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场与病毒赛跑、拯救生命的抗疫行动正在这个星球上悲壮展开。三个月前，中国武汉经历过同样的至暗时刻。人们曾愤怒于北京政府惩戒民间“吹哨人”、隐瞒疫情、罔顾生命而掀起网络风暴。但得益于北京的“举国体制”和“大数据”抗疫，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竟在不长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如何看待中国经验？别的国家可以效仿、应该效仿么？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能做出不同回答。

新冠疫情向生命提出的挑战，更是对大数据时代人类政治的挑战。简单的政治正确、粗糙的非黑即白是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无法理解当今世界的。人类的未来正在呼唤更健全、更复杂的政治哲学思维。

大数据控制不是极权主义的象征吗？是的。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人脸识别、手机监控、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有海量信息收集编码系统，它们在中国是政府控制异议人士的工具，也是镇压新疆穆斯林的工具，所以大数据控制乃《1984》的当代版、人权迫害的代名词，早已声名狼藉。然而，当大数据控制用于抗疫呢？

大约在3月初，在微信圈里见到一则“友情提醒”，说是武汉朋友转来的，内容如下：请大家非必要不出小区，你的健康码走哪儿都要打卡，就是收集你的所有行动轨迹，一旦你所行经的某个场所发生病例，你的健康码立即变灰，社区第一时间找上你家，对你全家进行隔离，居住小区也会再次立即封闭。健康的你很可能因为一个陌生人再次隔离。

不仅在武汉，这样的做法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执行。刚宣布武汉封城时，各地公安机构利用人口和信息监控系统，迅速查出从武汉到本地人员的详细信息。现在，随着疫情趋稳，武汉、北京等很多地方仍要求市民处处扫健康码、做好信息登记，只有过去14天没有与新冠确诊者接触，才可以进入各种公共场所。

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新冠病毒作为传染力极强的新型病毒，目前还没有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传染源和传播渠道。大数据帮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群、感染路径，也提醒每一个人遵守防疫规则，不可妄为。如果不是如此严重的疫情，大数据的“正面”功能大概还很难被人发现呢。

然而，中国的经验可以复制吗？表面看，似乎很难。

难点之一是数字监控早已恶名累累，人们很难把问题的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清楚区分开。诚然，大数据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是什么人在用它，又用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并非开发不出数字监控技术，而是担心此类技术的应用侵犯人权和公民隐私。北京政府反倒没有此类担忧，这正是人们批评它的地方，而且批评得完全正确。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病毒攻击不分国籍、不分人种，也不管你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就数字应用和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张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战民主社会的传统概念：毕竟当肉体生命受到严酷的当下威胁时，保证其延续可能高于平时人们珍视的那些个人权利或精神价值。最近的一些美国民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受访者愿意牺牲部分隐私权换取生命、控制疫情，包括利用手机信号提供警示、实施安全隔离等。

中国经验似乎难以复制的另一个因素是，西方没有中国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这次抗疫，当北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拖延、犹豫而果断宣布武汉封城后，其“举国体制”的优势迅速彰显：它先是从全国抽调3万多名医务人员携带设备紧急驰援武汉，后又派出7000多名医生、护士先后到位。

当然，问题仍然难在“举国体制”和共产党政权性质间的关系。由于北京政权的专制性质，“举国体制”往往与错误决策前提下的浪费甚至资源破坏相联系（如三峡工程），或与不计经济代价、政治账先于经济账的“维稳”相联系（如举国援藏）。然而，此次抗疫证明，“举国体制”作为中央集权行政框架内迅速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手段，凸显了它的有效性。这样定义的“举国体制”强调的是行政权力系统的能力或效能，而非其政治属性。这种强调并非无据可循：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可以和专制制度相联系，也可以和民主制度相联系，只不过就中国而言，集权与极权是不幸搅在一起的罢了。

如果我们把二者拆分开，眼前就会柳暗花明。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但它的联邦体系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显然帮了倒忙。人们通常注意更多的是总统川普的糟糕表现，他的自私、自恋和自大延误了宝贵的抗疫时间，他也没能有效协调和各个州长的关系，他甚至把选举政治带进了抗疫，这不仅是无能，而且无耻。但换一个总统，情况是否就会根本改观？美国联邦体系的刚性分权体系似乎很难有效应对突发的、跨区域甚至全国性公共事件。这次疫情暴露的美国应对机制的混乱，包括联邦政府缺乏领导力协调力、一些州长为争夺抗疫物资甚或为保护本州公民跨州旅行之类“权利”而打嘴仗，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在疫情如此灾难性的情形下。

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欧美各国仍处在新冠瘟疫蔓延的水深火热中。印度、拉美，甚至非洲大陆也都敲响了警钟。人类需要团结，团结才能胜利。已有的抗疫经验，包括如何集中资源、如何合理利用大数据，都是抗疫斗争中应该考虑的。

这么讲，不意味着民主的价值消退了。疫情毕竟会过去，人类还要往前走。即便在民主国家，紧急状态下建立的大数据控制体系是否会固定下来，成为侵蚀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工具？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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