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英文版名Wuhan Diary，由中国武汉女作家方方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中国疫情中武汉封城后的故事。2020年1月25日起，方方在中国的网络新浪微博上每天撰写“方方日记”，记录她本人在疫情中的所闻所感，共持续到3月25日，一共60篇。方方日记自发表之初，国内便对它争议不断，但主流仍是以支持为主，认为她书写了封城期间武汉人的心声。

而2020年4月8日，消息爆出方方日记的英文与德文版将分别由美国哈珀克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和德国霍夫曼坎普出版社（ Hoffmann und Campe）在近期发行，目前已在亚马逊网站上开始预售。消息一出立即在中国网上激起了巨大争议和舆论分裂，大批方方曾经的支持者亦开始反对方方，甚至有不少人指责她“背叛者”、“抹黑国家形象”。

为何方方日记在前后期遭遇如此巨大的反转？方方究竟该不该在国外出版这部在人们看来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罪证”的作品？言论自由究竟和国家利益是否冲突，知识分子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张力？围绕方方日记及其出版，在中国社会掀起了许久未曾有过的争议，体制内的开明知识分子、极左派、传统自由派、新时代国家主义者、小粉红……几乎所有思想倾向的观点都随之喷涌而出，一时间绽放出中国社会的复杂思潮。

新时代国家主义派

这派人士往往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上，但不同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那般偏执，而是相对理性、开放，只不过考虑问题是倾向于站在国家角度，以体制内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为己任，在对政府保持建设性批评的同时，倾向理解体制的合理性，在国际政治中尽可能捍卫国家利益。

这种立场的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可算代表。胡锡进在疫情早期如同方方一样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失职渎职进行批评，在方方日记发表之初，尽管对其中一些观点和悲观色调不认同，但他依然支持方方的写作自由，认为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方方日记”戳到了集体心理的痛处，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尽管胡锡进认为光明是今日中国的主色调，也是这次抗疫中的主色调，但他依然主张，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当然，这也是一种体制内的开明立场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但当方方日记以“Wuhan Diary”（武汉日记）之名在美国、德国出版，尤其是起初外文版封面和序言遭到改动，被出版方宣传为，这是“对一个威权国家中监禁生活的独特审视”，便引起了胡锡进的公开批评。胡锡进称，方方作为武汉封城中的一个符号，应尽量多地保持建设性承担一份责任，此时美国正因本国疫情蔓延向中国“甩锅”，一些精英人士甚至要求向中国索赔，而方方却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上出版，“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胡锡进的看法代表了相当部分国家主义者的想法，他们认为方方日记在此时出版到国外，并以那种凸显“中共强权色彩”的包装形式，无疑很有可能成为西方政客操纵的政治工具。方方日记的内容也起到了“佐证”了他们政治企图的第一手材料。他们批评方方太过任性，有亏于民族大义。

小粉红

这个群体是在近十年来不断成长壮大的年轻世代。他们成长于21世纪中国高速崛起的时代，中国的成就培养了他们朴素的爱国之情，以及对体制的情感认同。尽管他们也对社会不公持以批评建议，甚至时常有所抱怨，但由于他们没有太多历史的负担，总体相信国家未来前途光明。

对体制的认同和爱国之情，使得他们既不像极左和极端民族主义那样政治立场先行，却也不像传统的自由派那样对体制充满挑剔和指责，也与方方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看多了国家阴暗面传统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有所隔阂。

因此，他们对方方日记中对体制的批评持有一种疏离和质疑。比如他们批评方方的日记“偏颇而且只暴露武汉的阴暗面，忽视当地民众的努力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永远只谈社会的黑暗面，至于千千万万中国人为此做出了多少努力，她是看不到的”。他们讽刺方方乱扣极左帽子的做法，“卖国就是独立思考，爱国就是极左”。

围绕方方日记，中国社会展开规模宏大的争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思想图谱，从体制内的批评者，到体制内的辩护者、国家主义者、自由派，到老牌的极左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再到新兴的小粉红，这场争论像一场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浪潮，将所有的中国社会思潮席卷进来，掀起这段新冠肺炎疫情历史的思想大辩论。

争论的大幕已经拉开，尽管不同思潮之间充满了分歧和隔阂，但也不乏对话和共识，而不同声音的对话和交流，是一个社会走向多元开放的开始。方方日记引起的辩论尽管已渐渐平息，但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还远远没有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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