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头条 i4cc.ca ｜百年潮（下）

续前文：

百年潮（上）

百年潮（中）

【1917】•中国参战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协约国战争压力倍增。

为争取日本继续加大战争动员和投入，英、法、俄、意与日本缔结秘密协议，接受日本在战后全盘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

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拜访黎元洪、段祺瑞，鼓动中国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

两年前，袁世凯也曾想通过对德宣战以争取列强对其称帝的支持，但日本担心中国参战会提高国际地位，从而影响日本对山东的控制权，因此坚决反对。

现在有了列强对日本在华权益的承诺，日本方面的态度发生了陡然转变，转而支持中国对德宣战。

此时，中国是否参战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参战行动是在日本操控之下，还是在美国主导之下。

2月下旬，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赴华，向段祺瑞承诺：一旦中国对德作战，日本将同意中国缓交庚子赔款，并向中国提供必要的参战费等。

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宣布退出战争，协约国阵营更加吃紧。

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精准把握住了崛起的机会，并从此按住了欧洲的命门。

段祺瑞依靠日本支持，大肆收买、笼络各省督军，逼迫国会对德宣战，遭国会拒绝后，又联合起来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

5月，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突然罢免段祺瑞的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各省督军则纷纷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管制。

国内局势一片大乱，各国在华利益再次面临威胁。维持中央政府和稳定中国政局成为列强关心的首要问题，至于中国参不参战，反倒没什么人在意了。

6月1日，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停府院之争，不料却引狼入室。

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解散国会，宣布废除民国《临时约法》。

“辫子军”一进北京，无兵可调的黎大总统立马认怂，电请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自己一头扎进了东交民巷。

7月13日，一直在天津作壁上观的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赶跑张勋，重新执政，并趁机清除黎元洪和国会中的反对势力。

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宣战。

在中国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最终以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压倒美国支持的黎元洪、打败德国支持的张勋而告终。

尽管同属协约国阵营，但美国绝不容许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随即对日本发起贸易战实施报复，通过限制国内钢铁出口，使日本刚刚崛起的重工业生产遭受灭顶之灾。

这次贸易战使日本朝野普遍意识到，以日本单一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匮乏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狭小的国内市场规模（尚未开拓东亚、南亚市场），绝无对抗美国之可能。

首相寺内正毅遂派特使石井菊次郎赴美，与美国国务卿蓝辛谈判达成《石井-蓝辛协定》，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日美外交和平。

由于张勋复辟的闹剧结束得实在太快，远在上海的孙中山甚至还没来得及南下广东组织讨逆军，段祺瑞就已经把张勋赶出了北京城。

拉开架势准备大干一场的孙中山忽然失去了“讨逆”目标，正在“荷戟独彷徨”之际，重掌大权的段祺瑞却在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会怂恿下，决定大权独揽，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

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紧急召集国会非常会议（议员人数不足法定），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自任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随即通电全国，拒绝承认以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南方各省北伐“护法”。

在各界压力下，11月，段祺瑞辞去总理职务，二次组阁失败。

【1918】•安福国会

1918年3月，德军在西线战场首次遭遇失败，从此走到了战争的拐点。

8月，协约国军队在法国、比利时发起大举反攻，德军主力开始迅速瓦解。

9月，保加利亚王国投降；

10月，奥斯曼帝国投降；

11月，奥匈帝国投降。

11月9日，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德皇威廉二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宣布退位，随即逃往荷兰。

11月11日，德意志第二帝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自1917年8月中国宣布对德作战至德国投降，大约有15万中国劳工被英、法两国招募，其中，仅英国就招募了近10万华工，为协约国最终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

然而，华工们的付出却被自动无视。英、法认为自己只是花钱雇佣了十万名廉价、坚忍、勤快的中国劳工；国内各路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更是完全忘记了尚有十数万同胞正在欧洲参加战争。

3月，段祺瑞授意徐树铮联络皖系政客发起成立安福俱乐部，用“西原借款”的钱大肆收买议员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意图改造一个听命于自己的“新国会”。

程序完备的“伪民主”让孙中山心灰意冷，同时也看透了各路军阀参加“护法运动”的目的只是招兵买马、抢夺地盘。5月，孙中山遂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务，从广东返回上海。

离开广州前，孙大元帅曾给列宁发去电报，表示愿与苏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但随后因列宁遇刺，此事不了了之。

8月，民国第一届国会届满，停止履职，皖系操纵下的“安福国会”粉墨登场，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祺瑞继续担任国务总理。

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令，广州军政府宣布停战——中国国内战争的硝烟居然比欧洲战场的战火还多持续了5天。

这一年的中国，还有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发生。

4月14日，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在湖南长沙成立了，领头的两个人，一个叫蔡和森，另一个叫毛泽东。

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创业团队，全国少说也有上千个，风投大佬怎么会看上他们呢？！

【1919】•胜战之辱

伤亡3000万多人的“一战”终于结束了。

然而，在战败国德国，一个幽灵般的军事组织却几乎同时宣告成立，并很快成为凌驾于人民代表议会和魏玛政府之上的一头巨兽。

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条和平宣言》，欢呼“公理战胜了强权”。

在北京东单，当年曾经令中国人倍感屈辱的“克林德碑”，被改成了“公理战胜”牌坊。

北京学生自发举行提灯游行，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逝去的亡灵还在战场上空游荡，鲜血浸润的土地还没有迎来春天的花朵，又到了胜利者们瓜分战果、重新划定世界秩序的时刻。

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

会议的决策机构起先是10人会议（美、英、法、意4国首脑、外长及日本代表团2名成员），3月中旬后则改为4人会议（美、英、法、意4国首脑：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其他国家代表团只有参加会议并接受会议决定的权利。

威尔逊参会的核心目标是组成“国际联盟”，以便协调战后国际关系、安排世界事务，美国当然要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与组成“国联”相比，其他目标皆可让路。

中国代表团则由外交总长陆徵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广东军政府代表王正廷5人组成。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活动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月18日至4月22日）：争取平等权利，提出山东问题。

巴黎和会从一开始就未给予中国大国平等待遇。会议规定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均有5个代表席位，但中国却只有2席，甚至不如巴西和比利时。

会议确定5项议题，分别是：①组成“国联”；②战争赔偿；③惩治战犯；④劳工保护；⑤海口及水陆交通，但中国只获得讨论①⑤两项议题的权利。

自2月至4月，中国代表团接连提交《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其他关于山东省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说帖》《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说帖》《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定之条约及换文说帖》等文件，要求废除战前德奥与中国所有条约，废除“民四条约”和外国人在华特权。

然而，没有任何一国愿意因为中国得罪日本。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只是弱者的一厢情愿。

第二阶段（4月22日至5月6日）：列强沆瀣一气，出卖中国利益。

前文说过，两年前，为争取日本继续加大战争动员和投入，英、法、俄、意等国与日本缔结秘密协议，接受日本在战后全盘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

巴黎和会上，日本又借加利福尼亚排斥日本移民问题，在“国联”章程中提出种族平等议案，议案被美国否决后，便扬言退出“国联”，以迫使美国改变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果然，威尔逊一看日本要退出“国联”，立即慌了神，马上表态，只要日本不主张在山东的军事权利，而且保证青岛实行门户开放，美国即同意日本保留在山东的其他权益。

4月30日，美、英、法三国（意大利因分赃不均中途退出会议）通过对德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条款，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

而这份涉及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和约，竟然连文本都没有给中国代表团看过一眼！

5月1日，外交委员会（徐世昌专设的外交决策机构）决定不签约，由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委员兼事务主任林长民将电稿亲呈总统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给巴黎中国代表团。

5月2日，段祺瑞把持的国务院却又密电陆徵祥同意签约。

5月3日晨，汪大燮、林长民从政府电报处一个同乡那里闻听此消息，林即刻密电在巴黎游学的梁启超，请他召集在法中国留学生予以反对，并通知国民外交协会给在巴黎的代表团发电报予以反对。汪则迅速赶到蔡元培家中，请他通知北大学生代表开会商议。

蔡元培召集段锡朋（北大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傅斯年（五四游行总指挥）、罗家伦（五四宣言执笔人）、康白情等4名学生领袖当晚到家中开会，商议5月4日游行安排。

而其他一时才俊如邓中夏、张国焘、赛福鼎、罗章龙、许德珩（后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女婿为邓稼先）等，则并未接到通知。不能因为在1949年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大会上，许德珩先生曾代表当年的学生领袖发言，就把许老置于运动领导者的地位（因为前述段锡朋等4人或早逝、或随蒋介石南逃），这也是对历史的亵渎。

这里抄录一段运动亲历者匡互生的回忆：

“北京各校全体学生本来有一种五月七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的预备。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险恶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几家报纸和几个外国教员宣传的消息，竟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失败，并说失败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秘密订立的高徐、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大字上面。

因为‘二十一条’的承认还可以说是由于最后通牒压迫的结果，在以谋求永久和平相标榜的和会场中可以借着各国的同情把全案推翻的，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字来作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作箝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

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因空气这样紧张的缘故，大家就有提前举行示威运动的提议，于是五月四日举行游街大会的议案就由各校代表会议议决了。”

于是，由学潮而罢工罢市，抗议浪潮席卷全国，斗争的目的只有一个：督促政府拒绝签约！

被立宪改革、被辛亥革命、被新文化运动、被护法运动、被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唤醒的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这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是你我的国家，而不是一族一姓一家之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青年们、匹夫们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甘愿冒着被逮捕、被法办的危险，上街了，请愿了，行动起来了！

国内声势巨大的抗议浪潮很快传到巴黎，成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倚靠。

5月6日，大会宣读了对德和约草案，中国代表团提出正式抗议，对和约中涉及山东问题的条款声明保留。