仍然具有一些区别于本土博士的优势。而在“两会”中提交讨论的议题中，与海归博士进行比较的也并非一般的本土博士，而是“优秀本土人才”。“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的现状，反映的是“海归派肯定论”在不少招聘单位的延续。

然而，“海归派肯定论”原本发源于中国在现代化程度上十分落后的时代，也以中国在现代化方面的落后为其合理性的根基。当中国本土也能培养出业绩突出、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本土人才”，甚至于与海归博士不相上下时，这并不说明海归博士的学力水平下降了，而是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摆脱了落后的面貌，使“海归派肯定论”已不再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根基。正因为如此，“海归派肯定论”在不少招聘单位的延续，才显得不再合理。

笔者也认为，“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是不合理的，因为成为“优秀的本土人才”同样需要付出超出普通本土博士的努力，其成就值得肯定，虽然努力的方向也许和海归博士不尽相同。但通过“海归派否定论”的思维来否定海外博士的价值，以达到批判“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这一现象的目的，笔者认为也是不甚公平妥当的。海归博士同样需要善待，需要用不同于本土博士的评价尺度来衡量海归博士的发展潜力和能力，给他们适应国内人际关系和学术生态的时间，为他们提供将能力转化为成果的机会和环境。

根据以上分析，在待遇方面，优秀的本土人才一定不如海归博士的现状是不合理的。同时，若要将海归博士的待遇定位在普通本土博士的水平上，同样是不合理的。优秀本土人才和海归博士，都应当得到相应于他们的付出的较高待遇。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走向更加从容、自信、开放的国际化之后，仰视海归博士的“海归派肯定论”以及歧视海归博士的“海归派否定论”将自然失去其合理性根基。当“海归派肯定论”与“海归派否定论”的“土洋之争”消失之时，“海归”这一具有身份标出性的词汇也许也将成为历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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