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恩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他把全球城市定义为“新的国际分工协调和控制的中心”。1991年，社会学家萨斯基雅·萨森重新定义全球城市，她把全球城市定义为“管理和指导全球经济的战略基地”。(《全球城市的经济地位研究》)

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城市化，传统全球城市的概念已经被颠覆。全球经济不再仅仅受纽约、伦敦、东京等少数几个金融中心驱动。今天，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网络成员参与到商品、服务、人力、资本和思想的国际流动中，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经济增速过缓的担忧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城市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增长的作用。

鉴于这些趋势和挑战，布鲁金斯学会和摩根大通联合发布报告《重新定义全球城市》。通过引入多种指标构成的数据库，为全球最大的123个都市区建立统一标准，考察全球城市的经济特点、产业结构和关键竞争力因素（包括贸易型集群、创新、人才和基础设施的连通性），说明这些城市在吸引和积聚经济驱动力、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方面的差异，并对这些城市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报告界定了七种类型的“全球城市”：

1. 全球巨头（GLOBAL GIANTS）

包含：纽约、洛杉矶、东京、大阪-神户、巴黎、伦敦。

特点：

1）人口与财富规模较大。平均每个全球巨头拥有1940万居民，平均实际产出超过1万亿美元，是亚洲之锚平均水平的三倍。如果把全球巨头视为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们的名义人均GDP为5.8万美元，劳动力人均GDP 11.6万美元。

2）财富主要源于金融和商业服务业的高度集中，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平均占全球巨头总增加值（Gross Value Added, GVA）的41%。福布斯全球前2000强企业中的20%、营业额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企业中的18%，以及全球七大证券交易市场（按市值计算）中的五个都以这六个大都市作为总部所在地。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广告等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密集，为当地跨国企业管理层和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决策支持。

3）全球人才、资本和知识流动的重要节点。全球巨头的人口流动性较大。2014年，超过8亿航空旅客从这六大都市区过境，居七类全球城市之首。全球巨头人口的国际化程度亦较高，大约1/6的居民是海外出生的。资金也不断流入这些地区：2009-2015年，海外投资者在每个全球巨头的平均投资额为250亿美元。

4）知识创新在全球城市经济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七类全球城市中，全球巨头的教育水平排第一，专利获得率排第二，高校科技出版物的影响力也排第二。风险投资数据显示，全球巨头是孵化创业的温床，特别是伦敦和纽约。

建议：

1）继续为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通过保障稳定的技术人员供应、在公司与大学和科研机构间搭建桥梁等方式，吸引小型的创业公司。

2）缓解住房等经济负担问题。减少对住房供应的限制，鼓励建造经济适用房，协调住房、交通和土地利用规划。

2.亚洲之锚（ASIAN ANCHORS）

包含：太平洋沿岸的五个都市区——北京、香港、首尔-仁川、上海、新加坡、莫斯科。

特点：

1）聚集了大量人口和市场活动。平均每个城市的人口数量1610万，平均GDP 6680亿美元。自2000年，人均GDP以每年4.2%的速度增长。平均看来，亚洲之锚的居民已稳居全球中产阶级之列。

2）大量FDI涌入（莫斯科除外）。2009-2015年，平均每座城市吸引绿地FDI（指外国资本对新建项目的直接投资）460亿美元，香港和新加坡最多，北京和上海紧随其后。对海外投资者来说，亚洲之锚的吸引力在于：A、为进入快速增长的亚洲消费市场提供了渠道；B、基础设施连通性极高——航空旅客总数仅次于全球巨头，平均互联网下载速度在七类全球城市中排名第一；C、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D、有力的监管和良好的政治环境。

3）金融和商业服务业较发达。这些城市约有32%的总增加值来自金融和商业服务业（莫斯科为41%），10%的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业在此设立总部。香港、上海、首尔拥有大型的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

4）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科研能力有待提高。亚洲之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全球巨头的1/3。尽管亚洲之锚是本国的创新中心，但是其专利和高校的科学影响力与一些西方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从专利数量上看，北京和上海一共占中国的23%，莫斯科占俄罗斯的55%，首尔-仁川占韩国的6%；2007-2012年，亚洲之锚人均专利数量增长了78%。2009-2013年，公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份额增长了18%。

建议：

1）缓解住房等经济压力问题；

2）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3）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及技能水平，增加科研投入；

4）以优惠政策吸引新技术和产品公司。

3.新兴门户（EMERGING GATEWAYS）

包含：发展中国家的28个大型商业和交通入口城市，如约翰内兹堡、孟买、圣保罗、伊斯坦布尔等；以及中国的10座城市，即重庆、广州、杭州、济南、南京、宁波、深圳、天津、武汉和西安。

特点：

1）平均每个新兴门户拥有1000万居民，平均GDP 2650亿美元，其中圣保罗、广州、深圳、墨西哥城、天津、伊斯坦布尔和重庆的GDP超过4000亿美元。这些城市的居民在过去15年间跻身中产阶级行列。自2000年以来，新兴门户的实际人均GDP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其中亚洲城市增速最快（8.1%），拉美和非洲国家较缓（3.2%和3.6%）。目前，名义人均GDP约为28000美元。

2）新兴门户不均衡地集中了各自所在国家的竞争力资产。与本国其他地区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较高。许多新兴门户是其所在国家唯一的全球性研究型大学所在地。伊斯坦布尔、圣地亚哥、圣保罗和深圳的专利数量占全国的40％以上。商业、专业和技术服务占这些城市总产出的25％。然而，普通工人的生产率仅仅是知识之都、全球巨头和美国中等城市的五分之一。

3）新兴门户是全球人力和资本的入口。它们通常拥有连通性极佳的国际机场。2014年，新兴门户的机场共运送8亿乘客，比2004年增加了5亿多。这些城市2009-2015年间共吸引了580亿美元FDI，但是按人均计算则落后于其他几类全球城市。2011-2015年间，FDI翻了一番，风险投资增加了两倍，从2010年的43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41亿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全球创新方面，新兴门户与其全球巨头和亚洲之锚仍存在差距。

建议：

1）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2）增加教育投资。既要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又要提高技能培训的质量；

3）汇集人才，增强创新能力，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促进私营部门与高校间的合作；

4）增加交通投入，促进与全球的连通性。

4.中国工厂（FACTORY CHINA）

包含：22个中国二三线城市，主要依靠出口密集型制造业促进经济增长。这些城市代表了中国产业革命的地域多样性，分布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合肥和南通）、内陆地区（成都和淄博）和珠三角地区（佛山和东莞）。

特点：

1）中国工厂是中国的二三线人口中心，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平均每个中国工厂拥有800万居民，名义GDP平均为2050亿美元。2000-2015年间，产出和就业率的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2.6%和4.7%，居七类全球城市之首。实际人均GDP比2000年增加了4倍，从2500美元增长到12000美元，稳居全球中产阶级之列。

2）中国工厂对制造业依赖度极高，制造业占总产出的40%左右。实际上，与2000年相比，这些城市的制造业密集度更高了，2000年制造业占总产出的30%左右。中国工厂人口占全国的25%，但制造业增加值（8000亿美元）占全国的1/3。

3）中国工厂作为国际制造业供应链的节点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为发达经济体中更加富裕的消费市场提供产品。众多跨国公司都在这些城市布局了制造业务。但是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破坏，这些城市的污染程度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水平的40倍，中国40%的河流受到了污染。

4）目前，商业、金融和专业服务只占中国工厂总产出的12%，远低于其他六类全球城市（32%）。缺乏经济多元化是这些城市难以吸引FDI、风险投资和国际旅客的原因之一。此外，只有13个中国工厂拥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专利数量与雇员数比例是0.03:10000，15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10%受过高等教育。

建议：

1）制定能源、环境和产业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工业污染带来的居民健康状况恶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

2）过去10年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50%飙升到260%。中国工厂要寻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高债务问题；

3）受电子化和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制造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生活水平方面的边际改善效应正在递减。中国工厂必须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完成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

5.知识之都（KNOWLEDGE CAPITALS）

包含：19个中等规模、生产力高的创新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在美国，涉及不同的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圣地亚哥、西雅图和斯德哥尔摩）、生命科学（波士顿和费城）、医疗技术（明尼阿波利斯）和半导体制造（奥斯汀和波特兰）等。

特点：

1）人口规模中等，创新能力强。每个城市人口大约420万，但由于生产率高，所以在七类全球城市中，其平均经济产值（2830亿美元）排名第三，名义人均GDP（69,000美元）和劳动力人均GDP（136,000美元）居于首位。

2）知识之都的居民受教育水平极高：15岁以上的人口中，41%拥有本科学历，其中许多是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这些城市中高校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被引用频率最高。世界前100名科技影响力最强的大学中，有20所位于这些城市。

3）这些城市的科技研发往往被转化为新的发明。2008-2012年间，这些城市专利数量占全球的16%，而其人口仅占全球的1%，其中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占比最高，分别达到22%和19%。知识之都也是人均风险投资率最高的地区，过去十年间，全球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流向了这19个城市。

4）知识之都的航空旅客人口最多，表明有大量商务人士和休闲游客涌入。然而，知识之都吸引的FDI却不如其他类型的全球城市多，这说明这些中等规模的全球性城市需要在全球市场上提高自身知名度。

建议：

1）维持和拓展已有的技术优势。建设从中级技能人才到高级研究人员的人才队伍，根据雇主需求搭建教育培训体系，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果进行技术商业化，将联邦与各州的资源和机构与地方产业相结合；

2）提高国际参与度，增加出口，吸引更多FDI；

3）重视住房问题。房价高涨限制了人员流动性，从而限制了人员向生产率更高的区域迁移。

6.美国中量级城市（AMERICAN MIDDLEWEIGHTS）

包含：16个美国中量级城市，主要分为东部和中部的生产中心（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匹兹堡、印第安纳波利斯、底特律）和经历过人口激增的南部城市（迈阿密、凤凰城、奥兰多、圣路易斯、坦帕、萨克拉门托）。

概述：比较富裕，拥有优质高校和其他锚机构，但是贸易领域生产率和FDI水平较低。这些城市应该战略性地整合已有资源，提高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特点：

1）平均每座城市拥有300万人口，平均名义产出1490亿美元，名义人均GDP 52000美元。2000-2015年间，总产出、人均GDP和就业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0.4%和0.7%，低于其他全球城市。美国中量级城市的地方服务（医疗健康、房地产、教育和公共服务）集中度最高，占产出的28％，占就业的42％。此外，它们的贸易行业往往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虽然这些城市仍在寻求全球战略机遇，但它们至少保有一个与全球相关的出口产业。2008-2014年间，美国中量级城市的出口每年增长1.9％，略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4％。

2）地方服务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建筑业逐年萎缩，房价跌幅较大。制造业受自动化和国外竞争影响，就业人数减少，如今只占整体就业人数的7%。

3）拥有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在最常被引用的10个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占比名列前茅。这些城市中1/3的劳动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

建议：

1）传统制造业升级与转型，促进制造业与研究型大学合作；

2）发展教育和医疗产业；

3）增强出口竞争力和全球参与度。

7.国际中量级城市（INTERNATIONAL MIDDLEWEIGHTS）

包含：26个中量级富裕城市，如：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欧洲的布鲁塞尔、柏林、慕尼黑、罗马、米兰、慕尼黑，亚洲的北九州-福冈、名古屋、特拉维夫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

概述：这些城市在人力和资金方面与全球的连接度较好，但是仍处于经济危机过后的滞后增长期。与美国中量级城市一样，它们努力在全球经济中寻求衰退过后的商机，拓展成功之路。

特点：

1）平均每座城市拥有480万人口，平均产值2340亿美元，名义人均GDP 49000美元。大多数城市都有多元化的贸易行业，以知识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或两种业务结合为主。

2）国际中量级城市通过移民和资本流动被连接起来。约有22%的人口在外国出生，在七类全球城市中比例最高。这些城市人均FDI位居第二，居民人均FDI储备将近2000美元。33%的劳动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人均值均位居七类全球城市之首。

3）经济增长缓慢。2000-2015年间，这些城市的产值、人均GDP和就业率每年仅增长1.6％，0.7％和1.0％，在七类全球城市中排在末尾。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以色列城市的经济增长较为稳定，平均实际产出增长率为3％；而欧洲城市基本在1.1%左右。此外，国际中量级城市受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2000-2007年，这些城市的产出、人均GDP和就业率增长较快。如今，12个城市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大致一半的城市2015年就业率低于2005年，说明这些地区存在老龄化问题，且劳动力的市场参与度低。

建议：

1）推出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及创意；

2）解决新企业规模扩张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降低对新兴商业模式发展的监督阻力；

3）利用当地大学的研究和思想推动地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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