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年四家报纸停刊，这是其中的法制晚报和北京晨报。（ 合成图）

2019年伊始，北京《法制晚报》等四家报纸纷纷停刊，其背后原因令外界关注。专家分析中共新年大开杀戒停报的背后原因，主要是中共的加紧舆论管控，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

2018年12月31日，《北京晨报》首页向读者发出“北京晨报明起休刊”的通知。《法制晚报》则早在12月1日就发布公告，于2019年1月1日起休刊，称“向新媒体领域进军”。

在北京，2019年停刊的报业还有《京郊日报》、《北京文摘》。加上一年前，《京华时报》停刊，这令习惯了传统阅读方式的受众唏嘘不已。“现在的每天北京本地的日报，应该只有《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了，而且都越来越薄了。”一位北京网友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停刊的报纸被指是“党报集团下面的市场化报纸”。《法制晚报》为《北京青年报》旗下报纸，曾是北京发行量排前三的报纸。《北京晨报》也曾在创刊之初，广告收入破亿，3年后接近两亿。

2018年，北京被指成为报纸走向没落的缩影。陆媒披露，去年初《渤海早报》《台州商报》《湘潭晚报》等十多家报纸休刊；去年下半年，又有《新疆都市报》《淮南晚报》《西部商报》等近20家报纸相继停刊。辽沈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华商晨报》也在2018年年末停刊。

中共加紧言论管控

对于导致这些官媒停刊的原因，旅美政论家胡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实这些报纸本来都是官方媒体，本来讲的话、写的东西都是很注意和中共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当中共中央进一步收缩言论管控，那他们能够说话的空间只能大大缩小。

胡平指出，这些官媒关门，有的可能是经济原因，有的就是因为这个媒体影响比较大，让官方不喜欢。

他举例说，比如《法制晚报》，在法律界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表现在司法上，而司法是最后一道屏障。“谈法制的报纸，因为报纸总要登一些社会上不符合法制的现象，给出一定的批评，当局现在越收越缩，这种空间就越来越小。”

“所以哪怕你是官方的媒体，到头来你也不讨人喜欢，你又不敢登出真正有意思的报导或文章，而上级领导也对它不喜欢，总觉得你是个惹是非的，可能引起是非的东西，所以它们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媒体倒闭潮有多种因素，但其中舆论控制现在非常厉害，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媒体，尤其是自由派的媒体。

石藏山指出，中宣部动不动就下个所谓的“精神”，办报纸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稍微大一点的事情，必须按照新华社的通稿。而缺乏自由发挥的空间，令媒体的经营更加困难。

石藏山还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在中共的理论宣传、舆论政策‘左转’地非常厉害，所以中共党内偏向自由派的一批人可能空间更小，因为他们以前是依靠自由讨论和发一些灰色地带和擦边球来生存，现在这个全部卡死了以后，他们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他强调，这跟中共现在的政策也有关系，“维护高层权威，媒体会进入一个非常难受的时代。”

传媒业整体遭遇寒冬

石藏山认为媒体关门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因为网络的冲击，这两三年整个产业也非常糟糕。他说，“北京的动作如果放在一个大的背景里看，这是一个趋势，最近这二三年已经停了好多家报纸了，据说停了七八十家，包括都市报、晚报、晨报，办不下去。”

他认为，“宣传部门给钱当然是给机关报，像《北京日报》，不会拨款其它的地方。其它晨报、都市报、晚报基本都是要自负盈亏的。所以当然这批就全倒了。””

华商晨报社社长、总编辑刘庆在日前的随笔文章中也写道，“不仅仅是纸媒遇到问题，传媒业整体艰难”。对于“这张报纸消失的全过程”，“那些决策者们是不会有内疚感的，他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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